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邦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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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一辞，最早见于春秋时富辰之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建制度”中“封建”的原始含义，即“封”土而“建”国，“封”之本义起始于“丰”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其字形状如“植树于土堆”，故“封”是“疆界”“田界”之意。“建”乃由“封”而来，“建”字可见于金文，指“建国立法”；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
“封建”，简单言之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诸侯，而使之建国于封建的区域。这是上古时代战胜的部族对于战败的土地和人口施行的一种统治方式。所谓封建，自应有部族战争以来已有雏形。封建制正式起源时间尚有争议，有人主张始于西周。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源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根据史记记载，黄帝时代，“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是早期的封建制度。五帝三代时期不断发展，到周朝时封建制度的完善程度达到顶峰。柳翼谋谓：“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即从尧、舜经夏、商到周朝，采用的都是封建制度。
汉语对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所封之地称为“诸侯”（“诸侯国”、“封国”或“王国”），统治诸侯（王国）的君主称为“诸侯王”、“君”或“国君”，也使用“国王”的称谓。同时，汉语对欧洲从中世纪起的君主制国家也称为“王国”，君主称为“国王”，尽管两者有所不同，但从纯粹的土地分封来看两者都是一致的。
西周施行分封制，建立藩屏，拱卫周畿，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政治策略的实施，在东亚大陆形成了覆盖广大地域的青铜文化交流网。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构成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版图形成的前提。
周室鉴于当时诸侯之众而又各据要津，后世必为共主之患，乃著兴灭国，继绝世之名义，封建诸侯，分封周姓和功臣到各要地，利用各地原来的氏族部落建立国家，势力始自上达下，周天子正式成为天下共主，周朝的封建规模正式完成。传说中圣王的后裔和商的遗民以及立功的将士，让他们在地方作“诸侯”，分区管理，辅佐周王，被封的“诸侯”在“封国”内继续分封，通过这种逐级分封，下级对上级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
为了控制广阔的新征服区，周初沿用商的分封制，把王族、功臣以及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先后分封的有鲁、齐、燕、卫、宋、晋、虢等71个诸侯国。
有周一代，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尚且无人知晓。《吕氏春秋·观世》中曾经讲：“周之初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服国”是那些拥有合法地位，生活在疆土四面八方的地方势力即方国。这个方国的具体方位，和民族组成，就连天子所分封的“四百余”正规诸侯之中，绝大部分也不知道是哪些子孙与功臣，从现存史书上所能够查找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诸侯尚不足一百个。据《旬子·行效》载：周初分封71国，其中同姓诸侯有管、蔡、鲁、卫、晋、燕等53国，异姓诸侯有齐、宋、楚、越、陈、杞等10余国。
按照当时的规定，作为“大宗”的周天子所有的嫡庶子弟都要分封，而且凡属于姬姓的周王室亲族，每人都可以从天子手中得到一块土地，并在那里建立封邑！
由于大大小小的封国太多，中央王室也可能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记载此事，但有关史籍最后有可能消灭在历史烟尘中了。
欧洲许多国家一直在推行爵位制度，直到现在，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仍然保存有爵位。其实，古代中国很早就实行了爵位制度，而且比欧洲要完善得多。
周王朝当年实施分封制度的时候，一般都是严格按照宗法体系上嫡庶亲疏的不同和根据异姓文臣武将的功劳大小来分封，故在封国面积的大小与政治地位的高低上有明显区别。否则，周天子“一碗水”很难端平，也不能端平。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周公从操作技术的角度，并根据宗法制的嫡庶关系，将封国国君们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这叫“五等封爵制”。看到史书经常有鲁公、晋侯、郑伯、楚子、许男等不同的称呼，即属于诸侯国中不同的爵位等级。五级以下还有第六级“附庸”，故附庸国的面积很小，只能附属于附近较大的封国。
通过上述层层分封的办法，周天子便建立了从上到下的以周王室宗族为中心的姬姓家族联合异姓贵族对全国土地和人民的统治权，同时也完成了财产和权力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瓜分。各方诸侯以周王为共主，对周天子有朝拜、纳贡赋、供劳役、助出征等义务；周王将土地和人民赐与诸侯，既有保护诸侯权利的义务，也有剥夺诸侯爵位、削地和贬爵的权力。西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王权要比夏商集中得多，对巩固西周王权有积极作用；但诸侯国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终于造成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王权的衰落和诸侯权力的膨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都是一个个纵横上万平方公里，拥有大小城池无数的庞然大物。在激烈战斗中，作战国往往动辄便是战车千乘、虎贲几十万人的庞大阵势。
西周初期所有诸侯国的领土都普遍性很小。即使一等公国按《礼经》所言为1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湖北省县域下面的一个或半个乡镇。四等子国为25平方公里，其面积相当于中国农村中的几个行政村，不少封国甚至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城镇。虽然封国的国君都被称之为“诸侯”，但实际上他所能管辖的地盘却不过是如今的一个乡村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兼并战争烽火不断，几乎几天之间即可以破灭一个国家。按照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与战役展开速度，只有那些袖珍型国家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彻底征服。
周王朝的封国这么小，一是作为食邑，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土地与人口资源，可以满足一个诸侯家庭基本的经济生活与精神享受的要求；二是国土资源有限，分封却是子孙们千秋万代不能穷尽的事情，先把面积搞小一点，有利于今后不断地分封；三是如果封国过于辽阔，土地、人口、矿产等战略资源太多，久而久之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危及整个中央政权的安全。
周王朝的先人就曾经从地处边陲的诸侯国，不断壮大发展成为剪灭商朝的主要策源地，在历史的经验面前，高层决策者知道，分封制的实质就是给地方放权，必须坚守一条非常清晰的低线——即非特殊情况，受封的诸侯国一般只能让其安逸于日常比较阔绰富足的生活，而无法积累必要的财富以萌生出“替天行道”做“天子”的欲望。
周朝时期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然而西周时各诸侯国的军队并不由国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传》：“齐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国氏和高氏就是掌握齐国兵权的守臣。东周诸侯国军队为国君所掌握，直接导致了周室的衰微。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朝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从这时起，大国兼并小国后，多以其国土置县，封建制度逐渐式微。
周武王实行第一次封建，原因有三：首先是为了安抚殷民，同时加以监视；其次是进行武装移民，借此扩展势力；还有就是笼络人心，以巩固周朝的统治。
封建实际上是分封诸侯，即将土地分给诸侯去建立他们的管辖范围。周初第一次封建的经过和内容，主要有以下数项：
武王克殷后，自动退出殷都，封纣王的儿子武庚到那里，继续管理商的遗民； 武王在殷的附近，分封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目的是监视武庚，称为“三监”； 武王定都于镐京后，又分封亲属和功臣为诸侯，这些封国大多数集中于黄河南岸。
西周建立两年，周武王就死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年幼继位，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代理政事，这种做法称为“摄政”。三监不满，便散布谣言，说周公会对成王不利，又怂恿武庚共同起来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周公亲自领兵东征对付三监，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把乱事平定下来。后来他在洛邑（河南洛阳）营建东都，并将其作为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把参加武庚叛乱的“殷顽民”迁到那里，且派驻重兵加以监管。周公又制定礼乐制度，藉以维系国家和社会的秩序。
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实行第二次封建。目的有三：
分化殷地遗民，防止殷民再次起来叛变； 巩固周朝的统治，作为王室的屏藩； 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周初第二次封建的内容主要包括：
把殷人旧地分封为宋、卫二国，以方便统治； 大封亲属和功臣，作为王室的屏藩； 周公特意把第一次封建的一些封国向东移，部分更远至东方海边，借此扩大统治范围，并将殷人的封国包围其中，以防其再生叛乱。 其中如将姜尚之子吕伋封在山东的齐，召公奭之子于燕，加强对东方的控制。
周武王和周公总共分封71国，其中姓姬的诸侯占了53个，可见周初两次的大封建，所分封的诸侯多数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才是功臣。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称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分封诸侯的作用，就是要他们作为中央的屏藩。
此外，诸侯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五等。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纳贡品，定期朝见天子，并带兵随天子作战。
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国，分遣其人众一控御四方，但封建制度的建立，并不与生产工具的改变相伴随。……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颇不必用经济发展的理论当作历史演化过程中必经的一环。
西周还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配合和维系封建制度的发展。宗法制度规定天子、诸侯等职位，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次一级的职位，即诸侯、卿大夫或士。这两种制度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周朝的统治。
周天子在地位上的变化，是其封建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封建制是以天子为首，由上而下的系统。自平王东迁后，因其弑父之嫌及诸侯拥护，地位日降，终至“王命不行”，乃诸侯崛起之时，霸政时代开始。为迎合需要，郡县萌芽，世卿世禄式微，上下阶级被打破，平民地位上升，经济教育权力下放。宗法随时间淡化，封建面临崩溃。及至三家分晋，战国开始，上述情况发展更盛，改变趋势锐不可挡。“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春秋诸国，吞并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在秦灭六国之战后，秦朝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制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国家政权实行中央集权制，取消“封建制度”，秦王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
汉朝承袭了秦朝“郡县制”这种行政区划管理制度，与秦行政区划不同的是，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这两种并行制又称“郡国制”，两汉时期虽郡国并行，但仍以“郡县制”为主。汉朝初期，刘邦面对拼凑起来的诸侯势力和亡秦后的六国背景，首要任务是：勉力维持稳定局面，铲除异姓诸侯王，以分封子弟的方式，调和异姓诸侯王与郡国制的两极偏差，刘邦与项羽相争时，先后分封七个异姓王。称帝后，又分封同姓九王，使后来中央政府及封国之间的对立，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汉初恢复封建制，同时又施行郡县制，使郡国杂处，以相牵制，对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作用。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把七个协助他对抗项羽的功臣封为异姓王（与皇室不同姓氏的诸侯王），“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后来用谋反的罪名或其他办法削平了这些封国，改封皇室子弟于七王旧地，作为藩王、诸侯王。至于其他地方，则仍采用秦代的郡县制。
这种“郡国并行”的情形，使诸侯王国对中央构成威胁，埋下了西汉政治危机的伏线。
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期间，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民生有所改善，国家一片兴旺。但诸侯王势力日盛，渐渐变得骄横跋扈，汉景帝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实行削藩政策，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于是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汉景帝派将军周亚夫平息了叛乱，并且削减了诸侯王的权力，使他们成为只食俸禄的闲员，不再治理人民。从而，中央集权统治的根基更加稳固了。
吴、楚七国之乱平息后，诸侯的权力已被削弱，不过他们仍拥有辽阔的领地，经济力量也很大。汉景帝死后，汉武帝承袭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容许诸侯把王国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使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西晋立国后，晋武帝分封诸王，於277年遣诸王就国，其中一些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统一後，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武帝裁撤州郡兵。分封诸王与去州郡兵是避免权臣专政及地方割据的发生，但却使宗室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当时边境的胡族迁入中原，对晋朝呈现半包围形势。这些胡族时时受汉官欺压或受汉人歧视，因此心生不满。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与匈奴刘猛的内侵，使郭钦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外族强制迁出，晋武帝不用。由于胡汉摩擦状况仍未改善，当朝廷元气大伤後，周边胡族便爆发五胡乱华。
中国自秦始皇时代实行郡县制，具体做法各代不同，但西汉以来就与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并行，当然封建的制度历代也不太一样。皇室宗亲总是有些政治、经济、社会的诸种特权的，这并不难理解。唐朝建立，李渊为了给自家唐王朝壮大势力，把老李家家族里同一曾祖的兄弟、同一高祖的兄弟、兄弟之子通通都封了郡王，有些小孩子也得以封王，有数十人之多。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以后，就和臣下讨论：遍封宗族之子于天下。封德彝表示：和历代情况比较，唐朝封王规模超过以往各代，以往一般是皇帝的兄弟或皇子才能封王的。如果是宗族较疏远的兄弟，只有对本朝有大功的才会封王。封德彝认为高祖李渊广封亲族兄弟，给予崇高的爵位，还规定较多的百姓为这些贵族服役，这都是为李家私利考虑的表现，不符合以公心治天下的古训。李世民面对好不容易夺来的皇位，很注意改变父亲李渊的政策以做政治姿态争取人心，于是下令只保留对本朝有大功者的数人王爵，其他的郡王都降级为县公。
到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和臣下讨论享国长久之策，萧瑀提出一个观点：“夏商周三代实行封邦建国的制度所以立国长久，秦朝不实行这样的制度，皇权孤立，所以很快衰亡。”萧瑀的观点比较武断，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但帝王时代的君主，把王朝利益和家族利益联系起来考虑，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只有对君主来说，“国”和“家”才是一回事。唐王朝从萧瑀这个建议开始，长期讨论这个“封建”的体制问题。柳宗元写的《封建论》可以算是这一争论的理论总结之一。
第一阶段的争论持续了四年多。魏徵的反对意见最直接：隋末动荡，刚刚休养生息恢复一二，就要按封建制瓜分天下，遂有“五不可”之说：比如，推行封建制，则各级诸侯卿大夫都要靠国家俸禄，实际只能靠财政上的厚敛来维持。本来京城及附近地区赋税数量就不算多，你再把京城以外地区都划给诸侯，经费就更不够了。李百药说的也很直接：王朝命运长短自有定数，和封建没有关系。以著名学者颜师古为代表的意见则认为：应该多树诸侯，但要限制每一国的势力，使封建诸国和郡县互相掺杂，以便于控制。
到了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一月，李世民表示下诏书表态：皇家宗室与勋贵大臣都应该坐镇地方，并且可以传给子孙。如果没有特别缘故，不得罢黜。命令有关部分研究研究，指定具体实施细则。
可见虽然说要区别于李渊的制度，但李世民的还是认为封建的制度比较靠谱。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二月，封李世民的兄弟荆王李元景等和皇子李恪等为各州都督。三月，和离开长安去就职的兄弟们讲话时，李世民很激动，流着眼泪说：兄弟们不能经常在一起，但是为了天下大计，不得不这样做啊。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六月，荆王李元景以下21王担任州刺史的，都规定子孙世袭；功臣长孙无忌等14人担任刺史的也都定为世袭。这样就把秦朝以来实行的郡县制行政体制，在一些重要地区改为封建制了。
从贞观五年到贞观十一年，李世民的意图很明显，他对封建的理解和李渊的没有本质区别，主要区别仅在于李渊分封了很多族属疏远的兄弟，而李世民要分封的主要是自己的兄弟、皇子和功臣。
两年之后的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事情有了变化，原因是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意离开长安到自己的封国去，再三上表推辞，不接受皇上的安排。为了打动皇上，长孙无忌还请自己的儿媳妇、李世民的女儿长乐公主帮忙说情。李世民看到长孙无忌、房玄龄、于志宁、马周等众多大臣尤其是长孙和房玄龄等重臣的反对意见，很无奈。他说：“割地以封功臣，是古今一贯的做法。而我是希望让各位的子孙世代辅佐我的子孙，永为藩镇，传之久远。没想到你们各位对此却有不满的意见，难道我还要强迫你们接受封地么？”事情就是这样，在大臣的消极怠工软磨硬泡的努力之下，最终妥协的是皇帝，李世民的政治战略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诏停世封刺史”。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针对担任都督和刺史的皇子大多年幼，没有政治行为能力，褚遂良上疏说：“西汉宣帝说过，和我一起治天下的，只有好的州郡长官啊！现在皇子幼稚，不了解如何施政，不如先留在长安，教他们儒家经典和政治，等到他们长大了再派他们到各州就任啊。”《旧唐书》说“上深纳之”，《资治通鉴》说“上以为然”。其实，李世民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纠正他委派皇弟皇子担任各州都督的决定。
历史上西周推行封建制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的，有其不得不行的道理；而秦汉以来，形势变了，封建制已经不合时宜。秦朝短命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分封子弟。西汉分封，结果出了吴楚七国之乱，西晋更出了八王之乱，可见分封制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弱点。所以，自秦朝以来，在制度上都是靠官僚体制去实行统治的，而不能依赖封邦建国的制度。唐朝的有识之士，如李世民同时代的魏徵、李百药，中唐的杜佑、柳宗元都能认识到其中的道理。这些事实，李世民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也并不深奥。但是，李世民没有从历史上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李世民的政治思想中，坚持主张并一再实践封建制可以算是他的主要错误，关键就在于他有私心。他认为，天下说到底是李家的天下，所以还是自家人才能让他放心。就算这个制度推行不下去，也不抛弃，不放弃。
唐朝的历史证明，封建制并没有给唐朝带来什么好运气。而历史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人们很少从历史吸取什么经验。
中国历史上自三国开始直至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各个时期国家行政区划管理上不同程度实行了“封建制度”，但分封不是主体；各个朝代政权稳定以后，封国与侯国实际成了行政区划体系之一，或形式上分封；即使存在军阀割据政权，大多数情况下，要领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如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的楚国之国王马殷，尽管于907年建国，仍旧于927年（天成二年）接受中原王朝后唐册封为“楚王”。
封建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上较早确立地主—自耕农土地所有制，而这种体制具有较多的自由，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成男耕女织的生产单位——农户，农户有较灵活、自由的自主支配和自主经营权。因而农民有比较高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政治上较早确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维护了国家的“大一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再次，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较早确立实用理性体系，使中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和神学独断论的歧途。中国之所以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封建文明，正得益于此。
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积淀和影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难以解体，宗族制对人身的拘束，礼教思想、宗法观念对人心的束缚等等，都使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展迂缓，商品经济、市民阶层难以获得充分发育，致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始终在原有的轨道内缓步运行。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力陈封建之害：周代因封建制，使得诸侯强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最后造成“周之败端”。“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且“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
清人李富孙指出，封建制使得“诸侯可骄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秦代废封建改郡县，是“矫一时之弊而适贻后世之害”。李富孙说，“柳子之论，直一偏之见，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后世之为害更深。”
陆世仪认为：“古之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为师，始有所为吏治，汉复以萧何继之，于是吏治二字，至今习以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复也。”
袁枚说：“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后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乱。无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谓徒政。”
朱熹对封建制度曾作评论：“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对比而言，评论皇朝制度：“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封建制度相对于专权制度有一定的进步性，诸侯与贵族有限的自主权可以限制君权。然而封建制度的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内战和实现王朝持久繁荣方面远较专制制度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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