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制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二月规定，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

又规定了均田制实行办法，丁男十八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後还田。政府依据授田纪录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调。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

「租庸调」规定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庸调由县尉负责徵收，八月开始收敛，九月运往京师或指定地点。租即田租，则在收割後於十一月开始运送。租庸调制中以纳绢来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实施下，使农民在有土地耕种的同时保证了农耕的时间，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二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制度不夺农时，合理解决就业问题，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

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租调制，租调数量比北周轻，农民服役时间也短。后来又规定" 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即交纳一定的绢代替服役。

隋文帝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制不再有年龄的限制。唐初施行租庸调制时，运作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收入稳定。但自安史乱后，户籍失修，生产破坏，国家支出大增，旧有的租庸调制已不合时宜，不得不以两税制取代之。

租庸调破坏的原因是因为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亦不可行。唐代人口不断增加，到后来政府已无足够土地实行均田制，领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负担不来，唯有逃亡，而造成租庸调制的破坏。另外，唐中叶后，土地兼并重。均田令虽然禁止买卖田地，但经府批准，田地仍可转让，使免课户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课户仍要纳租庸调，故在无法负担的情况下不得不逃亡。大量课户的逃亡，使政府的征税对象减少，削减国家税收，由此可见租庸调的破坏是因均田制的破坏。

又租庸调制本身存在不少漏洞，以致后来不得不破坏。首先，课户与免课户的分别，使免课户无须负担负役，并且享有占田占地，建立庄园的特权，而且原来针对免课户的户税和地税，也由课户一并承担。而租庸调中的定额税率，在人人领田一百亩的情况下是公平，但到后来人民领田许多不足百亩，而却要缴纳与领田百亩一样的税额，是绝对不公平的，故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租庸调不可行。

引致租庸调制破坏的另一原因是户籍散失。租庸调是依照完整户籍来征收赋役的。但在开元时代，承平日久，官员疏于整理，丁口死亡，田亩转让等未记入户籍，国家于是失去征税根据。德宗时，情况更坏至不可挽救的地步，造成有田者不纳税，无田者仍要负担之情况，此举造成人民逃亡，而赋税却由逃亡户的邻保代交，称为摊逃，结果更造成恶性循环的逃亡潮，迫使朝廷不得不放弃租庸调而改行两税。

最后，租庸调制中以男丁为征收对象，向其征收定额的赋役，即是说国家的收入取决于丁的多少，缺乏弹性。自安史乱后，国家支出甚大，国家无法再以租庸调制来维持经济，于是改行另一较弹性大的两税制，使税收可以田亩为征收对象，确保收入来源，故租庸调不得不破坏。

总结来说，租庸调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况下，确是一个利民利国的制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此制本身的漏洞便涌现，再加上其它客观因素，租庸调制变得不合时宜，故唐不得不以两税制取而代之。

隋和唐前期推行的租庸调制，有明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