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

西晋疆域

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大量的侨州、侨郡在国都建康周围设立，深刻地影响了东晋的政治面貌。同时，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进一步迁往南方。

一般认为，现代闽南人的始祖，大多是来自于此时期汉人大规模南迁入闽的中原人。

汉魏以来胡人内徙（历史因素）：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於“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如汉文帝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保塞内附”；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凡此种种，皆为“容胡”措施，即使曹操将降附的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居於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势。东汉末，政府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乃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如汉灵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 胡人盤据的危机：五胡盤据中国北部，产生不少危机。匈奴最早内徙，至汉末已散居山西（并州）一带；羯为匈奴别支，居於并州、污庭。曹魏更将匈奴编入军队，增强战斗力。至於羌氐，早在汉时已叛服不常，为半耕半牧的民族，并保留酋长制。惠帝末年，凉州、益州杨千万、齐万年之乱，便是由氐、羌人领导。诸族内徙中原，情况十分严重。武帝时，郭钦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惠帝时的江统亦强调关中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人至万万。随时会引发变乱。

五胡内迁

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於塞外，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惠帝元康元年，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谓，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亦不为惠帝接纳。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既无法徙胡，即使要他们“各附本种，还其旧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议，成为一纸空文。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却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又以胡人为兵，这情况於八王之乱时更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则用匈奴。在用胡策略下，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起兵作乱。

内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压逼，《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数为小吏、黠人所侵夺”、“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晋初仍对胡人大加赋役，於胡汉互市时，胡人常被侵渔；管治胡人的边吏，更对胡人大加杀戮，《晋书·阮种传》载：“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陷利，妄加杀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江统《徙戎论》指出：“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於骨髓。”可知胡人久受汉人压逼，积怨甚深。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职，同於编户”，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赋税；有的被贩卖为佃客或奴隶，如山西太原，“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甚至到处贩卖，以充军资。如石勒少年时，即曾被贩卖至山东。故胡人“与关中之人，屍皆为讎”。永嘉之乱的爆发，可说是胡人反抗的高峰。

晋武帝

晋室内部腐化：魏晋政治黑暗，士大夫虽身系国家要职，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谈，相率鄙弃政事俗务，以此为清高，如王戎、王衍、乐广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论世事。《晋书·王衍传》谓：“（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以戮力匡天下，犹不至今日。”一切政务尽交幕僚处理，形成胥吏政治，政局一片暮气。士人缺乏气节亦是败亡关键，此与清谈强调出世有关，故当外族入侵，“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取者。”世族如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河内山涛等，皆无报国之心。钱穆《国史大纲》谓西晋由君主至世族皆无气节，如匈奴刘聪问晋怀帝为何有骨肉相残之事，怀帝说：“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怀、愍二帝被俘，为偷生而愿为刘聪仆人。贵为三公的王衍，竟劝石勒称帝。故钱穆评谓：“君臣男女，无廉耻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全国上下皆无气节，加上两重君臣观念，将相大臣因势变节，西晋岂能不亡？

武帝非英明之主，平吴后纵情声色，又无远大眼光，拒绝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归附。其罢州郡兵（大郡置100、小郡50），令地方武备废弛，连盗贼亦不能制，故胡人起兵，全无阻碍。司马光《资治通鉴》谓：“（惠帝）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乱。”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却引致八王之乱，令晋室自弱实方，胡人有机入侵。

八王之乱

西晋自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太熙元年（282-292）十年间，几无岁不旱，关中大饥，以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后又有蝗灾瘟疫，死者无数，流屍满河，白骨蔽野，遂有大规模的灾民流徙；在氐人李特、李雄的策动下，起事作乱，令司马氏政权几乎瓦解。

乱事持续十六年，战火东起河南邺郡，西至长安，范围不限于中央，以致生灵涂炭，盗贼四起。《晋书》谓：“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内乱），骨肉相残，黎元涂炭……戎兵接而宗庙隳，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中原地区虽经曹魏及晋初数十年的整饬，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变故，人民战死饿死百万以上，两京破坏，令晋室国力大减，胡人遂有机可乘。

八王之乱后期，匈奴刘渊据平阳、氐人李雄据成都，晋室已告分裂。羯人石勒、王弥，更率军队乘虚流窜，蹂躏大河南北。

石勒

惠帝永兴元年（304），刘渊叛晋，自称汉王，上尊汉高祖与昭烈帝。

怀帝永嘉二年（308），匈奴刘渊自立於平阳，建立汉国。两年后，其子刘聪继立，派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时怀帝以荀晞讨东海王越，越病死，王衍率兵还东海国，为石勒所破，晋军力大削。

永嘉五年，刘聪再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杀王公士民三万馀，并掳怀帝北去，史称“永嘉之乱”。从晋武帝篡曹魏，到晋愍帝出降，西晋国祚仅历五十一年。

次年，安定太守贾疋迎立秦王业为太子，却传来怀帝遇害消息。司马业遂登位为愍帝，改元建兴，都长安。

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陷长安，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西晋亡。劳榦剖析永嘉之乱谓：由于“据守江南的人勤王不力，对京师不作有效的援助。”亦备一说。

自永嘉乱后，开启北方五胡乱华的局面，中原陷入胡人分裂混战近130年，影响深远。

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衣冠仕族臣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衣冠”是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晋朝迁都建康（今南京）。

开启五胡乱华之局：永嘉之乱后，北方五胡民族相继建国，匈奴早有夺取中原的野心，酋长刘宣谓：“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故八王作乱期间，刘渊及刘聪已建汉国，后刘曜陷长安，灭西晋，据长安建前赵；山西、山东则为羯人石勒所据，国号为后赵。鲜卑本居塞外，日渐强大；酋长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划为三部，继匈奴成为较强民族，包括：慕容氏居于幽州、段氏居辽西、宇文氏居辽东、拓跋氏居漠北。后来，慕容氏与拓跋氏相继入主中原，分别建立前燕及代国（北魏）。至于氐、羌，氐人李雄于惠帝末年建“成”国，后改国号“汉”；不久，氐人苻健一族建前秦，都长安。羌人建国较后，主要有淝水之战后的后秦。

南北对立：永嘉乱时，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出镇建康（今南京），闻愍帝遇害，得北方大族王敦、王导帮助，又拉拢得江东士族如顾荣、贺循、陆机的拥护，于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晋元帝。从此东晋建立，下开宋、齐、梁、陈之局。北方则自刘渊称号建国，到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前后136年间皆陷纷乱状态，先后兴起很多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此后南北分裂达270余年，南北对立因分裂日久而加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之论。

石勒画像

南方得以开发：五胡入据中原后，北方中国人民流亡四方，死者不可胜数；晋室南渡建国，中原人仕亦随之南移，他们带来先进的技术及资金，又使当时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江南地区得到充足的劳动力。此后，江南地区渐取代中原而成全国经济重心。其中的冶铁、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建康（今南京）、京口、山阴、江陵、成都、广州成为当时繁荣的都市。

促成民族融和：永嘉以后，胡人盘据中原，他们在武力上是胜利者，但文化上却被汉人同化。五胡的首领多倾慕中原文化，重用汉人，委以国政。如石勒用张宾，苻坚用王猛，北魏拓跋氏用崔浩、李安世，北周宇文氏用苏绰等。其中鲜卑建立的北魏，孝文帝更推行大规模的汉化运动，胡汉相互通婚，泯灭两族界限。其后，胡化的汉人高欢，与汉化的胡人宇文泰更积极从事民族调和工作。在南方，晋室定都建康（今南京）后，随之南迁的中原大族，亦积极剿灭山越盗寇，开发江南，其中以广州的发展最著名。自永嘉以后，南、北方皆出现民族融和，扩大中华民族的内涵；亦调和胡汉文化，汉族文化既吸纳胡族文化的精萃，取长补短，下开隋唐文化。

南北文化调和：五胡入主中原前，因北方发展较早，且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所在，故北方文化远高於南方，但南方自孙吴以来，人才辈出，渐进一步成一股具朝气的新兴文化。晋室南渡，中原人仕开始与南方孙吴人接触，视华夏在江南得到发展继续，并把中原文化带到岭南。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发展，南北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从此，南方文化大幅发展，渐有凌驾北方之势。然而，南北文化虽得到调和，但仍各自保存特质，如南人灵巧，北人刚直。

史家谓永嘉之乱为中国历史上巨大的风暴。在此以前，中国本部的空间，全以汉民族活动为中心。但自怀、愍二帝被掳北去，晋室南渡后，北方便成为胡族活动的大舞台。自匈奴刘氏兴起，五胡便展开连串的建国运动，彼此混战不休，令中原人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加上战争阻碍生产，使开发近千年的中原沦为白骨蔽野之地。此亦为异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