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怠政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万历帝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万历帝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变法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称万历中兴。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张居正死后初期，万历帝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他先采取非常手段，摆脱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影响和控制，万历皇帝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进行了“三大征”，表现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但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是居功骄傲，怠于政事，从励精图治到消极怠政。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万历帝因病连日免朝，给内阁的解释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服药之后依然“身体虚弱，头晕未止”，不但无法上朝，祭祀太庙也无法亲自前往。万历十四年后，万历帝就开始连续不上朝。李太后年纪渐大，对明神宗也实在无力再管束。

自万历十六年（1588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万历帝。万历帝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二十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

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万历帝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万历帝再也不视朝。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

万历帝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导致多处民变发生。由于万历帝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万历帝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最后万历帝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万历帝在位期间另外两项严重败坏朝纲的事件是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一词则起源于万历三十八年的一次人事变动事件。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摸黑漫骂，东林党因此而起。东林党兴起后，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初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另外一项政争是国本之争。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万历帝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不过万历朝的亮点则是包括援助朝鲜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万历怠政原因很多，重要的有四条：

张居正是大学士，又是首辅，还是万历帝的老师，万历帝平常称呼他的时候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先生，那是很恭敬的。因为张居正对万历帝要求非常严格，可能万历帝小时候就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而张居正一死，便有人在万历帝面前进张居正的谗言。种种因素纠合在一起，导致万历帝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后下令抄了他的家。

太监冯保在万历初年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力很大。因为他和太后、和张居正关系都比较好，所以在约束万历帝方面也格外严格。

李太后在万历帝小的时候也住在乾清宫，一为照顾他，二为督促他。后来，万历帝渐渐长大，结婚、亲政，李太后就从乾清宫搬到慈庆宫，对他要求也不那么严格，有一些事情就不大管了。

这样，万历帝就不再受这三把戒尺的约束，性格中原来就有的任性、倔强，这个时候就更加发展。

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所写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所描写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总结为“六不做”。

万历十五年（1587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帝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丝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尤其来之不易。

而关于所谓的怠政的表现也存在巨大的质疑。种种迹象表明，清人所编写的《明史》问题很多。著名历史学家孟森认为，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之际，后代在修前代历史的时候，在涉及到新朝的地方，无一例外都要有所隐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年代不长，所有隐没的地方，后人在读史的过程中也能发现并了解，从来没有像《明史》这样，隐没一代史的全部。

这些问题大多集中在万历以后，出现问题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满清的御用文人，一个是东林党的残余势力。

满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为消除人们对明朝的归属感，对明史进行了隐蔽的歪曲，有意放大污点，以偏盖全，诋毁明朝皇帝的形象。另一方面，参与编写《明史》的东林党残余势力，从自己党派的立场出发，维护党派的利益，将明末党争的实际情况进行歪曲，对涉及到人和事按照东林党的是非对错标准进行评判，有失公允。

关于万历帝不上朝的说法，不少人提出质疑。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对于政务的处理，没有什么益处，将其取缔，对于遏制不正之风，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跟现今有相通之处，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渠道。

从《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丝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帝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明代完善的制度，为万历帝实行“静摄”提供了条件。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体现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在祖训中，朱元璋加以训诫，事无巨细，几近絮叨，在制度法令、机构设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为规范、后宫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以至于清朝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万历帝的“静摄”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修建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来自湖北的嘉靖帝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问政风格颇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却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帝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万历帝的“静摄”，同样有利于在“三大征”之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是不合理的。万历帝的“静摄”不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

而“不见”，也是如此，只能说见大臣的次数比较少，还并非是完全不见，即便到了晚年，有时也见大臣的。

至于“不批”，则和事实相差就更远，确实，万历帝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但笼统的说成不批则是不对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万历帝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有很多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即便是认为万历帝“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的黄仁宇也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

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一些人心目中怠政的高峰时期，万历帝对于他自己认为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关于说万历帝不批的时候用了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来做证明，可以从《明史·赵焕列传》里的一些内容看看当时情形。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

再比如万历帝临死前一年对熊廷弼的竭力支持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明史·熊廷弼传》的记叙中，也可以看到凡是熊廷弼向万历帝的上疏都是“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在樊树志教授写的《晚明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神宗虽身患重病，但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下”。这已经是万历帝病重到要临死前的情形了，这些事实和把万历帝说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应该是直接矛盾的。

在明代，知县级别的地方官，是无须皇帝批示，就能够决定的。关于万历怠政所谓“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便说万历帝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

万历怠政的另一个理由是“不任免官员”，导致“官曹空虚”，造成政务荒废。这个问题同样也应该放到党争和无为而治的大背景下去看待，这么做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那些空缺的职务大都是言官（御史或是给事中），并非干实事的官员，在党争的背景下，言官是党争的先锋和口水战的主力，将其裁汰对于抑制党争和口水战，十分有效。此外减少言官数量，对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节约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郊“和”不庙“的说法，其时并不属实。《明史·神宗本纪》里就能找到相关记载，比如万历十三年四月“戊午，步祷于南郊，面谕大学士等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还有万历十四年“十一月癸卯，祀天于南郊”。

事实层面上的，就是万历帝“郊”，“庙”次数比较少，乃至后来完全请人代劳，以及不怎么上朝，不怎么接见大臣，确实有他身体上的客观原因，这个是不应该否认也不必否认的。这个身体原因是万历的腿脚确实有毛病，甚至是残疾。

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

可能是因为疾病导致万历帝两只腿不一样长短，这样的情况，有些礼仪无法亲自参加，请人代劳，这从情理上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干政，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万历都有反应，表示奏章还是有在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明史·神宗本纪》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曾提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