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和议

15世纪末、16世纪初蒙古方面出现了转折，蒙古杰出的首领达延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使得蒙古草原一度平静，但是草原游牧经济发展中缺少的就是中原农业的补充。为解决牧区生产和生活上的不足，蒙古各部封建主也曾多次与明朝进行通贡、互市，但和平贸易经常被战争中断，甚至还遭到明朝的经济封锁。因此，有时迫使蒙古封建主挥戈南下，用掳掠的办法去夺取中原汉地的物资。但掳得的物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牧区长期物资短缺的问题，而且明朝对于蒙古封建主的南侵也采取报复的行动。每年秋季，派兵深入草原纵火焚烧草场，谓之“烧荒”，使牧区的牲畜因缺草而无法过冬；明军还经常偷袭蒙古的营地，赶走大量的牲畜，谓之“捣巢”。明朝与蒙古如此严重对立，使得牧区在生产和生活上更加困难。所以从嘉靖十三年（1534年）开始，俺答汗为解决闭塞的、单一的游牧经济不能满足草原政经发展的现状，向明朝发起猛烈的求贡攻势。但由于明朝方面的腐朽和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害怕土木之变重演等一系列原因。对俺答汗的求贡一概拒绝，并多次诛杀俺答求贡使者，俺答汗遂以武力相威胁。蒙古骑兵多次南下犯边，烧杀掳掠，结果酿成了“庚戌之变”。

明朝后期的明蒙局势

即使在他兵临城下的时候，仍然在做通贡的努力，派使者持书入城求贡。慑于俺答汗兵威，明朝只得答应开放马市。但开放的马市只限于大同、宣府两地，且贸易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严格的限制，这远不能满足蒙古方面的要求。俺答汗遣使要求扩大贸易的范围，但以嘉靖皇帝为首的顽固派非但拒绝所请，甚至关闭了马市。明蒙贸易中断，双方战争又持续了20年。明朝与蒙古的敌对状态一直持续到隆庆五年（1571年）“隆庆和议”，以“俺答封贡”为中心的“隆庆和议”告成后，从此结束了明蒙之间二百多年的战争状态，开启了明朝与蒙古右翼诸部和平互市的局面。

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其对中原经济的依赖性。“单一的游牧经济与内地农业，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交换关系，是推动北方民族南迁或南进的杠杆，也是北方游牧经济自古以来始终与中原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最终形成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

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记载：初，小王子有三子：长阿尔伦，次阿著，次满官嗔。阿尔伦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称小王子。未几死，众立阿尔伦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强甚。小王子虽称君长，不相统摄也。吉囊分地河套，当关中，地肥绕。俺答分开原、上都，最贫，以故最喜为寇。

由此，可得出经济问题是俺答汗积极求贡的根本原因。

俺答积极求贡亦有其政治上的意图，曹永年取《明经世文编》卷 216《接报夷情疏》记载，认为俺答求贡的政治意图之一在于借取明朝的封爵提高自己的声威，以与小王子抗衡，所谓“将假朝廷官爵，与其侄争雄”。随着俺答汗势力日渐强盛，与蒙古诸部因政治利益而矛盾重重。“俺答其后渐强盛，有骑十余万，遂雄于诸部……，时俺答与小王子、吉囊诸部，或分或合。”俺答汗只有通过与明朝的通贡，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与小王子、吉囊诸部争锋。

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决定了其迫切需要中原的物资，而获取中原的物资无非是两种手段，即和平手段和战争手段。但靠战争掠夺的方式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内部资源匮乏的状况，还会给蒙古带来大量的损失。而明朝对蒙古的经济封锁，以及烧荒、捣巢等手段也令蒙古畏惧。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俺答汗把眼光从战争掠夺转向了和平贡市。

自俺答汗引黄教（喇嘛教）入蒙古以来，俺答“年来奉佛诵经，忏悔戒杀”，并认识到连年战争给下层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所以有利于其思想的转变，由战争转向与明朝的和平交往，这就促使俺答汗积极争取与明朝的通贡。其五，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三娘子为维护明蒙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促成“俺答封贡”的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三娘子从大局出发劝说俺答汗与明朝政府议和，进行通贡互市，俺答汗亦采纳其妻建议，从而开创了蒙汉和平友好的新局面。可见，俺答汗积极求贡亦受其妻三娘子的影响。俺答汗死后，三娘子继续辅佐新一代顺义王黄台吉维护蒙汉互市的局面，有时，三娘子还亲自率部入贡，以示继续忠顺。“先是，王崇古入为大司马，继崇古者方逢时、吴兑代为总督，各部俱贡市无矢期。而三娘子切切慕华，不时款塞。常诣兑，兑儿女蓄之，情甚暱。或三娘子致手书索金珠翠钿，兑随市给舆，以敦和好，部落中间有梗化者，三娘子时时报闻，督府得预为备”。

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儿。自那吉之父铁背台死后，他就被俺答的妻子克哈团所照顾。那吉成年后，又为他娶妻比吉。那吉其后又娶了他姑母的女儿三娘子。不幸地，俺答又爱上了他的外孙女三娘子，因此三娘子便给转投到外祖的怀抱。就这样，什么辛辣的感觉都齐集在这一个青年心上。把汉那吉不满便与阿力哥等十余人，赶到大同万里长城边界要求大同巡抚接见。在宣大总督王崇古坚持下到明朝受降，并厚待之，俺答期后追至，得知那吉未死，大喜，着手谈判营救。

阿勒坦汗（俺答汗）

鞑靼战力虽强，但文化不高，因此在明初一直未成气候。但在居于板升的汉奸赵全等帮助下，鞑靼有了很强的组织力。赵全一帮“多略善谋……教虏疏计谍，校人畜，益习兵事”，由是令“诸镇疲于奔命”。他们正如张居正言，当时明朝有两患﹕“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图也”。鞑靼，在张居正眼中还不如赵全等人。因此明朝态度，是要求俺答“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俺答封贡归顺，其实是没有什么把握，毕竟在与明朝的对抗中，俺答也绝少败仗。

俺答毕竟最爱这个孙子，因此他才会直奔至大同索人。俺答对于那吉降明，不断有“日夜恐中国戕其孙”的感觉。而明朝对于“讨汉奸”的要求，在孙子安危面前也变得细小﹕“我不为乱，乱由全等。今吾孙降汉，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耶？”。而且，在俺答角度，他们入侵明朝北边其实也只为抢略。封贡称臣，失去赵全一班军师，虽有损战力，但有互市在后头，还可有大明这个大靠山，对俺答绝对有利。互市之作用，在于安定外族之民﹕“故虏使于乞和之初，即有求讨锅布之恳。必须许以市易，以有易无，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至此，俺答实无反对之理。

把汉那吉事件发生后，明廷经过商议，决定以把汉那吉换回赵全等人。明朝使臣鲍崇德来到俺答汗营中，提出了以赵全交换把汉那吉的建议。俺答汗起初有些犹豫，便派遣火赤力等至明朝进一步商谈，同时查明把汉那吉的近况。当火赤力看到把汉那吉安好，十分欣喜。当时，俺答汗的大军己压境，明朝连夜派遣鲍崇德再到俺答汗大营。这一次鲍崇德带去了经过“增饰”的赵全等人的禀揭，俺答汗大惊，终于下定决心以赵全等人交换回把汉那吉。隆庆四年（1570年）十一月，俺答汗将赵全、李自馨等引渡明朝，明朝将把汉那吉送出境。同时，赠送彩币四表里，布一百疋。之后，俺答汗偕同诸部正式向明朝提出通贡互市的请求。明廷上下经过商议，按照总督王崇古的建议，对蒙古各部长封号官爵，对贡额、贡期贡道、互市、抚赏、归降等六个方面做了规定。

把汉那吉降明事件明朝政府处置恰当，双方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俺答汗遣使上表称谢，并向明朝请开互市，王崇古上奏以闻，“愿相戒不犯边，专通贡开市，以息边民”。但是，封贡互市与归还把汉那吉不同，王崇古也有颇多顾虑：“各夷乞封通贡用何规制，封疆内外用何界限，开市有先帝明禁可复行否”。廷议后，郭乾反对曰：“虏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烧荒不捣巢，他日若要我以不乘塞不设备，其将如何？宜更议，毋遽许”。由于通贡涉及到明朝方面对蒙政策的根本改变，因而在朝廷的反响更大。

穆宗朱载垕

隆庆五年（1571年）二月，王崇古奏上《确议封贡事宜疏》，力言互市之利，条陈八议，计有“赐封号官爵”“定贡额”“议贡期贡道”“议立互市”“议抚赏之费”“议归降”“审经权”“戒矫饰”，被称为“封贡八议”。此疏一上，“朝议复哗”。在这场论争中，王崇古坚持自己意见，对种种反对意见进行了驳斥。他首先指出与嘉靖时期的马市相比，“今虏情实与昔殊，虏连岁入犯，固多杀掠，乃虏所亡失亦略相当，又我兵出境捣巢赶马虏亦苦之，是虏固非昔之强也”，因而此次开市，主动权在明朝方面，与嘉靖时期的马市不同，且世宗下旨禁马市，但并未禁纳款通贡，因此此番开市只需仿照辽东、开元、广宁互市之规，“夷商自以有无市易，不费官银，不专市马。亦不过通贡中之一节，非复请开马市也”，籍此绕过世宗的马市禁令。同时，他还指出实现封贡、达成和平以后，可以借机修复北边防线，这样，“三五年后，兵气振扬，边备严整，纵虏有反侧，我得以数年畜练之精力，以守可固，以战可胜，是不失经常之守，而可省财力且无算矣”。

除了王崇古以外，都给事中章甫端、张国彦，给事中宋应昌、张思忠、纪大纲亦各自上疏，与王崇古的八议互有异同。穆宗得疏后下诏廷议，“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左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皆以为可许；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以为不可许；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以为封贡便，互市不便；独都察院佥都御史李棠极言宜许状。兵部尚书郭乾淆于群议，不知所裁，姑条为数事，以塞崇古之请，大抵皆持两端”。但是，在封贡问题上，穆宗和内阁大臣取得了一致意见。是年三月，“上御文华殿日讲毕，大学士李春芳等面奏北虏封贡事宜，具言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之意，上曰：‘卿等既议允当，其即行之。’于是廷臣知事由宸断，异议稍息矣”，封贡一事最终得以实现。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兵部复奏，“请如崇古议，封俺答汗王号，余酋授都督指挥千户职衔”，赐绯蟒衣一件，彩币八件。“俺答封贡”终于确定下来。

俺答封贡于次年隆庆四年（1570年）成事，基本上以和平手段达成，以双方各取所需告终。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资源。而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朝北边，的确上百年不用兵革。虽北边亦有说“俺答既入贡，边防大驰，军饷皆入帅囊。啖寇之外，间以遗京。近边之卒，馁瘠无复有生理。而板升生齿日繁，强硬无赖，议者忧之”，但在大明的历史上，至少已经达到止战之效，因此俺答封贡，实为成功。

议和后，俺答召集诸部首领严定规矩：“若有那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者，将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明朝也约束将士严禁出边攻扰。

册封互市完成后，高拱接着上《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一疏，言：“吾所为力辇成封贡者，意固有在也。今封贡已成，乃不明吾意，则封贡其谓何？”那么高拱在这里所言“吾意”又是何意呢？总结起来有两点：其一，务必趁此大好时机，全面整顿边备，改变北部边防的颓废现状，从而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明朝手中，彻底扭转被动局面。高拱进一步指出，即使有一年安宁，那就有一年的准备；如果俺答两年不犯，那么就有两年的整顿功效。再比如能保持三五年之内和平局面，那么自然就可以“兵食可充”。也就是说，借着数十年难得的和平局面，加强军备是高拱力主封贡的真正意图之一。其二，当真正实现兵强马壮时，或羁縻，或兴师，则进退自如，因而就可以实现长久的和平，这才是长远之计。因此，绝不能就此止步不前，满足于眼前，丧失忧患意识，不思进取。同时，高拱希望边臣明白此意，“大破常格，着实整顿”，并希望穆宗特派有才望之臣或敢于直言的科道官前往边防视察督促。高拱要特遣官员视察的内容也正是边官务必“实心修举”的事情，要求很具体，很直观，可量化，因而也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边臣的作为与不作为，成绩好坏也便于考核，督促责成也有据可依。最后，高拱建议制定边臣奖惩制度，规定：整顿有成效者与杀敌同功；因袭故常，“废坏者仿失机”。穆宗立即令兵部覆议，而兵部“覆皆如议”。

这时，北部边防的新一轮整顿又开始了。比如，张学颜被破格用为辽东巡抚。张学颜到任后，完全贯彻高拱的主张，请振恤、实军伍、召流移、治甲仗、市战马、信赏罚、黜懦将等，使辽东边防面貌迅速改观，这是用人大破常格的一种体现。张学颜到任后的作为是高拱借册封互市之际“力修战守之具”在东北边疆上的又一反映。

在辽东，高拱主张以战固守的策略。他在《答戚总兵》中表达了以战固和的思想，即“大加一挫”，对俺答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以免“阴启西虏骄心”，以巩固贡市，维持长久的边境安宁。按照高拱的指示，东北边将齐心协力，力挫来犯。隆庆五年五月，“敌犯盘山驿，指挥苏成勋击走之。”取得一场胜利。隆庆五年十一月，“土蛮大入。成梁遇于卓山，麾副将赵完等夹击，断其首尾。”接着，李成梁“乘胜抵巢，馘部长二人，斩首五百八十余级。”又取得一场大捷。高拱得知对辽东的大捷后，非常高兴，以书信表达了由衷地赞扬，他说：“出塞大捷，数十年所未有者”、“屡闻大捷，复报奇功”。在给总兵李成梁的回信中说：“将军逐虏长驱，有此大捷，可谓奇伟丈夫。”

但是，当高拱倾心竭力、踌躇满志的时候，却被张居正与后宫联手赶下台，其时是隆庆六年六月。高拱二度在政仅两年半，可谓时间短促，“壮志未酬”。但是，高拱在辽东边防上以战为主的战略并没有改变，并在隆庆六年后半年和万历初期一再取得胜利。

隆庆和议的达成，不仅确保了长城沿线的长时期和平，而且扩大了明与蒙古的通商贸易，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明史》载：“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朝北方形势的安定和明蒙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有利于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人魏源曾对此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论述极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