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统筹委员会

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的正式名字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 ，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的，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

巴统有17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断突破巴统的禁运限制，巴统不得不缩小其管制范围。

1990年，巴统大幅度放宽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禁运项目由成立初期的400个减少到120个，1991年中又减少三分之二。受其禁运的国家也越来越少。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上巴统的禁运措施与世界经济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形势也不相适应，一些西方国家又把巴统作为相互进行贸易战的工具。巴统会员国的高级官员1993年11月在荷兰举行会议，一致认为巴统“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

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然而，它所制定的禁运物品列表后来被瓦森纳协定所继承，延续至今。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简称巴统。1948年由美国发起，1949年11月正式成立。

总部设在巴黎。巴统有17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西德）、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

巴统的组织机构有：

①咨询小组。是巴统的决策机构，由各会员国派高级官员参加。

②调整委员会。1950年成立。是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

③中国委员会。1952年成立。是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巴统的宗旨是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禁运产品有三大类，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

禁运货单有4 类。

① Ⅰ号货单为绝对禁运者，如武器和原子能物质。

②Ⅱ号货单属于数量管制。

③Ⅲ号货单属于监视项目。

④中国禁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 500 余种。

巴统的禁运政策和货单常受国际形势变化影响 ，有时还把禁运限制同被禁运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或人权联系一起。巴统带有强烈的冷战色彩和意识形态的目的。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认为，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不再来自军事集团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该委员会的宗旨和目的也与现实国际形势不相适应，1994年4月1日宣布正式解散。

决策机构：咨询小组，由各会员国派高级官员参加

调整委员会：执行对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1950年成立

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禁运的执行机构，1952年成立

使美国在推行冷战战略方面有了一个新的工具。巴统制定了“国际安全清单”，将“美国安全清单”1A中的144种物品列入禁运范围。美国1B 清单内的物品，直到朝鲜战争前夕，50%以上没有能够列入巴统的管制范围。这也说明：在怎样确定东西方贸易管制的广度和深度问题上，美国与其他巴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还没有完全解决。

按照“巴统423 号文件”的规定，只允许成员国在特定的范围内披露有关其活动的情报。巴统按照“全体一致原则”处理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和调整管制清单方面的事宜。

50年代初，巴统成员国先后按照“补偿原则”制定了“巴统第471 文件的例外程序”和“巴统第782文件的例外程序”， 反映了巴统成员国摆脱贸易管制体系束缚的趋向。

中国并不在其贸易管制范围以内。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政策之形成，不仅与美苏冷战有关，而且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密切相连。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苏联的影响越过传统的范围，美中合作乃是这一战略的基石，日本将被置于美国的严格管制之下，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仅就其中的经济政策而言，美国采取了两项相互关联的重要措施。

其一，拆迁日本的过剩工业设备作为对被侵略国家的赔偿；其二，对日本的对外贸易实行管制，轻工业作为出口的支柱产业。这些政策提出不久，就遭到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首的陆海军势力和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批评和抵制，二者共同推动着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性转变。苏联断然封锁柏林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这种急遽变化的形势，迫使美国政府重新估价整个亚洲的力量对比，调整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更紧密地将其亚洲战略与美苏在欧洲的对峙联系在一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通过NSC13/2和NSC13/3文件，决定停止实行战争赔偿，推迟对日媾和，将日本经济复兴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肯定当前对华政策的目标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NSC41 文件指出：在中国当前确实存在着与苏联摩擦的萌芽，美国必须动员其政治、经济力量，建立中美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关系，促进中苏分歧的发展。尽管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数额很小，美中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不大，但是中国市场对亚洲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经济如果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对华贸易管制水平应该比对苏联、东欧国家缓和。当然，一旦当美国运用经济手段迫使中国远离苏联的政策失败以后，美国应该动员西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公开与中共政权作斗争，使中共在日本和西方世界面前彻底孤立，或使之崩溃。

可以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从此开始形成。一方面，美国积极与英国协商对华贸易管制问题；另一方面，从1949年10月起，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新的出口管制制度。美国对日政策、对华政策的调整，带动了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和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就基本趋势而言，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力量收缩，东南亚在美国遏制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NSC48/2文件标志着美国在亚洲遏制战略的形成。它规定：美国亚洲政策的根本目标是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为此，美国不仅要加强在日本、冲绳、菲律宾的地位，保持亚洲大陆沿海岛屿防卫链的完整，而且要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援助，加强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自立和政治稳定；断绝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在东南亚建立日本经济的替代市场。NSC48/2文件的逻辑，决定了美国政府直接介入朝鲜战争和对中国全面的贸易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