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

60后从一个被否定了的时代走来。严格地说，60后对那个时代较少有切肤之痛，但在他们思想成型过程中，则经历了对那个时代的批判与反思，也许正是这种批判与反思的氛围，诱发了他们那个年龄段本就具有的叛逆性格。他们叛逆父辈，因为他们的父辈是那个时代的主力军；他们叛逆主流文化，因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阉割了他们的父辈；他们叛逆时代信仰，因为他们父辈的所遭受的洗礼让它顿显虚无；他们叛逆社会道德，因为经过那个疯狂年代摧残后的社会道德显得那么的虚伪……

叛逆可以显示自我，但并不等于具备自我。主流文化、时代信仰和社会道德，共同塑造着一代人的性格和品质，而当60后们将它们通通从自己的思想中格式化后，却发现竟然失去了自我！他们迷茫慨叹：“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并引发了一场全国大讨论。他们不能没有文化，于是传统文化开始复苏，许多60后自学孔孟老庄和韩非；他们不能没有信仰，于是哲学流行了，许多60后大量阅读哲学书籍，其中包括尼采和弗洛伊德；他们不能没有道德，于是他们父辈的道德观得到了他们的宽恕和接纳。60后的社会责任感极强：他们“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他们“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他们组织“保钓”；他们甚至两闹学潮……应该说，60后虽然叛逆，但他们骨子里还是属于传统的一代，因为他们仍然在用文化、信仰和道德的模具塑造自己，而且，随着他们叛逆性格的逐渐消失，他们曾经排斥过的文化、信仰和道德也得到了他们有选择地接纳和继承。虽然60后曾经那么的叛逆、那么善于思考和探索，但由于他们所做的仍然只是继承和吸收，较少创造性，因而人们所担心的文化断层、信仰断层和道德断层，并没有在60后身上出现。就这样，昔日的问题青年，平稳地成为了社会中坚。

当今中国政坛，“60后”正省部级官员共有5位，不仅“初具规模”，且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1960年出生的周强，不到47岁当选湖南省省长；1963年出生的胡春华，45岁出任河北省省长；1963年出生的孙政才，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时，年仅43岁；1961年出生的努尔·白克力，刚过46岁即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1966年出生的宋祖英，刚过42岁就从大校军官晋升为副军职干部；1967年出生的陆昊，在被任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时，离自己41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60后高官周强

从国内看，“60后”高官是“60后精英”在政治领域里的集中体现。他们年轻务实，政绩斐然，且富有个人魅力，被视为“政坛新星”，引起广泛关注。在近年的“两会”和党代会上，都能看到各路媒体蜂拥而上、“围堵”他们的场面。有关他们的新闻，不再限于党报党刊的报道，也能迅速登上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且点击率甚高。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不仅为其主政的部委、省份所熟悉，在全国也广为人知。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很多普通民众对他们的个人魅力评价很高，对他们的亲民风格颇多好感。

从世界范围看，“60后”高官也是“20世纪60年代留下的丰硕之果”。有媒体将这个60年代称为“狂飙的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五月风暴涌动；美国反越战游行、黑人民权运动盛行；中国的‘文革’开始、知青上山下乡；南美丛林和非洲，游击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40年过去了，在经历了激动、磨砺、悔悟、反思之后，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精英成为各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在当今社会中呈现出别样的魅力……”

60后高官胡春华

毫无疑问，“60后”高官将会对当今和未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沿着周强、胡春华、孙政才、白克力、陆昊5位正部级官员的成长轨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进行多角度深入采访，向您讲述他们的政治智慧、骄人业绩和人生传奇。

越来越多的“60后”走进省部级干部行列，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坛引人注目的现象。“60后”省部级官员是如何脱颖而出的？他们有什么执政特点？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

《环球人物》：我们知道您也是“60后”，从整体上看，您觉得“60后”官员有哪些共同特征？

60后高官孙政才

毛寿龙：可以说，目前“60后” 官员们已经成为中国政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知识化”。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上山下乡”，耽误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佳年龄。而大部分“60后”们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在知识结构和思路培养上都有所优化。

“60后”官员的第二个特征是“年轻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团组织工作时得到了培养。1978年10月，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因“文革”而处于停顿的团组织活动开始恢复。“60后”考上大学后，成为恢复团组织时的第一批团员。作为党的预备人才，在共青团系统里锻炼出来的年轻干部，往往成长很快，也因此比较年轻。

“60后” 官员的第三个特征是具备较强的包容性。和现在尚为年轻的“70后”、“80后”相比，“60后”们对过去，尤其是“文革”还有一定的记忆，这种对动乱的感受促使他们在后来的工作中格外重视制度和稳定。另一方面，“60后”们对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有着更深的感受。

此外，调动频繁、履历丰富也可以被认为是“60后” 官员的又一个特征。

60后“第一夫人”彭丽媛

《环球人物》：“60后”省部级官员脱颖而出，除了您刚刚提到的时代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国家是否也在有意识地培养、提拔他们？

毛寿龙：“60后”省部级官员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党的干部年轻化战略。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干部年轻化”就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任务被提了出来，由此揭开了我国干部年轻化的序幕。刚跨入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目标，并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了我们的干部标准和“四化”方针。在党的十二大上，“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载入了党章，我国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和提拔也由此逐渐形成了制度。

2006年，胡春华、孙政才、周强分别被任命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农业部党组书记和湖南省代省长。此外，在当年已经完成党委换届的14个省份中，50岁以下的有56人，其中45岁左右的有21人。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大批“60后”年轻干部开始拥入各级领导层，甚至跨入到省部级决策层。

《环球人物》：我们发现，这一批“60后”高官在专业背景上，学经济、法律等文科专业的占绝对多数。同样，硕士以上学历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提拔高学历文科生，是巧合，还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

60后正军级干部宋祖英

毛寿龙：高学历文科生从政并不是巧合。改革开放后，国家恢复了大部分高等院校文科专业，培养出一批经济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方面的人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是我们工作的中心，学经济类的毕业生就自然随之得到重用；到了90年代，随着我们进一步倡导依法治国，法学专业也跟着“吃香”起来。可以说，不管什么专业的人才，都是随着国家发展的需求而被起用的。如今高学历文科生受到提拔，只能说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环球人物》：“60后”官员都有哪些施政特点？对中国当前的行政改革有哪些积极作用？

毛寿龙：因为普遍还比较年轻，“60后”官员在行政工作中往往会以一个较低的姿态来做事，也会更加踏实、低调和务实。他们大多具有很强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善于沟通和表达。

另外，“60后”官员们的领导风格也会和之前的领导人有所区别。“60后”官员们在工作中会更加重视法制和制度建设，会更多地依靠制度而非个人魅力来保证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样也会更加亲民和清廉。而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我们的“渐进式”改革，有助于推进政治发展。

60后出生成长于封闭固守的“洗脑式”教育时代，国家义务、社会责任，还有那时势造英雄的情结和说不清根由的义气都深深烙印在这代人的意识中。青春期时日渐形成的主流价值观在真正走向社会的年纪，却不幸遭遇了背道而驰的经济变革时代。

他们曾经号召“团结”，倡导“兴华”，组织“保钓”，甚至两闹学潮。他们信爱“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这样情怀的诗句。他们经常良心丧于困境之中，为不能坚守而夜不能寐。固有的模式思维冲撞在现实生存的选择面前，催生了无尽的激砺、悔悟和反思。在崔健、王朔之流文化先锋代表人物不安而狂妄的呐喊宣言中，很多人被感动和震撼了，叛逆还是保守、道德还是私心、责任还是自我之间的博弈不断挣扎在蠢蠢欲动的求索道路上。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挺了，有些人躲了，而有些人疯了...

60后高官甘霖

但是，不可否认，这代人是真正具有成熟人性和理性思维的，他们中的精英更是无可避免的成为了现今社会的中流砥柱，尤其是成为了先锐思想的实践者。“像个男人一样体面的活着”，恐怕是他们至今未曾被改变的秉性和诉求。不过，自我奋斗的艰辛阅历在面对下一代的成长中，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们。

60后高官黄莉新

一位60后的教授至今膝下无儿女，问到原因时这样回答：“说实话，我不知道将来应该怎样教育我的孩子，我自小坚持的信仰在如今的社会全是一纸空文。如果我以真正人性角度出发教导孩子的时候，我知道他将不会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生存下去。”

海子、骆一禾、戈麦、西川、余华、苏童、张曼娟、潘向黎、麦家、迟子建、毕飞宇、虹影、范稳等。

林美秀、林协忠、陈幼文、魏伯勤、刘杰、蒋笃慧、曹冀鲁、符爽、李明幸、林谷珍、林芳雪、李景唐等。

陈娟红

王铭铭、刘擎、陈清泉、孔庆东、宋鸿兵、关彤、于建嵘、曹建海、任剑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