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文学奖

耶路撒冷文学奖是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犹太精神为依归的以色列最重要的奖项。

目前奖金为1万美元，颁奖礼通常在耶路撒冷书展期间举行。

关于该奖，有两个著名的获奖演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Year年代　　Name名字　　Nationality国籍　　Language语言

1963年 Bertrand Russell 

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1985年5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

米兰·昆德拉一九八五年五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以下为昆德拉在典礼中讲词摘录——

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使然。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长期流亡在外，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对他们而言，"欧 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文化。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我说，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母体之外。

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心中充满了异样的 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 为发达的时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 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当托尔斯泰构思《安 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 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 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

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 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诃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末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

十六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 默感人。拉伯雷对这些人即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 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末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 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 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 

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在这部小说 的第三卷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到底要不要结婚?他四出云游，遍寻良医、预言家、教授、诗人、哲人，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可惜尽管穷经皓首，到头来巴汝奇形怪状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当然到最后，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过主人翁这个即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

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性质却不尽相同。小说的 母体虽穷理尽性，而是幽默。

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其所提示的新知识，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一无所知。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 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有宣传、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它象佩内洛碧(Penelope)那样，每晚都把神学家、哲学家精心纺织的花毯拆骨扬线。

米兰·昆德拉

近年来，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哈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

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象是在耍花枪。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有意 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定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为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 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琐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 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但是 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

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这里是有差别的。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可怜的爱玛，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爱玛死后，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象那 场丧礼上的演说。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

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 。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末来世界的影响，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

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Hermann Broch)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

K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即定的模式思潮之中。

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今天，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为了讨好大众，引人注目，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Kitsch同流。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我们的美感和道 德观慢慢也Kitsch起来了。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墨守成规，反对既定思维模式，决不媚俗取宠。今日之现代主义(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所谓"新潮"就得有意图地赶时髦，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这件外衣就叫Kitsch。

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规，而且媚俗取宠。他们是艺术的大敌。正如我强调过的，这种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或者说是人们梦想中的欧洲。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我们都知道，这个宽宏的领域(无论是小说的想象，还是欧洲的实体)是极其脆弱的，极易夭折的。 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

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 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他正在一边发笑。

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2009）

今天我在耶路撒冷不撒谎(又译：《永远站在蛋这边》)

晚上好。今天我来到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以编写谎话为生的人。

当然，小说作者们不是唯一说谎的人。政治家们，如我们所知，也说谎。外交官和将军们有时也说着他们那种类型的谎言，就如同汽车推销员，屠夫，和建筑师一样。然而小说家的谎言与其它谎言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指责他的谎言不道德。确实，他的谎话越大、他把谎话讲得越精巧、谎言被创造得越像天才之作，大众与评论就越会赞美他。这是为什么?

我的答案将会是这样的：那就是，通过讲述充满了技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制造看上去真实的小说——小说家可以将真相放到一个新的所在从而让它显得更为清晰。而大多数情况下，要想从原始事态中抓住真相并且将它准确地描述出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着去抓住真相的尾巴，将它从它藏身的地方引诱出来，把它转移到小说式的所在，并且给它换上小说式的形态。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真相藏身于我们、我们自己内部的何处。这是一种创作好的谎言所需要的重要的能力。

然而今天，我不想撒谎。我会试着尽量诚实。一年之中仅仅只有几天时间，我会不讲谎话，而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请允许我告诉你们真相。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有一些人甚至警告我，说如果我来了，他们会对我的书发起抵制。这一切的原因当然在于，加沙地带所发生的惨烈的枪战。联合国报告说在封锁的加沙城有超过千记的人身亡，其中的很多是毫无武装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从得知获奖之时起，我就问着自己，在这样一个时间去到以色列领取文学奖项是否合适，是否这会给人带来我支持冲突某一方、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气势汹汹的武力的政策的印象。当然同时，我不希望看到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在细致地一番考虑之后，我决意来到这里。我作此决定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到这里。也许就像其他很多小说家一样，我打算恰恰就要去做那些我被劝告不要去做的事。如果人们告诉我——并且尤其是如果他们是在警告我——“别去那儿”，“别那样做”，我则倾向于“就去那儿”，“就那样做”。也许你们会说，这是我作为作家的天性。小说家们都是怪胎。他们就是不肯相信任何他们没有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或者用自己的双手摸到的事。

所以那就是我为什么来到了这里。我选择了来到这里而非回避。我选择了亲眼见证而非转头不看。我选择了对你们发表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请允许我，传达一条讯息，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作的时候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将它写到纸上或者贴在墙上，但我将它刻入了我头脑的深处，它差不多是这样的：

“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在著名哭墙祈祷，把写有心愿纸条插到哭墙缝隙里，据说这样上帝能知道

是的，无论墙有多么地正确，鸡蛋有多么地错误，我会和鸡蛋站在一起。将会有别的什么人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者历史会做出判断。但是假如有一个作家，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书写一些站在墙那一边的作品，那么究竟这些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

而以上比喻的意义何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意义只是太简单、太清晰了。炸弹和坦克和火箭弹和白磷弹就是那面高墙。而那些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炮弹粉碎、烧毁、击毙。这是这比喻的一层意味。

然而这不是全部。它还有更深的含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一枚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灵魂，而这灵魂覆盖着一个脆弱的外壳。这就是我自己的真相，而且这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真相。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程度或轻或重地，都在面对着一面高大的、坚固的墙。而这面墙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体制”。这个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它有了独立的生命意志，而这时它开始杀死我们，并且怂恿我们互相残杀——冷血地、有效地、系统性地残杀。

我写作小说只有一个原因，而那就是为了使个体灵魂的尊严彰显，并且闪闪发光世人可见。一个故事的目的是敲响一个警钟，是燃亮灯火不灭，从而令在体制之中的我们的灵魂不至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不至于被体制损害。我真心相信小说作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不断地去尝试将个体灵魂的独特性澄清——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那些关于爱的故事，那些让人们落泪、并且因恐惧而战栗、因大笑而颤抖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继续写作的原因，一天又一天，用极致的严肃捏造着虚幻的小说。

我的父亲去年以九十高龄去世了。他是名退休的教师，兼一名业余的僧人。当他在京都学校毕业后，他被征选进了军队，派送至了中国。我作为战后的一代，每天清晨早饭之前都会看到他在我家那个小小的佛坛前虔诚地念经、久久地晨诵。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不论己方和敌方。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觉到一片死亡的阴影在他的上方盘旋。

我父亲去世了，而他的记忆也随之而去，那些记忆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而那潜伏于他周身的死亡气息则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这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少数东西之一，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我今天只有一个讯息希望传达给你们。那就是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了国籍种族和信仰的个体，并且我们都是面对着名为体制的坚固墙体的脆弱的鸡蛋。照一切看来，我们没有赢的胜算。墙太高大了，太强大的——而且太冷酷了。假如我们还有一点点胜利的希望的话，那么它将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灵魂当中的那种极致的独特行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来自于对于我们从灵魂的联合所获得的那种温暖的信念。

请花一点点时间想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副脆弱的、但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一无所有。我们一定不能任由体制去剥削我们。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体制有它自己的意志。因为体制并不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全部想说的。

我非常荣幸能够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我非常荣幸我的书被世界上那么多地方的人所阅读。而且我非常想对以色列的读者们表达我的感激。你们是我来到这里的最大动因。而且我希望我们分享了一些东西，一些充满了意义的东西。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有这个机会与你们对话。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