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英语：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阿拉伯语：الإتحاد الدولي لجمعيات الصليب الأحمرِ والهلال الأحمرِ‎）（初创时名为红十字会联盟，英语：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是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各国家协会（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共同组成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该组织成立于1919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它负责协调各国家协会的活动，以“通过动员人道力量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 在国际层面上，该联合会与国家协会密切合作，领导和组织大规模紧急救援。

坐落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

1919年，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国家红十字会的代表齐集法国巴黎，成立了“红十字会联盟”（英语：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 LORCS），其宗旨是“为了健康活动，加强和团结已有的红十字会并促进新协会的建立”（英语：to strengthen and unite, for health activities, already-existing Red Cross Societies and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new Societies）最初的想法来自时任美国红十字（英语：American Red Cross）会长的亨利·戴维森（英语：Henry Davison）。他获得了该联盟总干事的英国将军大卫·亨德森爵士（英语：David Henderson (British Army officer)）的协助。由美国红十字领导的这一举动超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严格使命，扩大了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活动范围，将应对非武装冲突引发的紧急情况（如人为的或自然灾害）包括进来。美国红十字在重大灾难救援上的经验可追溯至其成立时。

联盟的成立带来了一系列争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就这两个组织之间可能的竞争进行了合理的关切。联盟的成立被视为企图破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逐步将任务和权限转移至多边机构中。此外，联盟的所有创始成员都是协约国或其伙伴国的国家协会。自1919年5月起，联盟最初的规约进一步规定了五个创始协会享有特权地位，并且由于亨利·戴维森的努力，五个创始协会还享有永久排除同盟国（即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国家红十字会以及俄罗斯国家红十字会加入联盟的权利。这些规则违背了红十字原则在各国社会中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引起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进一步关切。

联盟组织的第一项救援使命是救援波兰饥荒和随后的斑疹伤寒疫情。成立仅仅五年之后，联盟便为在34个国家的救援使命发出了47个捐助呼吁，这表现了人类社会对此类红十字工作的需要。这些呼吁共筹集到6.85亿瑞士法郎，用于救援俄罗斯、德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饥荒受害者，智利、波斯、日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土耳其的地震受害者，以及希腊和土耳其的难民潮。联盟的首个大规模灾难救援使命发生在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地震致约200,000人死亡，并带来了无数的受伤者和无家可归者。通过联盟的协调，日本赤十字社从姊妹协会获得了价值达到1亿美元的物资。联盟发起的另一个重要的新领域是在国家协会中开创青年红十字工作。

联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17年至1922年俄罗斯内战期间的共同行动标志着国际红十字运动介入了国内冲突，尽管日内瓦公约中并没有明确的要求。联盟在超过25个国家协会的支持下，组织了救援团并向受到饥饿和疾病波及的平民分发食品和其他援助物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与俄罗斯红十字及其后的苏联红十字会合作，不断强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中立性。1928年，“国际委员会”（英语：International Council）成立，以协调联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后来这项任务转移给了“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ssion）。1928年还通过了一个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共同规约，确定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盟在国际红十字运动内各自的作用。

1935年至1936年的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联盟投入了170万瑞士法郎进行救援供应。由于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拒绝同红十字进行任何合作，这些物资只被投放到阿比西尼亚一方。在战争期间，估计有29人在红十字标志的明确保护下丧生，其中大部分都是被意大利军队袭击而亡。在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联盟在41个国家协会的支持下再次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联合行动。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联盟将总部从巴黎搬到日内瓦以享受瑞士中立国地位带来的便利。

1960年代，非殖民化带来了受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数量的显著增加。1960年代末，世界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协会。1963年12月10日，联合会（当时仍名“红十字会联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983年，联盟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英语：League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以反映在红新月标志下开展活动的国家协会数量的增加。1986年，1965年通过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被载入联合会的规约中。1991年，该组织再次更名，新名称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英语：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199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会签订了塞维利亚协定（英语：Seville Agreement），进一步确定了双方在运动中的职责。

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联合会开始了其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使命。40多个国家协会与22,000多名志愿者为无数无家可归、缺少食物且处于疫情威胁中的受害者带来了援助。

1965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20届红十字国际会议通过，复于198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5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会议通过修正，并载明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其所拟定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如下：

人道Humanity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系由于意欲为战场伤患提供无差别待遇之协助而萌生，应依其国际及本国之功能，致力于预防及减轻出现在任何地方之人类苦痛。其目的在于保护生命与健康；确保对人类的尊重，并促进世人相互之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的和平。

公正Impartiality

它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或政治意见而有所歧视。它致力于解除个人之痛苦时，全系根据他们的需要行事，并优先考虑特别急迫的苦难个案。

中立Neutrality

为求持续获得各方的信任，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于任何敌对情形中，不得采取支持其中一方之立场，亦不得在任何时候涉入具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型态本质之争端。

独立Independence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有其独立性。各国家红十字会虽为其政府人道服务方面之辅佐机构，且需遵守各该国之法律，惟仍应永远保有自主性，俾得在任何时候均能遵循红十字运动之原则行事。

志愿服务Voluntary Service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乃志愿救援之运动，并不企求任何利益。

统一Unity

每一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它必须对全国公开，并在全部领土内推行人道工作。

普遍Universality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遍及全世界，各红十字会地位相等，也共负彼此互助之相同责任与义务。

“红十字会”这个名词，同时代表了三个名称。一般而言，依照红十字会的“普遍”原则，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地区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而在“统一”原则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红十字会。而原先由亨利杜南创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旧运作，并依照日内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的规定，提供战俘人道协助、监察战俘待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则负责协调各国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跨国救援自然灾害的难民。

2013年11月12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第19届全体大会及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代表会议在澳大利亚悉尼会展中心开幕。全体大会接纳塞浦路斯、南苏丹两个国家红会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新成员。至此，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成员国红会达189个。

由于红十字会在战时的特殊地位，所以即使红十字会的精神要求“中立”于政治之外、“独立”于政府之外，但许多国家的红十字会都由国家领导人担任荣誉负责人职务，而实际主事者许多也由政府官员转任，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美国

会长：玛莎·约翰逊·埃文斯（Marsha Johnson Evans）：曾任海军中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誉会长：胡锦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现任会长：华建敏

前任会长：彭佩云，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香港

赞助人：曾荫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副赞助人：邵逸夫、董赵洪娉（曾任会长）

会长：曾鲍笑薇，行政长官夫人

主席：杨铁梁爵士

日本

名誉总裁：日本皇后美智子

社长：近卫忠辉，夫人为公主

新加坡

主席：朱维良中将，前三军司令、驻澳洲最高专员代表、斐济大使

德国

名誉会长：霍斯特·克勒（Dr. Horst Köhler），德国联邦总统

会长：赛特（Dr.rer.pol.h.c. Rudolf Seiters），前联邦议会首席副议长、内政部长

瑞士

会长：里诺（Prof. Dr. iur. René Rhinow），前上议会议长

英国

会长：查尔斯王子（HRH The Prince Of Wales），英国王储

红十字会的“红十字”（包括红新月及红水晶，为简便起见，下文简称红十字）是一个专有标志，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红十字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非战时仅有各国红十字会或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可以使用，战时则作为战地医疗人员的保护标志，任何武装部队均不得攻击标志红十字的车辆、人员、设施，否则即为当然战犯。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红十字标志也分别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香港红十字会条例》的法律保障。

红十字标志（Red Cross）

红十字标志于1863年确定，是红十字会历史最悠久的标志。

红新月标志（Red Crescent）

由于十字是基督教符号，穆斯林不愿采用。新月于1929年被国际红十字会承认。

红狮子和太阳会标志

（Red Lion and Sun Society）

与红新月同期，波斯帝国采用了传统的狮子和太阳图案，后弃用而使用红新月标志。该标志仍然是有效的，但已经不再采用。

红“大卫之星”标志

以色列曾要求采用此标志，但未获红十字会批准，原因是怕开此先例后，各个组织会纷纷要求采用自己的标志。因此该标志不是有效的红十字会标志。

红水晶标志

该标志是最新的标志，于2007年1月4日正式启用。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012年10月16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世界被迫流离失所或移徙的人数已超过7200万，约占世界人口的1%。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16日发布的《2012世界灾害报告》对被迫移徙和流离失所现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报告指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驱动因素，全球被迫移徙的人口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在7200多万流离失所者中，约有2000万处于长期流离失所状态。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秘书长马蒂亚斯 施马勒（Matthias Schmale）表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包括暴力、灾害、政治动乱等负面因素，还可以是大规模的发展和开发项目。

“统计显示，2011年，共有4300万人因冲突逃离家园，约有5000万人因灾害而流离失所。报告还对移徙与发展项目以及包括修建大坝在内的基础设施项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根据报告，因此类项目而被迫迁移的人口数量约为5000万。”施马勒说。

根据报告，政界人士以及公众对救助被迫流离失者怀有的抵触情绪日增，或许是造成为这一最弱势群体提供更好以及长期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障碍。

报告指出，不少国家认为，为回避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被迫移徙者被社会所排斥的痛苦是一个不幸但值得付出的代价。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国秘书长贝克莱 格勒特（Bekele Geleta）指出，各国政府需要制定并通过新的政策和战略，承认被迫移徙者的权利，并帮助他们融入社区，而不是沦为被社会所遗弃的人。

根据报告，2011年是全球灾害导致财产损失最高的一年，同时也是灾害数量最少的一年。据统计，2011年全球共发生336起灾害事件，造成的损失达3655亿美元；其中仅2011年3月发生在日本的地震和海啸导致的损失达2100亿美元，占总数的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