李资平

原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正部长级医疗待遇）。

李资平1910年5月生于广州，先后毕业于广州广华学院和中国医科大学高级医学研究生班。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领导的铁四军军医院工作。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干部休养连连长。到达陕北后，任红军永坪医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留守兵团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医院管理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广东省卫生厅厅长、海军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医学校（第一军医大学前身）校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四川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常委、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

1955年，李资平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李资平同志，因病于2004年9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李资平，1910年5月出生，广东省广州市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李资平生于清贫市民家庭。他全家六口人，父亲是新加坡华侨，由于没有文化，又没有靠山，便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母亲和姐姐做工来维持基本生活。“五四运动”后，李资平从私塾转到免费的师范学校学习。

1925年6月，李资平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师范毕业后，考入了广州市广华医院，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1926年，叶挺的第4军在医院招兵，李资平的两位老师带了部分同学应征。师生们在广州河南军部医务处稍做停留，便随军北上。一年后，老师又带领他们回来继续完成学业。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前夕，李资平从广华医院毕业。面对日军的大举进犯，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中许多军医贪生怕死，为保全性命逃之夭夭。因此，十九路军急忙去广州招募军医充实各部队。广华医院组织了赵恩光、唐久庵、王子江和李资平四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他们日夜兼程赶到上海。由于走得匆忙，李资平没来得及和家人打招呼就投身到了抗日的硝烟战火中。当时，李资平和他的四位同学被分配到156旅第4团。赵恩光为队长，其他人委任为上尉军医。部队驻守宝山至吴淞炮台一线，这是日军主要的进攻方向，舰队大部分布置在这一条线上。

1933年，以十九路军为主体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李资平离开了十九路军。

1933年7月，李资平和同学们随唐久庵来到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随即参加了红军，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第一区后方医院主治军医。面对敌人的封锁，中央苏区对医务人员的生活依然很关心，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待遇。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的工作人员到红军的高级将领都没有津贴的情况下，却给医生们发“高薪”，并配有一名勤务员。虽然食盐供应非常紧缺，中央苏区还是保证发给每个医生每月半斤食盐。这体现出党和红军对技术人员、医务干部、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1934年10月，李资平随部参加了长征。长征前夕，被任命为军委干部休养连连长。这是一支特殊的连队，收容的是部分中央机关首长、老同志、妇女干部以及相当级别的伤病员，共有70多人，下分6个班，其中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邓颖超、贺子珍、李伯钧、危拱之、李坚真、刘英等同志。在行军路上，李资平和一些老同志渐渐熟悉起来，解放后，他还专程去看望过贺子珍。

1935年1月，连队随“红星”纵队进入遵义城。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纵队立刻开始整顿，一些笨重的坛坛罐罐被处理掉了，那些不能行走的重伤病员便留在了当地，由地方党组织负责安置。医务人员也有一部分到了基层。李资平被派到红3军团。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结束了万里长征。长期以来，使各级领导苦恼的是随军的大批伤病员问题，这时候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李资平随一批伤病员到达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1936年，李资平患上严重的伤寒病，全身发冷，昏迷不醒，高烧到40℃，几天之后才恢复了神志，但身体依然虚弱。休养了几天后，中央军委卫生部黄克诚、姬鹏飞两位部长与李资平谈话，要他到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永坪医院当院长。那时，李资平只有25岁，他说自己做医院工作没有经验，担心无法胜任这么重要的岗位。黄克诚鼓励他说：“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的，到了那里有什么困难，易秀湘同志会帮助你的。”永坪医院原是陕北红军唯一的一所医院，逐渐由三个所扩大为六个所，分为轻、重、内、外几个所。这个医院组织健全，相对正规，每所收容150-200病员，有1200张左右的床位，是陕北最大的医院。院部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人，全院工作人员七、八百人，工作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资平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二）

1939年12月，李资平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部部长。留守兵团直属中央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同时还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和积蓄干部。

1941-1944年，李资平在中国医科大学高级研究班边学习，边工作，并任苏联外科专家阿洛夫的第一助手。此后，李资平还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班，后又脱产一年，参加了中央党校专门为全军各军种、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设立的学习班。

（三）

抗战胜利后，李资平奉命奔赴东北，途经冀察热辽军区时被肖克、程子华留下来，任命他为军区卫生部部长。当时，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住在承德离宫内，新组建的卫生部和一个医院也住在里边。医院是日本投降后接收过来的，医院的组织还算健全，技术也不错，有伪满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日籍医学博士和一些日本护士。卫生部派米勒为该院院长，并派了政委和干部，其中有马旭、叶陵等人。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进攻承德地区。李资平随同主力部队向赤峰方向转移，中央分局和军区也转移到了林西地区。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对平津之敌进行围歼。东北野战军南下后，留下来的伤病员在锦西就有万余人，由近20多个医院收容治疗。为了对这些医院统一领导，东北野战军总部指示成立了医院管理局，李资平任管理局局长。医院管理局驻在锦西，设有医务处、行政处、财务处、药材处。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治疗，多数伤员痊愈归队，其余的伤病员连同医院全部交给了东北军区，由他们来接收。

1949年初，医院管理局进关驻扎在天津。当时，中央卫生部刚刚建立不久，需要干部充实到机关，便命令医院管理局的全体人员到北京，由中央卫生部统一安排工作。李资平便南下到武汉，任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兼广东省卫生厅厅长。

（四）

1950年，李资平奉命到北京组建海军卫生部，并担任部长。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李资平前往东北军区卫生部帮助工作。东北地区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转运站和重要的后方基地，同朝鲜战场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戴正华和李资平五次到朝鲜深入兵站和志愿军卫生部，共同研究解决伤病员的后送问题。正如聂荣臻所说：“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抢救、后运、治疗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在朝鲜战场，在后方，都发扬了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951年，李资平向中央军委建议，在东北地区创建了第一军医大学（原名东北军区军医学校），并兼任第一任校长。

1952年，戴正华调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李资平接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同年，美军对朝鲜北方和我国东北施行了化学战、细菌战。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命令李资平与他一同到鸭绿江边进行视察，发现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大批黑色昆虫。当时由于技术所限，只有消极的防治方法。他们请刘世杰教授（原北医教授）设计了消毒汽车，对前线后运的伤病员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并请铁路部门研究过境的火车消毒办法——用火车自身的锅炉蒸气进行车箱外的热消毒。

1954年，李资平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1955年11月，李资平任团长，率领中华医学会总会代表团（团员有沈克非、朱宪彝、陈景云）参加了波兰第十一届矫形创伤外科学会会议和波兰第三届血液学会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

1957年“反右”，中央的政策是加强地方院校的管理，抽调了一部分领导同志到地方院校工作。1958年，李资平转为预备役，调四川医学院任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常务委员。四川医学院是当时全国六所重点医学院校之一，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很多，仅是一级教授就有30多位。1957、1958年正是反右和大跃进期间，李资平到四川医学院时局面比较混乱，他便主动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尊重他们，支持他们开展工作。与他们一道建立起动物实验室、购买动物，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从而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

“文革”期间，李资平被造反派揪斗，后被监督劳动改造。揪斗、游街，就像赴刑场一样。当时，很多老同志由于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有的自杀，有的病故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斗争非常激烈，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干部被迫打扫厕所，住进牛棚，失去了做人的权利，肉体和人格都受尽了摧残。

1977年，李资平调往北京医学院任党委书记、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那时的北医，人心浮动，面临重建，工作量很大，打开局面非常困难。当时，李资平的家还没有安顿，便住进了招待所。在此期间，李资平配合当时形势，拨乱反正，抓落实政策，支持老同志的工作。经过了三年的努力，形势逐渐趋于稳定。

在北京医学院第六次党代会的开幕式上，李资平表示了退居二线的决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职位的进退、工作的安排，必须服从于革命事业需要。为党奋斗终生不等于一辈子当官，退居二线当顾问，为中、青年干部的成长铺路搭桥同样是光荣而重要的革命工作。北医党委领导班子中年老体弱的同志较多，不够精干，我年龄最大，又是党委书记，应该带个头。”

1980年9月18日，在《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刊登出一则消息，题目为《为使领导班子逐步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北医党委书记李资平主动让贤当顾问》。文中说：“粉碎‘四人帮’后，李资平被派到北京医学院任党委书记，工作勤恳负责，在教职员工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为了贯彻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使北医的党委领导班子逐步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自5月以来，他多次向组织表示，愿退居二线当顾问，给年富力强的同志让位。”从此，从形式上，李资平结束了他50年的革命战斗生涯。

李资平后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待遇。

李资平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准军级、原东北军区），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004年9月4日零时20分，李资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为陈毅治病

1934年，第一后方医院被评为模范医院，李资平和医务主任蔡文被评为模范医生。就在这年夏末，唐久庵从前方护送来一位负了伤的领导干部。院长和政委指定由李资平担任这位领导干部的主治医师。这位伤员是左腹腔沟贯通伤，股动脉大血管多，治疗时需要格外当心。当时，医治外伤的老办法是用纱布条引流，而纱布又是用农民织的土布裁成的。每次李资平给他换药都非常紧张，十分谨慎，生怕将股动脉碰破。

几天后，李资平才知道这位伤员就是陈毅司令员。陈毅司令员对同志非常和善，对李资平这个青年医生也非常关怀。他仔细询问了李资平的家庭情况和工作情况，问他参加红军后有什么困难。他也会说几句广东话，亲切地称呼李资平为“广仔”。

不久，中央从瑞金送来两块钱，院部委派李资平转交给陈总。这时他才知道，这是中央保健委员会发给陈总的保健费。他拿着这两块钱，心里沉甸甸的，感到极度的不安：“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负了重伤才发给两块钱？而我这么个小医生有时拿的却比他还多！”这些小事也充分体现出红军部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李资平和陈老总相处得很好。陈总的伤重，身体又弱，为了能使他早日恢复健康，李资平每隔二、三天就用张步峰给他的人参须炖了鸡汤给陈老总补身子。陈老总除了治疗和休息外，更多的时间是学习和阅读文件，李资平还记得，在陈老总的案头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封面上是他的亲笔：“斗争”。

延安时期和解放后的1956年，李资平曾两次见到陈老总，陈老总每次都提起那段往事，并对李资平给予他的治疗和照顾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