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1234年），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被攻陷，金国灭亡。宋大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回到南宋都城临安，将金哀宗的遗骨送到太庙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南宋全国上下一片欢欣，朝中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宋理宗

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蒙古军北撤后，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南宋宰相郑清之采纳了赵范、赵葵兄弟提出的“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需要收复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但主持灭金之战的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因史弥远死去而入朝得到重用的真德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已经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带无法提供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没有骑兵，机动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造成藉口让蒙古向南宋宣战。

由于宋理宗急于夺回河南，尤其是原来在西京河南府的原北宋皇帝的陵墓，于是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陵并下诏支持“踞关守河”的建议。

宋理宗端平元年的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按照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各自撤退。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南宋君臣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来庆祝宋金世仇的了结。

蒙古这边，大汗窝阔台考虑到粮草不足、天气转热，将大军北撤黄河以北，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在黄河南边的只有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刘福为河南道总管，都元帅张柔屯徐州。宋蒙双方就这样静静地对峙着，虽然都没有大动作，但是看似安定的边境上正埋伏着汹涌的暗流。

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南宋的边疆在荆襄推进到了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唐州、邓州一线，主政人是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另外两大地区：川蜀是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两淮一线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全子才为淮西制置使、赵范为沿江制置副使。

事实上，在金国灭亡后，宋蒙双方都清楚开战是迟早的事，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游牧帝国，另一个是不忘故土的文明王朝，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两个政权间的战争导火索。

宋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听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当然主张出兵。在灭金的这一年三月、四月，理宗接连派员去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墓，同时暗中进行军事侦察。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

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1233年死去后，年轻的宋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赵范、赵葵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三京是指原北宋的三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即洛阳）和南京应天府（即商丘）。这条建议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因为金国就是靠着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古作战了20多年，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后方。同时，赵氏兄弟背后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虽然辛辛苦苦地平定了李全之乱，却在灭金的大场合上输给了荆襄的史嵩之。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子，想在朝廷上占据优势就必须在战功上超过史党。

虽然收复中原能带来巨大的声望和荣誉，但是朝中的大多数臣僚反对出师。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还是悍然决定出兵。他只派淮西制置司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理宗皇帝却固执地仅仅派遣淮西军，一场并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

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虽然有私心，但上书却说得中肯，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

汴京守将为崔立，本来是金国的元帅级人物，受命坚守汴京，但后来以汴京城投降蒙古。他成为蒙古的汴梁长官后仍然劣迹斑斑，让城内的军民怨声沸腾。早已对蒙古心怀不满的部分旧金国降蒙将领以李伯渊为首，趁宋军入中原之机发动兵变，杀死崔立。之后李伯渊等向全子才军投降。

公元1234年，即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如此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然而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繁华的都市了，曾经超过百万的人口只剩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到处都是一片残垣断壁，破败的尸体和森森的白骨更是随处可见，城中没有丝毫的生气。

十五天之后的七月二十，赵葵率淮东兵五万赶到汴京与全子才会师。

收复汴京的消息传回南宋，整个南宋的朝廷几乎都沸腾了，到处是一片贺喜之声，宋理宗迫不及待地给官员们升官，统帅赵范进封东京留守，前线总指挥赵葵进封南京留守，全子才进封西京留守。宋理宗的意图非常明显，他要坐镇后方的赵范快点去汴京，要赵葵和全子才快点把西京洛阳收复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理宗感到自己即将成为中兴之主，却没想到蒙古铁骑已经在洛阳悄悄地等待宋军了。

公元1234年六月，宋理宗命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直趋汴京，命赵葵率五万主力军作为后继，将赵范任命为两淮制置大使，驻军光州、黄州间负责接应。又因史嵩之始终反对出兵，所以宋理宗就不用京湖兵，只用淮西兵，但要求史嵩之负责为淮西军供应粮草。

六月十二日，全子才从庐州（今安徽合肥）正式出发，六天后渡过淮河进入敌境，由于蒙古大军已经撤离，中原百姓又死伤殆尽，因此宋军如入无人之境，连活人都没看到几个。渡过淮河之后，全子才军于二十二日到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区附近）。城父本是大城，在北宋时号称小东京（也就是小开封，可见其昔日的繁华），此时只有十余处民居。二十四日，全子才军到达毫州，毫州残破到只有七名士兵守城，一见宋军便投降了，这是宋军端平入洛的第一个战果。六月末，全子才收复了宋太祖的发迹之地——南京应天府。

蒙古将塔察儿早就闻报宋军北进，便率所部蒙古兵退到黄河以北，故意示宋军以弱，以引诱宋军深入。过河之前，蒙古人还动用了这一招：把黄河南岸的河堤掘开，放河水到淮河一带。（当时黄河改道，由苏北入海。）两淮一带顿时大片的土地变成水泽沼泽，严重地干扰了宋军的行军，许多地方水深到腰部，一些地方甚至涨到宋军士兵的脖子高。不仅如此，宋军的后勤补给线被严重破坏，运粮队得绕一个圈子才能抵达河南境内，给后面的兵败埋下了伏笔。两淮一带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了。全子才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行军，于七月初二到达汴京城东扎营。

全子才虽然于七月初五就占领了汴京，却一直无法展开军事行动。蒙古人对中原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而两淮的运粮队陷入黄河泥潭，简直寸步难移。

赵葵到了汴京后，便指责全子才没有继续西进攻取洛阳。求功心切的赵葵一面派人去催军粮，一面把汴京的军粮先集中给部分兵力，让这部分兵力分到5天的粮食，而后让其先直扑洛阳。而其他留在汴京的部队，等军粮运到汴京后，再出发前往洛阳。于是，宋军前往洛阳的军队，便变成了分批投入，给了蒙古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由于赵葵对全子才没有进兵的不满，他改任他手下的徐敏子为前锋部队的监军，将全子才留在汴京。前锋部队共1万3千人。之后，由杨义指挥原全子才部的淮西兵以及其他部队作为第二梯队在得到军粮后前进去洛阳。部队拿到粮食之后，都纷纷叫嚷军粮太少，赵葵却仍然强行命令各军出发。

不得已之下，徐敏子命令前锋所部的1万3千宋军，把5日军粮留作7日来食用，于七月二十一日，也即赵葵到达汴京的第二天起程前往洛阳。

回过头来看蒙古军。在听知宋朝北伐之后，蒙古人虽然放弃洛阳渡过黄河到达黄河以北，但是在洛阳、孟津、潼关等大片地方却留下不少的蒙古骑兵哨骑侦察宋军动向，在宋军前锋离开汴京前往洛阳之后，塔察儿命令部将再次渡过黄河，到洛阳东边的龙门地区埋伏，并准备在故意放过宋军第一梯队进入洛阳城后，才突袭宋军第二梯队，把洛阳和汴京的宋军切断，然后再各个击破。

七月二十六日晚，宋军前锋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率200宋军抵达洛阳，洛阳居民上千人登上城墙欢迎宋军收复西京洛阳。

七月二十七日，宋军进入洛阳。

七月二十八日，宋军第一梯队1万3千人全部进入洛阳城。同日，把5日军粮分成8天吃的宋军粮尽，而洛阳残破无法补给。宋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七月二十九日，宋将杨义率领的第二梯队1.5万人，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行军后，抵达洛阳城郊的龙门镇。杨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蒙古军的伏击圈，命令全军就地休憩。宋军官兵刚刚坐下来准备开饭，附近的山顶上立起了两把红、黄大伞。蒙古骑兵顿时从四处疾驰而来，在其主将刘亨安的带领下，击杀宋军。宋兵以弓弩手为主，在这猝不及防的攻击中根本来不及列阵，刘亨安又横槊冲突于宋军中，致使宋军全军大溃。大部分人被拥入洛水溺死，只有主将杨义和少部分斥候逃入到洛阳城中。龙门之战，是一场典型的蒙古骑兵伏击战。宋军第二梯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洛阳城里的第一梯队遭到孤立，“在洛之师，闻而夺气。”

龙门之战后，蒙古趁机逼近，前锋到洛阳城下扎寨。宋军无援无粮，而洛阳城大人少，守城也是不可能的。于是监军徐敏子决定趁着蒙军主力未到，突围回师。洛阳的宋军一面袭击蒙军前锋掩护宋军主力的行动，一面于八月初一渡过洛河，背水列阵。

八月初一，蒙古军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冲击宋军阵营。宋军作战顽强，屡次击退蒙古军。双方胜负相当。

八月初二，蒙古军以步兵执盾牌前进，把宋军的阵势切断成三部分，再以骑兵冲击。宋军则以步兵大阵为依托，战至中午，杀敌400余，夺得盾牌300多面，再次击退蒙军的攻势。

尽管宋军在正面战斗中不落下风，但这个时候已经断粮四天了，形势非常不妙。徐敏子认为东面蒙军是主力，于是率宋军向南方突围。蒙军知道宋军突围后，以骑射手在后面追杀。宋军的绝大多数是步兵，惨状不用细想也知道了，纷纷被杀死在逃跑的路上，一批战将几乎全部战死，最后只有徐敏子带同300步兵，吃了9天树叶树皮之类的东西，最终幸运地逃回了光州。

宋军在洛阳溃败的消息传到汴京后，赵葵和全子才知道大事不好，商量了半天还是认为只有撤军才最保险。否则在洛阳和河北的蒙古大军一旦合围，汴京宋军的下场可想而知。随即召集部队整装出发。由于在撤退之前，他们没跟士兵们交代清楚，所以士兵们都以为是去增援洛阳，结果出城之后才发现是往回走，顿时人心大乱，其实这个时候蒙古大军还没有到。宋军在撤军途中极无纪律，致使后军溃散，全部辎重遗弃在了中原。

由于赵范在开战不久后便反悔，宋军此次共出动6万人，结果是丧失近半、寸土未得。这给了宋理宗一记十足的闷棍。他首先处理了主战官员与将领：赵葵、全子才官阶各削一秩；徐敏子削三秩、放罢；杨义等停职。（赵氏兄弟与全子才后来又回到宋蒙前线，犯下了比端平入洛时更大的错误。）又知道自己估计不足在先，只将史嵩之改职为刑部尚书。

其次，宋理宗下达罪己诏。他骂自己“朕以寡德”，承认“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村，胳胔相望，是皆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托予小子不替上帝名，欲图绍复之功，岂期轻动于师干，反以激成于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斩桑伐枣破屋流离之状，朕既不得见；慈父幼子寡妇哭泣之声，朕亦不得闻。”表示要“下诏以陈轮台之悔，益申儆于边防。”

最后，宋理宗的对外态度发生了大转变。端平入洛的失败给了他很沉重的打击，先前一度高涨的热情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保守，并且贯穿在他之后的朝政中。宋孝宗虽然隆兴北伐失利，还是和虞允文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在治理内政上也颇有作为。宋理宗则是这次挫折后再也没有打起精神，余玠之死、刘整之叛等等南宋灭亡的种子就是在宋理宗的后期埋下的。

端平入洛后，宋蒙的联盟已经公开破裂。就在同年年底，蒙古使者王檝来到临安，谴责宋廷“败盟”。次年，窝阔台发动了全面侵宋战争。可以说，端平入洛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宋蒙战争的导火索。

第一，端平入洛是宋朝破坏盟约，引狼入室。由于南宋最终被蒙元灭亡，而宋蒙战争因为和谐被简化成了王朝更迭战争，这个荒唐的观点喧嚣一时。宋军进军河南会惹来蒙古人，最后导致大祸。但这种意见有着一个隐含假设——宋军不进军河南，蒙古人就不会来。那么来看看蒙古人是怎么做的。

在金国灭亡后(这时宋军进入中原还早着）,蒙古谋臣耶律楚材就向窝阔台呈报《平南之策》；谋士李实“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就在宋军发起端平入洛的同月，蒙古汗国召开了规模巨大的诸王大会，会上窝阔台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尽以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大将塔察儿（木华黎之孙）回答道“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浙淮，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作为刚刚兴起的游牧民族，强烈的扩张掠夺野心根本不需要什么败不败盟，侵宋的计划早已是蒙古人的庙算之中。

第二，争夺中原土地有无必要？在明确了宋蒙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之后，应该说端平入洛在战略上是可取的。趁着敌人在两次战争之间短暂的间歇，增加自己的领土，加大防御纵深有什么不好呢？前文已说过，据关守河在金国人身上非常有效。即使挡不住敌人，做一下缓冲也好，就像苏德战争初期的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那样。

当然，正如反对派所攻击的那样，战略虽然可取，却不一定正确。收复三京之后如何防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正如吴潜说“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南宋既没有“十五万兵”，也不能“百战坚韧如金人”，因此自然不可能“持久岁月”，事实上如果蒙军没有西征的话，就是真的像金人那样恐怕想“持久岁月”也难。

第三，宋军是不是战斗力很弱？宋军在战术层面没有任何失误。教科书给人的感觉宋军很差，最多会水战和守城战，野战完全不行。这种观点早就科普很久了。如宋辽二十五年战争，双方都是野战争锋，只是宋军缺乏骑兵，击溃战占大部分。再看洛东之战，精锐的淮西军以堂堂步兵方阵与骑射无敌的蒙古骑兵作战数日，其战斗力让素来鄙夷南人（即南宋汉人）的蒙古人也吃了一惊。端平入洛关键是输在了战役层面：后勤补给与诸军配合。就是在灭金的前一年冬天（1233年），京湖战区能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30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非得要从两淮千里迢迢的转运。可见补给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没有协调好自己内部矛盾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的必然。

这样总结下来，宋廷可以有两个决策：如果宋军能够协调好内部矛盾，那么两淮、京湖共同进军，保证供给，拿下三京，并建设成宋军的主要前沿防线，从而加大战略纵深，迟滞蒙军的进攻；或者全力以赴防守，巩固四川、襄樊、两淮三大防区，营建起弹性或纵深防御体系，从而挡住蒙古铁骑南下的脚步，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可惜南宋的高层像靖康之变时的北宋君臣一样，在战、守、和上举棋不定，每个方法都尝试，却又不肯花大力气，最后自吞苦果。前一个决策，战役执行严重错误，自不必说；后一个决策，防守不到位，导致宋蒙战争一开始四川、襄樊战线差点崩溃，孟珙、余玠等人好不容易才把局面换回。

滚滚的长江水在一刻不停的向东奔流着,它可知道不久之后人们的鲜血将会染红这条大江吗？也许，对它来说这早已是司空见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