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奥·福

1926年，达里奥·福出生在

《一针见血》（1954）

《大天使不玩台球》（1955）

《

创作介绍

他迄今共写了五十多部戏，讽刺剧、广告剧、独幕滑稽剧、黑色喜剧、荒诞剧、等等，样式繁多，但没有一部是写男欢女爱、家长里短的。贴近大众，通俗易懂的，同时也是他最拿手的、影响最大的，当是他的政治讽刺剧，或者是时事讽刺剧。达里奥·福的政治讽刺剧，虽然内容各异，但无一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采撷素材，无一不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直接做出反应。物价飞涨、堕胎自由、离婚法、官员收受贿赂、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黑社会同政权的勾结等，这些平民百姓最为敏感的问题，都被达里奥·福置于他的政治讽刺剧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讽刺之犀利，抨击之激烈，实为罕见。

达里奥·福的讽刺喜剧触动了一些势力的神经，被贬为“政治宣传品”。但是，他的作品绝不是政治口号的图解，观赏他的剧作，并无枯燥乏味、空洞说教之感。他那显露出逼人的批判锋芒的讽刺喜剧，自然需要相得益彰的戏剧形式。

为此，达里奥·福大胆摒弃正统戏剧的规范，努力借鉴民族戏剧的传统，把目光投向意大利古老的民间戏剧。他自称“人民的游吟诗人”，“被压迫者的游吟诗人”。所谓游吟诗人，系指意大利中世纪的民间艺人，他们集说唱、戏剧和杂耍于一身，平时四处流浪，逢着节日、洗礼、婚庆等，在农村、城镇的墙头、广场、教堂，一面弹奏乐器，一面表演。他们把当时的社会新闻和人们的思想情绪广为传播。游吟诗人在中世纪大众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达里奥·福又用心继承15至17世纪盛行于意大利民间的即兴喜剧（或称假面喜剧）传统，借鉴它的即兴表演和喜剧手法。

达里奥·福的剧作大多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百姓敏感问题迅速作出反应，匆匆创作的。他曾说：“我们对重大政治事件立即作出反应，宁愿演一个不成熟的戏，在演出中完善它，也比长期等待要好。”因此，他向即兴喜剧学习创作路子。他的剧作常常更接近提纲，没有定型。演员不仅要熟悉社会，而且要具备高超的演技，擅长在演出中即兴表演和发挥，通过演出实践来不断修改、丰富和完善剧本，因而有的剧本会有几个版本。他要求每场演出中都有即兴发挥的东西，演员善于随机应变，把握和即兴表达观众的情绪，甚至把观众中偶然的一声喊叫和孩子的哭声，都化为即兴戏剧。他还借鉴了即兴喜剧的许多特色，如剧情的引人入胜，故事展开的敏捷、轻松和出人意料。

达里奥·福的戏剧创作活动为当局与教会所不容。他的剧作屡屡遭到戏剧审查机关的刁难与阻挠。五六十年代，他的剧团被当局指称为“共产党剧团”，从事“赤色鼓动”。每次演出，警方都派专人在场，检查演出中可有越轨的台词。

表演形式

达里奥·福的戏剧的思想内容与表演形式，要求同人民大众保持紧密的联系。而为了突破右翼和教会势力的压迫与遏制，他的戏剧活动也更需要立足基层，走向人民大众。他和妻子拉美像古代游吟诗人一样，经常带领剧团深入工厂、农村巡回演出，甚至在街头、广场献艺。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和撒丁岛，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演出中，他面向观众即兴独白，同观众对话，努力同观众保持自然的接触。每一次演出，都成为演员同观众之间一次心灵的对话、一次毫无拘束的情感交流，笑声掌声不断，共鸣极其强烈。演出之后，达里奥·福又同观众座谈，一起探讨意大利的政治、社会和艺术问题。这样的讨论气氛异常热烈，常常持续到深夜。来自基层的观众：工人、农民、家庭妇女、教员、大学生、艺术家，不但抒发自己观剧的感受，而且讲述自己的遭遇和周围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为剧团提供创作素材。达里奥·福的剧作不仅在意大利有着广泛、持久的观众，在国外也大受欢迎，已经在数十个国家公演，演出场次超过3000场。

孟京辉

曾想邀他出任乌镇戏剧节荣誉主席

孟京辉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太愿相信这个消息，“我们会用更好的排练和演出来纪念他。”孟京辉说，“大概在1998年或1999年的时候，我曾去他家里拜访过，他非常和蔼。那时候中国的版权意识还不太强，我把排的戏的一些资料、报道给他看，他很高兴，他的夫人拉梅还送了我20多盘录像带。”

赖声川

赖声川跟达里奥·福也颇有渊源，他的“表演工作坊”曾多次制作达里奥·福的戏，比如《绝不付账》等。赖声川提到一个细节，1997年前后，他曾想购买达里奥·福的一个剧本版权，碰巧那会儿他获“诺奖”，“我以为他会提高版权费，其实并提到达里奥·福对戏剧艺术的贡献，赖声川对京华时报记者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他的戏剧看似是欧洲传统的小丑表演，但这样一种喜剧，甚至可以说是闹剧的表演样式，却可以结合到政治、社会、文化的批评里面，可以点到人类社会最深的一些东西，让喜剧可以如此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