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

胡适

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上庄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5年，14岁的胡适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发表了自己编写的白话小说《真如岛》。之后考入中国公学，两年后又转入中国新公学，并兼任英文教师。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7月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26岁)夏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1920年至1937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其间，与《新青年》脱离关系。和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37年7月8日，胡适离北平。11日，到庐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庐山谈话会。8月13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10月3日，由欧返抵纽约。5日，赴华盛顿就任。1939年，胡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这期间一直担任驻美大使。

1945年4月25日，胡适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9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11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6月1日，由美国动身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1月14日，胡适赴上海。3月下旬在台湾住了七天，参与政治活动和讲学，又回上海。4月6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来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1950年3月初，胡适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5月14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九月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岁的胡适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1961年2月，胡适应邀参加朋友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立即送至医院，诊断结果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2岁。

胡适

胡适师从美国“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实验主义的精神，很有建设性。

胡适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他本人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

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这或许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

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容忍异己的声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

胡适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适或许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这个社会也允许你是无神论者，当然也允许你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胡适认为，法律应该对任何人都有约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叫喧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不幸的。”

胡适在一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代中摸爬滚打，浸淫在规范化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很快他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所以胡适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思索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应该拥抱世界。

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

“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胡适

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

胡适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

胡适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

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胡适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

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当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

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

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

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

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

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

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不迟。在争论中胡适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胡适

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余英时（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季羡林（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张中行（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

梁实秋（文学家）：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唐德刚（美国华裔学者）：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李敖（作家）：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胡适 

“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