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一号

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福建泉州特征的木质古沉船，沉没于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南海一号”古船是尖头船，专家从船头位置推测，当时这艘古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国。令人惊奇的是，这艘沉没海底近千年的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船体的木质仍坚硬如新。这艘沉船的出现对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科学规律研究，提供了最典型标本。同时，它也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从发掘出来的文物来看，从船体造型该船始发港口可以肯定是来自福建的泉州。受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部门的力邀，水密隔舱造船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芳财将按1∶1.1比例仿制宋代古船“南海一号”。

南海一号古沉船模型

1987年8月，广州救捞局与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Maritime Exploration & Recoveries PLC）在上下川岛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RIJNSBURG）时，并没有找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却意外发现了在深埋在23 米之下的另一条古代沉船，并打捞出一批珍贵文物。由于发现沉船的海域位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专家认为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当时将这艘偶然发现的沉船命名为“川山群岛海域宋元沉船”，“南海一号”是后来由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创始人俞伟超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命名的。

1989年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前身）与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正式开始对“南海一号”进行水下考古调查，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队伍成立之后，在中国海域所进行的第一水下考古调查，张威成为第一位触摸到“南海一号”的中国水下考古专业工作者，这次调查被誉为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

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应香港特区政府邀请，前往香港迪士尼乐园建设用地范围的填海区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在张松先生和张威先生的共同宣传下，香港商人陈来发先生，创建了名为“中国水下考古与探索协会（香港）”的组织，并发起募捐，为“南海一号”进行水下考古无偿捐助港币120万元。开创了香港民间组织无偿资助大陆水下考古事业的先河。

2001年4月，由于陈来发先生的捐助，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水下考古专业队员共12人，搜寻和定位沉船遗址，这次调查中，水下考古队对这艘沉船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2002年3月至5月间，水下考古队再度下水，对海底沉船进行细挖掘、细打捞，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

2003年10月，广东省文化厅召开《“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专家论证会。

2003年11月，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主持召开会议，规划、立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设项目。

2004年，“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确定。

2004年3月，广东省发改委同意筹措资金，在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2005年12月28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开工兴建。

工作人员在展示取出的泥土样本

2007年12月21日，“南海一号”古沉船起吊，12月22日上午10时，在现场举行“南海一号”出水仪式。

2007年12月28日下午3点，南海一号完成整体打捞，正式进入水晶宫。

2008年，水晶宫开馆迎四方游客。

2011年3月底，开始对古沉船“南海一号”第二次试发掘，本次试发掘主要目的是确定船首和船艉的准确位置，并采集水、泥和沉箱等标本进行试验和测算。

2011年4月25日，广东文物考古所发布了，本次试发掘确定了船艏在沉箱中的位置，为“南海I号”整体发掘奠定了基础。本次试发掘发现的“南海一号”的“隔舱板”和“船舷板”帮助研究人员基本确定的“南海一号”船头的位置。据介绍，“南海I号”目前尚未有整体全面发掘的计划，需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发掘方案。

隔舱板

2013年11月28日，在广东阳江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启动南宋沉船“南海一号”的全面发掘，用三四年时间，取出全船6万-8万件文物。

2014年5月15日，南宋商船“南海一号”，经过整体打捞、两次试掘，现已进入船体正式发掘阶段，上层淤泥即将清理完毕，松木船舷和一匝匝瓷器、铁器已清晰可见。

2015年1月28日，经过7年的保护发掘，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考古识别，这些南宋外销瓷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民窑瓷器构成。

2016年1月9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局等单位在广东海陵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发布“南海一号”保护发掘项目最新进展，公布沉船类型、船货发掘最新发现以及推测的沉船年代等重要考古新发现。目前已出土文物超过1.4万件套，专家推测它是属于南宋中晚期一艘“福船”类型的古船。

据介绍，“南海一号”是一条满载货物的沉船，从我国的东南沿海港口装货后，在前往南亚、西亚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途中沉没于海底。船内现存的货物以瓷器、铁器为主，钱币亦有相当数量，纸张、丝绸等有机质货物可能已分解不存。截至2016年1月5日，总共出土文物14000余件套、标本2575件、凝结物55吨，其中瓷器13000余件套、金器151件套、银器124件套、铜器170件，铜钱约17000枚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船木等。下图分别为“南海一号”挖掘现场和龙泉窑系青釉菊瓣纹碟。

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于20年前被发现，出于各种原因始终让它静卧海底，未加过分扰动。在沉没800多年后的今天，它终于被整体“托出”海面。滋味难辨的是，昨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俨然成了旅游推介会，旅游局长唱主角，给记者的资料有不少是推介旅游的。沉船历史在出水的一刻已然改变。它不仅要适应广东耗资1.6亿元建造的水晶宫，更要把自身的命运托付给尚无确切把握的考古界，甚至被卷入势利的利益考量。

历经许多年的探测，“南海一号”的某些特征已被初步掌握，比如船体的尺寸、货物主要以瓷器铁器为主、深埋于海泥之下、船身除甲板外结构完好，等等。进而，建立在这些特征之上的意义也被创造出来并一再重申，比如能够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贡献珍贵实物、可以充实航海史和贸易史等。在这些不无道理的演绎下，“南海一号”早已演变成一个文化符号，发掘“南海一号”行动随即成了文化大事件。

“南海一号”的众多谜团和不确定因素仍旧存在，这让沉船现今的格局祸福参半。随着它被打捞出水，悬疑和担忧显得更加紧迫。到目前为止，“南海一号”内部舱位的细节资料依旧不为人知，约莫估算的6万件瓷器尽管价值不菲，可并不能揭示船上的所有秘密。此外，相较于零星发掘，眼下采取的整体发掘模式固然有不可比拟的优点，但风险同样存在。一旦离开原先的环境，沉船面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会给考古带来怎样的影响？潜在的风险紧随“南海一号”浮出水面。

“南海一号”的首要价值理应是考古价值，而决定这一价值大小的是古船的原初面貌。假若“南海一号”的新环境不幸改变了沉船的历史面貌，其学术价值无疑会大打折扣。水下考古在我国是新型学科，其技术力量与发掘实践密切相关。文保能力的进步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文物为代价的。“南海一号”上早期出水的瓷器发生破损即为佐证。“南海一号”的考古价值是第一位的，但考古价值不能简单用金钱来衡量。“南海一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对研究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等都提供了典型标本。其搭载的文物也有可能解开‘海上丝绸之路’的诸多秘密，其文物考古价值远远高于经济价值。

从考古学意义上讲，真正的发掘挑战恰恰在出水的瞬间开始形成，或者说从海上丝绸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的那天算起。这自然就牵涉到两种变量，关系考古界和政府意愿两个方面。广东考古学界对南海Ⅰ号抱有冷静的专业态度，这从不惜耽搁20年、反复论证方案等做法上可见一斑。可是，面对被秘密层层包裹着的沉船，具体问题强烈凸现，专业人士有无能力完美掌控这一珍贵资源不得不存疑。

技术不仅仅是唯一的障碍。移入水晶宫的“南海一号”后续发掘或会持续十年甚至更久。如此漫长的考古时期事实上与政府对沉船的开发筹划有冲突。早在数年前，阳江乃至广东就将“南海一号”作为旅游新项目加以推介。考虑到“南海一号”的文化效应、政府对考古发掘的巨额投资，如此筹措也具充足的正当性。“南海一号”的考古研究和发掘大面积铺开后，其耗费也需丰厚的资金作为后盾。但如果对经济价值的追求受限于考古节奏，财政拨款对“南海一号”的支持动力还能持久吗？如果地方要求发掘工作服从盈利计划，会否加重沉船困境、削弱考古的本初内涵？

关于“南海一号”“沉船宝藏超千亿美金”、“价值可与兵马俑相媲美”、“海上敦煌”等狂狷之辞喧哗，不仅引起国内舆论的反感，也招致考古界齐声责备与讥讽。实事求是地说，对“南海一号”考古价值的评估刚开始，早早就圈定那么多宏大的意义不免草率。无论“南海一号”的全部价值有多高，仍倚赖于对它富有成效的发掘。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其考古价值，取决于在接下来的进程中能否排除技术风险、能否最大程度地保留沉船的历史原貌。

将其带进水晶宫的新天地，只是人为接续了“南海一号”的船史。假如希望用它改写岭南的文化史，则需艰巨、细致的科学探寻。在此之前，虚于文保经费的跟进、专于所谓旅游亮点建设，恐怕已失掉平常心。无论如何，“南海一号”是横亘在考古界面前的复杂命题，它弥足珍贵而不可再生，科学精神始终是第一位的。看客的心态或培养看客的心态都应该收敛或节制，毕竟这是考古而非表演。

2004年，“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确定。按照这一方案，打捞预算为1亿多元。但随着打捞出水时间的推后，打捞成本也逐步上升。按照“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队透露的数字，为打捞“南海一号”修建临时码头花了1400多万元，单就两艘打捞船每天的租金就高达80多万元，还有施工中投入的钢材、水泥、水下设施、船舶、人工等，算下来，打捞工程预算接近1.5亿元。如果加上“水晶宫”1.5亿元的造价，“南海一号”打捞并保存的总成本将高达3亿元人民币。方案一出，就被人评价为“不计成本的疯狂举动”。

南海一号入住“水晶宫”

一般的沉船打捞也就花费几百万元，“整体打捞并保存”要比“原地打捞保存”多花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资金。“南海一号”2007年12月28日进入“水晶宫”后，预计博物馆每年的运营费用需要2000万元。

为了整体打捞“南海Ⅰ号”，财政部2006年审定9000万元专项资金，财政部拨款3000万元，剩余由地方财政补足。为了建造保存“南海一号”的“水晶宫”，有关部门已投入了1.5亿元。不少人提出，花费如此“昂贵”的费用对一艘古沉船进行打捞和保护到底值不值？单霁翔说，打捞“南海一号”的意义是综合的，首先它对中国水下考古学科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为了保护这些水下文物，中国进行了多学科的攻关、跨学科的研究，积累了很多宝贵和先进的经验；同时，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和发掘，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对于“南海一号”上的文物价值，外界也进行了各种估算，甚至有媒体估计这些文物价值达3000亿美元。单霁翔表示，“南海一号”上的6万至8万件文物信息量非常大，“这些文物加起来会放大它们的价值和信息，简单地对文物进行估值是不科学的。”

已确定采用“整体打捞”的方案，将沉船、文物与其周围海水、泥沙按照原状一次性吊浮起运，然后迁移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这次的打捞与建造广东海上丝绸博物馆水晶宫经费将花费2.3亿元人民币：打捞经费7000万加建造博物馆1.6亿。

两艘万吨级的打捞船正忙碌不停地作业，一个特制的沉箱已经被下放到水底，用于将沉船整体打捞出水。沉船掩埋在海底1米深的淤泥中，是一个长30米，宽10多米，高3—4米，连带海底凝结物重达3000吨的庞然大物。人们将它整体平移到海岸边那座正在兴建的博物馆中，然后放入一个巨型的玻璃缸当中，一边发掘一边展览。这个计划如此宏大，以至于世界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看到这个方案时连声说，不可想象，这只能是在中国才发生的事情。从1987年到现2007年，20年间，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沉船已经成为中国水下考古里程碑式的标志，它的发现和打捞过程充满各式各样的奇迹和波折，亦如中国水下考古本身的进程一样：从没有一个水下考古人员，没有一套水下考古装备开始，到目前已经着手操作世界上最具难度的水下考古实践。

“南海一号”出水的德化窑粉盒

考古学家认为，“南海一号”的发现和打捞，其意义不仅在于找到了一船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它还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因“南海一号”不仅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上，而且它的“藏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和可贵，给此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可信的模本。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可以复原和填补与古代中国“海上丝路”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空白，也很可能带来“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兴起。

该船整体打捞后将放置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水晶宫）。

据介绍，“南海一号”整体浮出水面后，将转移、安置于由广东省政府将直接拨款1.6亿元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内，进行保存及供人们观赏，该博物馆预计将于本月底封顶。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位于阳江“十里银滩”上，占地13万平方米，博物馆藏品规模确定为3万件。“水晶宫”是一个巨型玻璃缸，其水质、温度及其他环境都与沉船所在的海底情况完全一样。通过“水晶宫”的透明墙壁，还可以看见水下考古工作者潜水发掘打捞文物示范表演。

“南海一号”现已出水数千件完整瓷器，不少瓷器极具异域风格，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南海一号”还出土了许多“洋味”十足的瓷器，从棱角分明的酒壶到有着喇叭口的大瓷碗，都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情。

“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遂宁赋》魏明伦

“南海一号”中出水的青白釉铺首执壶瓷器

“南海一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一号”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

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绝伦，遂以“景德镇”之名久久风行。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的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1.3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称，现如今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

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在国外，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金器是“南海一号”上目前出水最惹眼、最气派的一类文物。南海一号共出水了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黄金首饰，没有生锈，闪闪发亮。它们比较统一的特点是粗大。鎏金腰带长1.7米，鎏金手镯口径大过饭碗，粗过大拇指，足足四两不止。可以推测佩戴这些饰品的人体格粗壮，身材高大。

“南海一号”沉船点发现铜钱已达上万枚。其中，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年代最晚的是宋高宗主政期的绍兴元宝。

铜钱

这么多的货币一方面可能表明当时中国的国力之盛，中国货币可以成为“海上丝路”的硬通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船主的富裕。

除了陶瓷这类人们熟知的中国特产，那时科技领先的中国，还向世界输出铁器，800多年后，它们已经面目全非。“南海一号”船仓里面还有两样比较大宗的东西，就是铁锅跟铁钉，铁锅跟海水发生作用后，一摞一摞地变成了铁疙瘩；铁钉个体较大，二十多厘米长，铁钉都是拿竹篾进行包扎的，数量非常多。而在宋朝，广东正是铁器盛产地。

在“南海一号”装载的货品当中，除铁锅外，出水的还有不少金属制造的商品，如铜环、铜珠等。对两者的用途，考古人员表示铜珠的用还不好推测。专家分析说，从这些制品的外观看，只是经过初步的铸造或打磨，像铜环等上面并无花纹等装饰的痕迹，有可能是“南海一号”的船主将中国造的半成品运往海外进行深加工。

在中国久远的历史中，丝绸和瓷器，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外贸产品。自长安或洛阳为东起点，经甘肃、新疆，再到中亚、西亚，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从汉朝开始，来自中国的丝绸就这样由各色商人牵着驼队，通过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运输到亚欧各国。这种贸易一直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程旅行记》中，第一次给这条道路起名“丝绸之路”。 在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丝绸，也在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国外。这是一条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一直向西，穿过南海，抵达外部世界的贸易通道。它不仅仅只是贸易之路，还是朝贡之路，文化交流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即有记载，当时中国船只从广东、广西、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岛东岸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之后，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演进，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更加遥远，贸易也愈显繁荣，对于中国瓷器来说，再也没有比水运更加便捷和安全的运输方式，这条航线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在获得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前，这条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只存在于零星的文献记载当中，对于贸易路线和贸易方式，人们知之甚少。直到本世纪航线沿岸的一些港口，陆续发现出一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和其他文物，人们才得以一点一点地拼接出有关这条航线的细节。这条航线显然早已超出东南亚的范围，而是穿过南海，驶过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甚至非洲东海岸的许多港口也有中国瓷器出土。

“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正是处于这条航线之上。由沉船的海域向东北，经过川山群岛，可上达阳江、海陵岛、广州、潮州、泉州、厦门等港口，向西则可下雷州半岛、琼州海峡以至广西，然后穿南海到达更加遥远的目的地。 沉船船头朝向西南240度，看来正是从中国港口出发，驶向外洋的货船。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郡县制度。公元前214年派军队攻打珠江流域的越族，秦统一了岭南越族地方后，设置了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两阳初属其中的南海郡，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东汉末，两阳属东吴统治范围。公元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孙权将高凉县从汉时的合浦郡分出，设为高凉郡，转由广州管辖，下统三个县：安宁县（今阳江市区及其东部）、高凉县（今阳东县北部地方）、西平县（今阳东县白沙镇、江城区埠场乡、平岗镇、阳西县程村镇邻近部分地区）。两阳由县升郡。

南北朝时，两阳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了。公元527年（梁大通元年）高凉郡从广州分出，连同杜陵郡、宁康郡、阳春郡等合设为高州。高州州治中心在今江城（从公元527年至649年），管辖今阳江市及茂名市的大部分地方（包括良德）。阳江由郡升格为州，下管郡，郡管县，历时122年，是祖国南疆的交通要冲、军事重镇。

公元606年（隋炀帝大业二年）隋政权把安宁县、高凉县分出部分地方合成一个新县--阳江县。在阳春郡中设阳春县。阳江县、阳春县从此得名。

公元649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阳江县、西平县、阳春县、杜陵县等从高州分出，建为恩州，属广州都督府管辖。恩州州治在阳江，从贞观年间唐太宗时建恩州起至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撤除恩州，阳江、阳春各自为县止，两阳被称呼为恩州达719年。此后。江、春两县归肇庆府管辖。

“南海一号”失事的海域位于阳江市阳东县东平镇大澳村附近。明清时代，大澳村的大澳古港因地理位置便利、自然条件优越，成为广东沿海的大港之一，是从广州开始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重要港口，海上商船频繁出入大澳，商贸极为发达。

南海北部1987年9 月～1988年10月沉积物捕获器中颗粒物质和硅藻通量的季节性 变化受到季风气候的控制。颗粒物质与硅藻在东北和西南季风盛行期增加，在季风转变期减 少。浅层和深层的颗粒总通量、蛋白石通量、碳酸钙通量、蛋白石/颗粒总通量比值、碳酸钙/颗 粒总通量比值、有机碳/磷的比值以及浅层硅藻ThalAssionema nitzschioides、Coscinodiscus excentricus、Coscinodiscus nodulifer、Nitzschia marina和Rhizosolenia bergonii的通量在东北 季风期间明显地增加了，这些变化可能与1987年～1988年发生的EI Mi　o事件相关。

1993～1995年南海中部的硅质生物通量及其季节性变化:季风气候和El Nio的响应

南海中部放射虫与硅藻通量的季 节性变化受到季风气候的控制．放射虫与硅藻在季风盛行期增加，在季风转变期减少．季风驱动的海流变化，促进不同海区的海水流动，为海洋表层生物带来了丰富 的营养物质，从而促进了放射虫与硅藻通量的增加．放射虫通量与有机碳通量、表层初级生产力和表层输出生产力的变化一致．高的放射虫通量对应于高的表层初级 生产力．1994～1995年放射虫与硅藻通量的突然增加与这个时期发生的 EI Nino事件有关。

通过对南海中部1993～1996年获得的浅层和深层时间系列沉积物捕获器的样品分析，发现了稳定同位素值、颗粒总通量、碳酸盐、生物蛋白石、有机碳、表层初级生产力、浮游有孔虫总通量和属种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其通量都是在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盛行期出现高值，在季风转向期出现低值．浮游有孔虫Globigerinoides sacculifer，G．ruber，Globigerinita glutinata，Neogloboquadrina dutertrei等种的通量和相对百分含量也是在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盛行期都出现高值，但Globigerina bulloides，Globorotalia menardii和Pulleniatina obliquiloculata等种则在东北季风盛行期出现高值，分析还发现Globigerinoides sacculifer和Globorotalia menardii等种的通量和百分含量以及有孔虫总通量和碳酸盐通量等从1993到1996年存在下降趋势，而Globigerina，bulloides和Globigerinita glutinata的通量和百分含量以及生物蛋白石通量等在该期间显示为上升趋势，浅层捕获器样品中的碳酸盐和有机碳的通量比深层的高．研究表明海洋沉降通量和浮游有孔虫属种的季节和年际变化主要受与东亚季风相关的表层初级生产力和海洋水文条件变化所控制，深层捕获器样品中的碳酸盐和有机碳的通量低应与碳酸盐溶解作用有关。

由苏虎、李雨芬编剧，傅勇凡导演，广东粤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新编粤剧《南海一号》通过对“南海一号”的演义，讲述了在战火连连，积弱积贫的南宋赵高宗时代，广州一户航海通商世家李大用、李六哥父子二人，响应朝廷远洋市舶、再兴大宋的召令，修造大船、改良陶瓷、追求财富的故事。全剧通过李六哥敢为人先，革新陶瓷，心向大海，富强图存的心志和他与表妹林花、波斯姑娘古丽之间凄婉、纠结的爱情，以及他与父亲之间的意见分歧，与波斯青年商人哈立德的情感纠葛，突破重重阻力，最终造成大船、制成新瓷，出使大洋，因风暴的突然来袭，导致大船沉没的故事，表现出了南粤海民特有的文化与精神，这种文化，是一种与岭北完全迥异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这种精神，是一种融入南粤人民血脉，化为骨髓，千百年来一直未曾有过丝毫动摇的自信、大气、包容世界、好为天下先、敢作敢为、赚大钱、干大事的精神。因此，可以说，这部剧，记录的不仅仅是一段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更是一段南粤人民改变古中国、影响全世界的精神史。该创作演出以来，受到广大粤剧观众的一致好评。

2009年12月24日，阳江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文化厅在海陵岛十里银滩隆重举行广东海上丝路博物馆开馆典礼。人们自此可以走进这个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大型水下考古博物馆，一睹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宋古沉船“南海Ⅰ号”以及系列珍贵文物。

阳江市政府、广东省文化厅在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南海一号”博物馆靠海一侧的前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庆典仪式，从此，广东乃至我国没有大型水下考古博物馆的历史被改写。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林雄，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广东省文化厅长方健宏等，以及阳江市的领导和各界嘉宾近千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博物馆主体工程由广东省政府投资1.9686亿元建设，于2005年12月28日动工兴建。“南海一号”从1987年8月被意外发现，到2007年12月22日被整体打捞出水，历时20年；整体打捞出水后入住“水晶宫”，迄今也已满2年。

里面的水质、温度和环境都和其原来沉没的海底位置的环境完全一样。水晶宫特别建造了两条长60米、宽40米的水下观光走廊，墙体是由透明的亚克力胶建造的。虽然近在咫尺，游客还看不见船体，但可以通过视频看到现场挖掘、打捞文物等水下考古作业的情景。

开馆当天，考古队员进行了一场水下考古挖掘的动态演示。前几天水晶馆已放低水位，沉箱的其中两个探方已微露船舷。据称，沉箱仍不会立即打开，这是为了保护古沉船的微环境。考古人员将采取逐层打开的措施，一点一点地发掘，整个过程估计需要10年左右。

博物馆内五个互相关联的舱体型场馆主要分成三大展区。三大展区八大展厅环环相扣，看点纷呈互为补充，形成一个融合的整体，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穿梭其中，游客可以作一趟穿越800年的海洋文化之旅。 　从北门通向南门的展区便是一号展区。一号展区分为序厅、阳江本土文物厅以及海洋知识厅。在二号展区，空间和面积最大的为“水晶宫”，镇馆之宝“南海一号”正安放于此。“水晶宫”内特别建造了两条长60米，宽40米的水下观光走廊，在二号展区的上层则是水下考古平台。中国海上考古发现文物最多的要数“南海一号”，其中部分珍品就放在三号展区上层的珍品展厅。而位于下层的海上丝绸之路厅则以文献、图片介绍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和若干重大历史事件。

在“南海一号”被发现的同时，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澳古渔村被外界发现。随着大澳渔家民俗文化的开发及渔家民俗风情馆的建成，保存完整、风格独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大澳古渔村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据史志学家介绍，明清时代，如今的东平镇是一个孤岛，无路可通，大澳港处在岛的尖 端。当时阳江流域水深河宽，阳江港湾、南鹏岛至上、下川岛一带的海域，形成了广东最大的渔场。潮州、汕头、海南、广州等地的渔船，常常聚集在阳江湾捕鱼，使大澳成为一个集结渔船的渔港，各行各业的生意日渐兴旺。最繁荣的时候是清代乾隆年间，海上商船频繁出入大澳，澳内车水马龙，商贸极为发达。据一些研究者称，来这里的不仅有普通商人和航海家，更有很多“国际”大海盗将所得财物运到大澳来交易，使得该地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当时便有了“东方威尼斯”的美称。

在大澳村主街上，有一座漂亮的西洋建筑，上面有大澳商会的门牌。据介绍，清末民初 ，处于天涯海角的大澳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从民国元年到民国12年（1923年），大澳及整个东平都是由当地商人组织商会管理行政和治安的。这一度令当地渔民和商人的财产毫无保障 。到陈济棠主粤时，实行保甲制度，东平才有了正式行政机构枣乡和联保，公安局派出人员维持治安，这种制度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从此，商会便退出了政治舞台，成为纯粹的商人组织。

大澳港在东平南侧5公里的东北海湾处，毗邻台山市西南方海域，成一个半环形的地势 ，当时这里是船舶的停泊站。明清年间，倭寇海盗为患，大澳和南鹏岛的海面上常有海盗侵扰。为对付倭寇海盗的侵扰，乾隆59年（1794年），总督爱新觉罗长麟修建碉楼外，另建炮台一座（今已废置）于港湾口岸处即观音山（又称澳咀山）下。嘉庆三年又于楼后左边增设兵房3 间、望楼1座。望楼面向南海，高四五米，用灰沙石块砌筑，开有一个只能供一人出入的圆 形洞口。碉楼上有作瞭望用的窗口和炮眼。嘉庆16年划入阳江镇标管辖，民国时荒废。

从大澳西沿海迂回1公里的路边山脚港湾处，又建有一座炮台，呈椭圆形，墙厚1米、长 7米、宽15米、高4米。现炮台已废置。当年它与大澳港碉楼东西对峙，是阳东东部海防要塞。

南海Ⅰ号共出水了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黄金首饰，都没有生锈，闪闪发亮。它们比较粗大，像金腰带长1.8米，手镯有四两重等，由此可以推测佩戴这些黄金首饰的船主可能非常富裕。

考古专家还猜测，这些粗大的金手镯、金腰带和金戒指不可能佩戴在一般身材的人身上，更不会是身材瘦小的人所戴，那么，这个人会不会是一名身材魁梧、体型巨大的富商？

从近年对南海Ⅰ号文物的试探性打捞结果看，目前还没有发现古人骸骨。那么，南海Ⅰ号沉没时，船上人员是否已逃生？

有专家推测，由于南海Ⅰ号上已经出水的腰带、戒指、手镯等金器多为饰品，且数量少，应该不会是远洋货物，极有可能是船上的富商所佩戴。按照这样的推断，南海Ⅰ号沉没时，船上的富商如果可以及时逃离，应该不会将随身所戴的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全部抛掉再逃生，所以有可能是与南海Ⅰ号一起葬身大海。

考古人员曾从凝结物中清理出了一件较为完整的漆盒，漆盒饰纹华丽，非常精美，透露出它的主人拥有精致的生活。

沉船中出水了一些大小不一的陶罐，外形朴实。专家认为，这些陶罐很有可能是南海Ⅰ号上的船员所用，其中一些陶罐可能是用于盛酒。如果属实，宋代文献中记载的，远洋途中船员饮酒消遣的生活，就可能在南海Ⅰ号上得到证实。

欧洲有两条著名的军舰，一条是瑞典的瓦萨号，另一条是英国的“玛丽·罗斯号”，他们都是因为加装了大炮造成船身载重量过大而沉没的。那么“南海Ⅰ号”是否也因为超载而沉船呢?

南海Ⅰ号出水文物大多是江西和福建的瓷器，还有景德镇的瓷器，景德镇位于福建的西北方，船逆流而上去运货可能性较小。此外，史料中曾有记载，在宋代广东港的船少有向北航行的，多发自泉州及以北港口。所以综合分析，南海Ⅰ号发自广州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福建泉州地区。

南海Ⅰ号的文物价值，已经有人估计可能会超过千亿美金。

南宋的疆域狭小，但是南宋却是中国最富庶的朝代之一，因为国家财富积累一大部分都是依靠海外贸易，所以南宋甚至可以称为古代中国的海洋时代。古船生活舱可以说是浓缩了整个时代背景，包含的历史信息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

“南海Ⅰ号”位于海面下20米深处，被2米多厚的淤泥覆盖。令人惊奇的是，这艘沉没海底800多年的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整艘船没有翻、没有侧，而是端坐在海底，船体的木质比较坚硬。

对“南海Ⅰ号”前期探摸中，还发现了少量的船身上的碎木块。魏峻说，这些木块的材质有一部分是马尾松木。马尾松多见于南中国地区，如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因此，“南海Ⅰ号”的出生地极有可能是南中国。

为何“南海Ⅰ号”能够长存水下800年而不腐？“南海Ⅰ号”水环境课题组负责人、中山大学生物科学院徐教授介绍说，“南海Ⅰ号”在浸泡800多年后仍保存完好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南海Ⅰ号”所沉没的水下环境氧浓度低，可以推测，船在沉没后的短时间内周围很快附着了大量淤泥，从而使船体与外界隔绝，避免了氧化破坏。对沉船周围淤泥的研究发现，淤泥内有很多生物，但没有存活的，这说明船体周围是一个厌氧状况非常好的环境。二是“南海Ⅰ号”所使用的材质是松木。根据广东民间说法：水泡千年松，风吹万年杉。这表明松木是抗浸泡比较好的造船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