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光恢

汤光恢是江西省永丰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县学生联合会宣传股长、区农协委员会委员、县交通部长、军粮站长、区少共委员会书记、宣传员、干事、政治指导员、师侦察大队政委、红１军团政治部巡视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东征山西等战役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干事、皖南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军法处副处长、处长，江北新四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等职，参加了反“扫荡”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政委等职，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流江、上海等战役和解放浙江临海、舟山等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胶东军区政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公安军政委、黑龙江军区第二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汤光恢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汤光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3月4日在南昌逝世，享年99岁。

政治工作突出获“模范优秀指导员”称号

汤光恢，1909年8月生于永丰县恩江镇柏树内村。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永丰县的激进青年。在1927年“三七”事变后，他同人编写《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帮助群众正确了解共产党，正确理解共产主义。

1929年2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开进永丰县，在红四军的支持下，永丰县各乡镇农民协会纷纷举行暴动，并与国民党江西保安第二师争夺永丰县的领导权。1930年，红四军攻占永丰县城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汤光恢毅然弃教从戎加入红四军，开展宣传工作，并转为中共党员。

据《共和国将帅全纪录》记载，汤光恢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历任第11师组织干事、红一军团第二师5团连指导员。在反围剿斗争中，虽然红军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但也有战士因为思想不坚定、对前途缺乏信心而离队的情况。　为此，汤光恢通过开展思想教育、行军中在细节方面关心爱护战士等措施，让所领导的连队成员人心巩固。

在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5团连指导员时，每次行军，一旦看到所在连队的战士跟不上队伍，汤光恢就会主动上前扛武器弹药，让战士轻装前进。那时每天行军100华里是常事，一到宿营地，疲劳的战士基本是一躺下就睡着。然而作为指导员的汤光恢却不能休息，必须和连长等人做饭、烧热水，让战士们有饭吃、有热水泡脚。为了不打扰战士，汤光恢常和连长一起，将热水端到战士的地铺边，轻轻地帮战士脱下鞋袜，帮忙泡脚，这种关爱行动，常使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1933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汤光恢所在的连被授予“巩固模范连”称号，汤光恢也被中央苏维埃主席毛泽东授予“模范优秀指导员”称号，并因此名闻全军，并功迁第二师侦察大队政委。

出任新四军保卫部部长所撰文章成锄奸政策依据

1937年，国共两党为了抗击日寇侵略者再次握手言和联合抗日。根据国共代表协商中共领导的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中国国民革命军新四军，汤光恢也被调来充实新四军的领导队伍，先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军法处处长、保卫部部长等职，并在锄奸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事情是这样的，1941年1月7日，向江北挺进的新四军军部，在泾县茂林地区陷入上官云相指挥的8万国民党大军的包围之中，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枪杀，这让抗日锄奸的工作势在必行。在锄奸工作中，时任新四军保卫部部长的汤光恢重证据、轻口供，尤其反对刑讯逼供，坚持实事求是，防止扩大化。他为此撰写的《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两篇文章，成为新四军除奸的重要政策依据，为巩固抗日游击区，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新四军第一师吸收的上百个上海青年和学生，就是在汤光恢的领导下得以平反的。据了解，这些青年因环境的改变，或因生活的艰苦，有的逃跑，有的说“怪”话，使人产生怀疑，被纳入了锄奸审查范围。新四军第一旅锄奸科动刑逼供审问一逃跑的青年，这个青年在严刑之下，说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叫“真理团”的组织；另一女青年，怕受皮肉之苦，问什么就供什么，说上海共产主义“真理团”是托派组织，头头就是王兴华。就这样，王兴华立即被逮捕，“真理团”也被定性为托派特务组织。王兴华开始坚决不承认，但在反复的严刑逼供下，他屈服了，随口供出在上海参加“真理团”的有上千人，参加新四军的都参加了“真理团”。这个案子引起相关领导的重视，并最后决定由汤光恢审问“真理团”头头王兴华。在汤光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下，王兴华及“真理团”得到妥善安排。1990年，王兴华得知汤光恢在南昌，特意从东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汤光恢救了他的命，他的后40年的生命是汤光恢给的。

为配合军队需求带头由中将降为少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坚实基础，军队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3年12月至1954年年初召开的军委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之后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据史料记载，解放战争时期，汤光恢是第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在胶东布署兵力以防御美军佯攻山东半岛，汤光恢被调任胶东军区政委，并升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代理书记，按照评级评衔标准，汤光恢可评为中将军衔。然而在毛泽东提出中将名额过多，需要有人自愿降下来时，汤光恢自愿带头降为少将。

据了解，为了提高我军高级干部的文化素质，中央军委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成立高干文化班，从全军抽调了几十名正军以上干部参加学习，汤光恢包含在内，并担任文化班的支部书记。在评定军衔的过程中，负责文化班的学院副院长莫文骅找到汤光恢说，毛主席认为中将的名单超过了200名，多了些，要做做工作让部分人自愿地降下来。汤光恢当即表示，自己可以带头降下来，就这样，高干文化班里的詹化雨、段焕竞、陈云开等一共6人都自愿由中将降为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