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尉缭子》的思想大体上接近法家，反对孔孟的亲亲原则，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和治军，某些思想显得非常残暴，全文处处可见“诛杀”这样的词汇，并且大力倡连坐保甲制度。有意思的是尉缭却非常推崇德、仁义，提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告诫君主“杂学不为通儒”，言外之意他的理论才是最有用的理论。

版本

竹简残本——1972年出土的，是现今为止最早的版本。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

《四库全书》本。

《清芬堂丛书》本。

《百子全书》本。

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群书治要》本。

《太平御览》本。

《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本。

『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此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

『按天官曰：「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

『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

『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

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员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

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阵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伯之兵也。

有提九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

今国被患者，以重币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将者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

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后哉？

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

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如此，所以三胜者毕矣。

《尉缭子一则》窦中亮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故令之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

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本务者兵最急。

故先王专务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则居欲重，阵欲坚，发欲毕，斗欲齐。

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

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则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兵以静胜，国以专胜。

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将吏士卒动静一身。心既疑背，则计决而不动，动决而不禁，异口虚言。将无修容，卒无常试，发攻必衄，是谓疾陵之兵，无足与斗。

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将不心制，卒不节动，虽胜幸胜也，非攻权也。

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

夫不爱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

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虽刑赏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众已聚不虚散，兵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分险者无战心，挑战者无全气，斗战者无胜兵。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

兵有胜于朝廷，有胜于原野，有胜于市井，斗则得，服则失，幸以不败，此不意彼惊惧而曲胜之也。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故明主战攻日，合鼓合角，节以兵刃，不求胜而胜也。

兵有去备彻威而胜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应敌也周，其总率也极。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周已极，其朝死则朝代，暮死则暮代，权敌审将，而后举兵。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将帅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从者，则我败之矣。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

津梁未发，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渠答未张，则虽有城无守矣。远堡未入，戍客未归，则虽有人无人矣。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财用未敛，则虽有资无资矣。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法曰：「独出独入，敌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谓矣。

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然而世将弗能知。

夫守者，不失险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故为城郭者，非特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

千丈之城则万人守之，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此守法也。

攻者不下十余万之众，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无必守之城。

若彼城坚而救诚，则愚夫愚妇无不蔽城，尽资血城者。期年之城，守余于攻者，救余于守者。若彼城坚而救不诚，则愚夫愚妇无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发其窖廪救抚，则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并于前，幺么毁瘠者并于后。

十万之军顿于城下，救必开之，守必出之。出据要塞，但救其后，无绝其粮道，中外相应。

此救而示之不诚，示之不诚，则倒敌而待之者也。后其壮，前其老，彼敌无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权之谓也。

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豫备；谨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果断；得众在于下人。

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详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质；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

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

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

夫将提鼓挥枹，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无重将也。

夫提鼓挥枹，接兵角刃，居以武事成功者，臣以为非难也。古人曰：「无蒙冲而攻，无渠答而守。是谓无善之军。视无见，听无闻，由国无市也。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市贱卖贵，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马食菽三斗，人有饥色，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无主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起兵，直使甲胄生虮虱，必为吾所效用也。鸷鸟逐雀，有袭人之怀，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后有惮也。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马有策，远道可致；贤士有合，大道可明。」

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纣之陈亿万，飞廉、恶来身先戟斧，陈开百里。武王不罢市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以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

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嫩盖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故古者甲胄之士不拜，示人无已烦也。夫烦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尝闻矣。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三军成行，一舍而后成三舍，三舍之余，如决川源。望敌在前，因其所长而用之。敌白者垩之，赤者赭之。

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命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

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无私于一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

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虽钩兵射之，弗追也。故善审囚之情，不待菙楚，而囚之情可毕矣。

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今世谚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试听臣之术，虽有尧、舜之智，不能关一言；虽有万金，不能用一铢。

今夫系狱，小圄不下数十，中圄不下数百，大圄不下数千。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田业，贾无不离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

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制者，职分四民，治之分也。贵爵富禄必称，尊卑之体也。

好善罚恶，正比法，会计民之具也。均井地，节赋敛，取予之度也。程工人，备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

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轻重，臣主之权也。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

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俎豆同制，天子之会也。游说间谍无自入，正议之术也。

诸侯有谨天子之礼，君臣继世，承王之命也。更造易常，违王明德，故礼得以伐之。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何王之至？明举上达，在王垂听也。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故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夫无雕文刻镂之事，女无绣饰纂组之作。

木器液，金器腥，圣人饮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为器，天下无费。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绣饰；马牛之性食草饮水，而给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设之制也。

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

古者土无肥瘠，人无勤惰，古人何得，今人何失耶？耕者不终亩，织者日断机，而奈何饥寒。盖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

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焉有喧呼酖酒以败善类乎？

民相轻佻，则欲心与争夺之患起矣。横生于一夫，则民私饭有储食，私用有储财，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乌有以为人上也。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则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

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治之至也。

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

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

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为通儒。今说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饮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军渴。」臣谓：「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

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

兵法曰：「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凡我往则彼来，彼来则我往，相为胜败，此战之理然也。

夫精诚在乎神明，战权在乎道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

先王之所传闻者，任正去诈，存其慈顺，决无留刑。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轻进而求战者，敌复图止，我往而敌制胜矣。故兵法曰：「求而从之，见而加之，主人不敢当而陵之，必丧其权。」

凡夺者无气，恐者不可守；败者无人，兵无道也。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者无前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

其言无谨偷矣，其陵犯无节破矣，水溃雷击三军乱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决之。

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

夫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

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轻矣。

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

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诛。属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属有诛。闾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闾有诛。

吏自什长以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之，皆与同罪。

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中军、左、右、前、后军，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无通其交往。将有分地，帅有分地，伯有分地，皆营其沟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无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诛之，伯不诛与之同罪。

军中纵横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与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将吏之符节，不得通行。采薪刍牧者皆成伍，不成伍者不得通行。吏属无节，士无伍者，横门诛之。逾分干地者，诛之。故内无干令犯禁，则外无不获之奸。

束伍之令曰：五人为伍，共一符，收于将吏之所，亡伍而得伍当之。得伍而不亡有赏，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残。亡长得长当之，得长不亡有赏，亡长不得长，身死家残，复战得首长，除之。亡将得将当之，得将不亡有赏，亡将不得将，坐离地遁逃之法。

战诛之法曰：什长得诛十人，伯长得诛什长，千人之将得诛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得诛千人之将，左右将军得诛万人之将，大将军无不得诛。

经卒者，以经令分之为三分焉：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

次以经卒，亡章者有诛，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次二五行，置章于项；次三五行，置章于胸；次四五行，置章于腹；次五五行，置章于腰。如此，卒无非其吏，吏无非其卒，见非而不诘，见乱而不禁，其罪如之。

鼓行交斗，则前行进为犯难，后行进为辱众。逾五行而前进者有赏，逾五行而后者有诛，所以知进退先后，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言有经也。

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是。

一鼓一击而左，一鼓一击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音不绝，鹜鼓也。商，将鼓也。角，帅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则将、帅、伯其心一也。奇兵则反是。

鼓失次者有诛，喧哗者有诛，不听金、鼓、铃、旗者有诛。

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合之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

方亦胜，圆亦胜，错斜亦胜，临险亦胜。敌在山缘而从之，敌在渊没而从之，求敌如求亡子，从之无疑，故能败敌而制其命。

夫蚤决先敌，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世将不知法者，专命而行，先击而勇，无不败者也。

其举有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迟疾而不迟疾，是三者战之累也。

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

将军告曰：「出国门之外，期日中设营，表置辕门，期之，如过时则坐法。」

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

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合表，乃起踵军，飨士，使为之战势，是谓趋战者也。

兴军者，前踵军而行，合表乃起，去大军一倍其道，去踵军百里，期于会地，为六日熟食，使为战备，分卒据要害。战利则追北，按兵而趋之。踵军遇有还者诛之。所谓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

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为之职，守要塞关梁而分居之。战合表起，即皆会也。大军为计日之食起，战具无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诛。

凡称分塞者，四境之内，当兴军踵军既行，则四境之民，无得行者。奉王之军命，授持符节，名为顺职之吏，非顺职之吏而行者诛之。战合表起，顺职之吏，乃行用以相参，故欲战先安内也。

兵之教，令分营居陈，有非令而进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后行者后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举五人，其甲首有赏。弗教如犯教之罪。罗地者，自揭其伍，伍内互揭之，免其罪。

凡伍临陈，若一人有不进死于敌，则教者如犯法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尽死于敌，则教者如犯教之罪。自什己上，至于裨将，有不若法者，则教者如犯法者之罪。

凡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

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书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后军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

伍长教其四人，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击鼓而进，低旗则趋，击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击而坐。

伍长教成，合之什长。什长教成，合之卒长。卒长教成，合之伯长。伯长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裨将教成，合之大将。大将教之，陈于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阵去表，百步而决。百步而趋，百步而鹜，习战以成其节，乃为之赏罚。

自尉吏而下，尽有旗。战胜得旗者，各视所得之爵，以明赏劝之心。

战胜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罚，正罚者所以明赏也。

令民背国门之限，决生死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战者必斗，奸谋不作，奸民不语，令行无变，兵行无猜，轻者若霆，奋敌若惊。举功别德，明如白黑，令民从上令，如四肢应心也。

前军绝行乱陈，破坚如溃者，有以也。此谓之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臣闻人君有必胜之道，故能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则威加天下有十二焉：

一曰连刑，谓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谓禁止行道，以网外奸也；三曰全军，谓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结其联也；四曰开塞，谓分地以限，各死其职而坚守也；五曰分限，谓左右相禁，前后相待，垣车为固，以逆以止也；六曰号别，谓前列务进以别，其后者不得争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谓彰明行列，始卒不乱也；八曰全曲，谓曲折相从，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谓兴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陈车，谓接连前矛，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谓众军之中有材智者，乘于战车，前后纵横，出奇制敌也；十二曰力卒，谓经旗全曲，不麾不动也。

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强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亲之，人众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国车不出于阃，组甲不出于橐，而威服天下矣。

兵有五致：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

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

武王问太公望曰：「吾欲少间而极用人之要？」望对曰：「赏如山，罚如溪。太上无过，其次补过，使人无得私语。诸罚而请不罚者死，诸赏而请不赏者死。伐国必因其变，示之以财，以观其穷，示之以弊，以观其病，上乖下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

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

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阨。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堙以临之。无丧其利，无奋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施天下。

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两，自两而师，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骄侈，谋患辨讼，吏究其事，累且败也。日暮路远，还有挫气。师老将贪，争掠易败。

凡将轻，垒卑，众动，可攻也。将重，垒高，众惧，可围也。凡围必开其小利，使渐夷弱，则节各有不食者矣。众夜击者惊也，众避事者离也。待人之救，期战而蹙，皆心失而伤气也。伤气败军，曲谋败国。

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不能废兵也。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

专一则胜，离散则败。陈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所以知胜败者，称将于敌也，敌与将犹权衡焉。安静则治，暴疾则乱。

出卒陈兵有常令，行伍疏数有常法，先后之次有适宜。常令者，非追北袭邑攸用也。前后不次则失也。乱先后斩之。

常陈皆向敌，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陈，有坐陈。夫内向所以顾中也，外向所以备外也，立陈所以进也，坐陈所以止也，立坐之陈，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坐之兵剑斧，立之兵戟弩，将亦居中。

善御敌者，正兵先合，而后振之，此必胜之术也。陈之斧钺，饰之旗章，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枹之端，虽天下有善兵者，莫能御此矣。

矢射未交，长刃未接，前噪者谓之虚，后噪者谓之实，不噪者谓之秘，虚实者兵之体也。

诸去大军为前御之备者，边县列候各相去三、五里。闻大军为前御之备战，则皆禁行，所以安内也。

内卒出戍，令将吏授旗鼓戈甲。发日，后将吏及出县封界者，以坐后戍法。兵戍边一岁，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军。父母妻子知之，与同罪。弗知，赦之。

卒后将吏而至大将所一日，父母妻子尽同罪。卒逃归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执及不言，亦同罪。

诸战而亡其将吏者，及将吏弃卒独北者，尽斩之。前吏弃其卒而北，后吏能斩之而夺其卒者，赏。军无功者，戍三岁。

三军大战，若大将死，而从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敌者，斩。大将左右近卒在陈中者，皆斩。余士卒，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岁。

战亡伍人，及伍人战死不得其死，同伍尽夺其功。得其尸，罪皆赦。

军之利害，在国之名实。今名在官，而实在家，官不得其实，家不得其名。聚卒为军，有空名而无实，外不足以御敌，内不足以守国，此军之所以不给，将之所以夺威也。

臣以谓卒逃归者，同舍伍人及吏，罚入粮为饶。名为军实，是有一军之名，而有二实之出，国内空虚，自竭民岁，曷以免奔北之祸乎？

今以法止逃归，禁亡军，是兵之一胜也。什伍相联，及战斗则卒吏相救，是兵之二胜也。将能立威，卒能节制，号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胜也。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如百人之奋也。

『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闻也。』

现存24篇，1~12篇主要论述战争和政治，13~24篇讲军令和军制。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列在“杂家类”的《尉缭》有29篇，列在“兵形势家类”的《尉缭》有31篇。由于班固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给予说明，而流传至今的《尉缭子》仅有24篇，与上述两种《尉缭》的篇数均不相符，这就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也正式因为这个原因，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及其版本，成为了历代学者研究该书是集中讨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银雀山竹简《尉缭子》出土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深入了，但是至尽仍然未能形成一致意见。概括起来讲，学术界曾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

（一）认为“实际上就只有一种《尉缭》”，“班固的《汉志》（实际上是刘歆的《七略》）把这部书既分在杂家，又分在兵形势家内，就因为它用的是互助法”（徐召勋：《互助与别裁》，载《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二）认为“杂家《尉缭》本是一部著作”，“却被《汉书》的作者班固分在‘杂家’与‘兵家’两大类中当成两部书，从而引起了误解，造成了混乱”，“今本《尉缭子》几是班固所说的《尉缭》”（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97年第2期）。

（三）认为“兵家和杂家《尉缭》显然是内容不同仅同署名的两本书”，“杂家书没有流传下来，今本是兵形势家《尉缭》（钟兆华：《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文物》1978年第5期）。

（四）认为"今本《尉缭子》当是原杂家书”，“兵家书在隋以前就已亡佚”，“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的正是隋唐时的杂书《尉缭子》”（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

攻城的原则是：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战胜敌人。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亲和归附。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的，与其同罪。

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 ”；强调严明赏罚 ，“ 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 、警戒 、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 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 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 ”；把“心狂” 、“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主张先机制敌，“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认为“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战权》，《直解》本),运用“有无”策略(“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兵教下》)等。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 ，日本研究《 尉缭子》的著述约30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　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　，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　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　令如斧钺，　制如干将，　士卒不用命者，　未之有也"　③</ZSBJ12000030_0221_2/ESPL>。《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其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企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年代，《汉书·艺文志》已注明“六国时”。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中，发现若干《尉缭子》残简。经整理后，其内容与今本大体相符，银雀山汉墓已被断定为西汉武帝初年墓葬，其随葬竹简的书写时间当然还要早些。从其书写中不避讳汉初几个皇帝的名字如“邦”、“恒”、“启”、“彻”等来看，竹简书写时间应在汉以前。而竹简书写时间又必定在该书已经广为流传之后，那么，成书年代自然还应更早。所以《汉书·艺文志》注明“六国时”是可信的。

本来，《尉缭子·天官第一》就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句。因此一般都认为尉缭是梁惠王时人。但由于史书中，梁惠王时并无有关尉缭其人的记载，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却记载有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有个大梁人尉缭，被秦始皇任为国尉。因此，有人就认为《尉缭子》可能是秦始皇时的尉缭所著。这个问题至今尚在争论中，在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前，一时尚难定论。但我们认为，梁惠王于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距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5年)约八十多年，两个尉缭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既不是同一个人，那么，如果是秦始皇时的尉缭写的，为什么他与素始皇的谈话，偏要说成是与梁惠王的谈话呢？是托古吗？相隔只几十年，也谈不上“古”。托名吗？秦始皇的威名比“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的梁惠王显赫得多，身为秦国国尉的尉缭又何必要去托一个史无记载的尉缭之名呢？而且书中所谈的内容多是强调“务农战”、“修号令”、“明刑赏”、“审法制”等思想，都反映了当时山东六国变法图强的政治思想，这些主张，对梁惠王来说，无疑是力挽危局的有效办法。而对于早经商鞅变法，已经强大起来，正力图征服六国的秦始皇来说，则近于无的放矢的陈词滥调了。特别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载尉缭说秦王之词：“以秦王之疆，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此乃知伯、夫差、氵昏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勿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这些已为秦王所采用，并收到实效的谋略，却不见有一点反映于《尉缭子》书中，可见秦尉缭与《尉缭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此外，书中提到吴起与秦战而颂扬吴起，也说明《尉缭子》一书不可能是秦始皇时的尉缭所作，而是梁惠王时的尉缭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