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

舞剧作为舞蹈、戏剧、音乐相结合的表演形式，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在可供查证的史书典籍中尚未见有关舞剧艺术起源的记载，不过，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却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时期，著名的《大武》就是综合了舞、乐和诗等艺术形式，表现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节性大型歌舞。后来出现的《九歌》，虽具有更强的舞剧因素。但依然不是我们今天所共识的严格意义的舞剧。至于明、清以后，舞蹈融入戏曲的史实，也不能说舞剧已经诞生。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中国舞剧于20世纪30年代方才初见端倪。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外来艺术”的引进和吴晓邦、戴爱莲、梁伦等新舞蹈艺术先驱的探索，才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中国民族舞剧艺术。1939-49年，中国舞剧一共才不足10部，1949-1979年则出现了100多部，1979-2009年则有 300多舞剧，到2011年初为止一共500多部舞剧，数量上为世界第一。

中国的舞蹈史在可以提供查证的史书典籍中，还尚未见到有舞剧艺术起源的记载。但是，本身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时期(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著名的《大舞》（中国第一部大型情节性的歌舞。）就是综合了舞、乐、诗等艺术形式，表现武王灭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情节的大型歌舞。

此后，又出现了《九歌》（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所作的祭神乐歌），具有更强烈的舞剧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所共知的严格意义上的舞剧。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舞剧需要有较高的经济投入，要有相对稳定的庞大的专业演员队伍和现代化装置的剧场。此外，舞剧艺术是舞蹈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而在那动荡的年代里，直到20世纪初叶，中国的舞蹈也还未成熟到足以产生综合性的舞剧艺术。中国舞剧在20世纪30年代才初见端倪。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舞剧也可以说是“外来艺术”的引进。

从1949年至“文革”前可看作其实验性的新兴期，创作大都以继承发展戏曲舞蹈与借鉴前苏联芭蕾舞剧的经验相结合。其间作品有：《和平鸽》、《盗仙草》、《碧莲池畔》、《刘海戏金蟾》、《宝莲灯》、《鱼美人》、《小刀会》、《五朵红云》、《蔓萝花》、《蝶恋花》、《狼牙山》等。

1950年，欧阳予倩、戴爱莲等运用芭蕾形式和技法创作的《和平鸽》，标志着新中国第一部舞剧作品的问世。发轫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手伸向民族与传统、一手借鉴西方的舞蹈观念和方法结构自身的创作思路。北京舞蹈学校等机构的建立，为舞剧创作准备了队伍。

20世纪50年代末起，以舞剧《宝莲灯》为起点，中国舞剧创作进入了第一个辉煌期。《宝莲灯》的舞蹈语汇融中国民间舞、戏曲舞蹈于一炉，借鉴西方、尤其是前苏联的舞剧创作观念，整合成一种表达方式，由此“树立了我国古典民族舞剧一种比较完整的样式”。赵青在《宝莲灯》中出色的艺术创造，奠定了她在中国舞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宝莲灯》开启的“古典舞剧”创作道路，引发了一系列遵循者和同类风格的舞剧作品，如《牛郎织女》、《刘海砍樵》、《后羿与嫦娥》、《小刀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小刀会》。该剧运用戏曲舞蹈、武术、江南民间舞蹈、西方华尔兹等多种个性化的舞蹈语言，打破了以往舞剧神话题材的窠臼；它的“章回体”结构方式，“二分法”的创作模式，成了后来中国舞剧创作的“蓝本”。《小刀会》是中国古典舞剧创作原则的奠基之作。与《小刀会》同年问世的三幕神话舞剧《鱼美人》，代表了中国舞剧“多舞种合一”的创作风格。由前苏联芭蕾大师彼·安·古雪夫任总编导的这部作品，是借鉴芭蕾舞剧编创经验，将芭蕾与中国传统舞蹈结合，探索“芭蕾民族化”道路的实验性作品，李承祥、王世琦、陈爱莲等一批艺术家都因此剧而大放异彩。

20世纪60年代中叶，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相继问世，在中国芭蕾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表明，中国芭蕾舞已度过“从无到有”的萌芽状态，进入自主创作和芭蕾“民族化”时期，通过这两部作品，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芭蕾的实力和价值，也成为了中国芭蕾的保留剧目。它们的实践，开拓了芭蕾艺术表现现实题材的可能性，更拓展了舞剧的表现功能，为中国舞剧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

1939年-1969年的中国舞剧，大体呈现这样的风格类型，即：以戏曲舞蹈及其它传统形式为主的“古典舞剧”，造就了两部经典《宝莲灯》（1957年）和《小刀会》（1959年）；以民族民间歌舞为主的“民族舞剧”，如《五朵红云》（1959年）；将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民间舞交织而成的中国舞剧，如《鱼美人》（1959年）；当然，还有风头强劲的“芭蕾舞剧”。

“文革”（1966年—1976年）十年，芭蕾艺术变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被提升为“样板戏”。

“文革”后进入文艺复苏期，全国各地竞相推出大型舞剧，舞剧的创作视野和表现题材都有了极大的拓展，中国舞剧在大胆地吸收、借鉴中，更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间作品有：《丝路花雨》、《文成公主》、《铜雀伎》、《半屏山》、《奔月》、《凤鸣岐山》、《木兰飘香》、《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卓瓦桑姆》、《珍珠湖》、《灯花》、《森吉德玛》、《春香传》、《阿诗玛》、《丝海箫音》、《蘩漪》、《悲鸣三部曲》、《雪妹》、《红高粱》、《边城》、《远山的花朵》等。

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开始了古代乐舞文化的复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舞剧事业的复苏和民族舞剧新时代的开始。该舞剧舞蹈语汇的发现和对“S”型动作体态的发掘，为“敦煌舞”的体系和中国舞蹈的创作观念增添了新的含义，为古典舞的当代诠释找到了一条恰切的道路。之后便出现了《文成公主》、《铜雀伎》等具有标志意义的舞剧作品。

“新时期”以后的舞剧创作，开始变革以往的观念、审美与动作语言走向，破除单纯、现象性的描摹，视点转向人的内心矛盾、生命本质意义的探究，语言功能的严肃性、深刻性提上了日程。一批揭示社会与人性之复杂关系的舞剧作品问世。芭蕾舞剧《祝福》（编导：蒋祖慧），凸现祥林嫂的精神状态，达到了抒情悲剧的艺术效果。由胡霞飞、华超等编导的舞剧《蘩漪》的心理结构方式，为中国当代的舞剧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与此手法相近的，还有舞剧《鸣凤之死》。辽宁芭蕾舞团创作的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这一时期芭蕾民族化道路上绽放的又一朵奇葩。当然，在中国现代舞剧的创作史上，切不可忘记舒巧这个名字，80年代中期以后，她创作的《黄土地》、《玉卿嫂》等十余部舞剧作品，带给中国舞坛的震慑是前所未有的。她在舞剧语言和结构方面的艺术探索与超越，使她成为中国舞剧史的一个奇迹。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舞剧的原创精神得到了伸张，探索领域与品种、风格也出现宽广和多样化的趋势。相比之下，古典舞剧、民族舞剧的步伐迈得比芭蕾舞剧大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更好些。全国性的舞剧调演与比赛机制的形成，也使得优秀舞剧作品层出不穷。出现了《远山的花朵》、《胭脂扣》、《阿诗玛》、《边城》、《虎门魂》、《阿姐鼓》、《阿炳》、《闪闪的红星》、《妈勒访天边》、《大梦敦煌》、《野斑马》、《星海，黄河！》、《青春祭》、《瓷魂》、《干将与莫邪》、《红梅赞》、《霸王别姬》、《红楼梦》、《风中少林》、《风雨红棉》等名篇佳作，预示着中国舞剧发展新高潮的出现。

在中国舞剧中还有一类作品，就是气势恢弘的乐舞史诗。它本是中国自古以来乐、舞、诗三位一体的传统艺术形式，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千年以前的《大武》、《九歌》等，此类作品可以包容的题材十分广泛，以表现气势宏伟的重大的历史题材为其擅长。建国后的三部型音乐舞蹈史诗《人民胜利万岁》、《东方红》、《中国人民革命之歌》堪称绝版。

舞剧音乐是舞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表现思想内容、发展戏剧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及性格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音乐不但担任舞蹈的器乐伴奏,而且音乐本身具有揭示剧情和刻画角色内心感情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正如人们曾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

中国舞剧的探索始终遵循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注重融会贯通和群众的喜闻乐见。民族舞剧的探索促进了戏曲舞蹈的提炼与改造，逐渐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古典舞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