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消费

卡斯特认为，城市作为一个集体消费的单位，可以在集体消费的过程中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在城市这个空间里，资本家的利益来源于资本积累，他们希望国家大量投资于社会性生产过程(如投资于有助于其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而把集体消费投资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劳动者阶级则要求国家加大对集体消费的投资，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发展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提出了日益高涨的要求。在这种双重要求的夹攻下，国家一方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缓和矛盾。随着资本的市场运动，政府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组织集体消费过程(主要表现为各种城市规划的方案)，不仅对城市社会冲突的发展有影响，也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产生影响(夏建中，1998)，城市空间的变化不再是生态学中描述的由经济竞争决定。后工业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权已成为一股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独立力量，并直接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进程(邓清，1997)。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维护资本主义整个体系产生了影响: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各个方面所要求的劳动力;通过对下层阶级群体的一些经济上的让步缓和了阶级冲突，使政治统治关系得以稳定;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经济需求，防止了消费不足和供给过剩的危机;通过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投资，从而保障了私人资本的获利。通过以上理论努力，看到卡斯特实际是把从当代资本主义系统结构分析集体消费作为都市社会学的任务。卡斯特的这一思想被桑德斯所接受和拓展，桑德斯赞同卡斯特将消费作为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观点，针对一些批评卡斯特忽视生产等其他城市过程的观点，桑德斯指出，强调消费并不意味忽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恰恰相反，强调消费这一要素在城市中的特性是以承认消费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性为前提的。退一步说，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同属于一种逻辑，也并不意味着就要以对生产的研究来取代对消费研究。因此把消费认定为研究的一个特殊的专门的领域是具有合理性的。当然桑德斯与卡斯特也存在区别。卡斯特将集体消费与城市这一特定的空间联系起来，将城市看作是集体消费的空间单位。而桑德斯主张与特殊的空间倾向决裂，发展一种新的消费社会学。

无论对于卡斯特还是桑德斯来讲，集体消费的提出其意义远不止于重新界定都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试图围绕集体消费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的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展示一个与传统社会学分析不同的新图景。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化消费模式(即消费品是通过市场购买获得) 占主导，人们的购买力或者说生活机会一般取决于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即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因此在马克思时代，阶级权力都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统治的基本因素。但随着政府开始在生产和消费领域进行干预，阶级地位不再是得到生活机会的唯一因素，资源分配不仅仅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会根据政府权力行使的政治逻辑来分配。在桑德斯看来，影响消费能力的因素有三个:家庭成员挣钱的能力;享有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家庭成员自我供应的能力。由于家庭成员挣钱能力反映了在生产领域这一正式社会体系内的参与能力，所以这三个要素反映了人们获取生活机会的能力实际上来自于两个系统:一个是劳动或市场系统，一个是政府系统(Saunder,1986，292)。基于此，公众消费能力的高低就同时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市场的能力高低和享有政府援助的多少。与此相应，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也不再只沿着生产地位或市场能力展开，或者说，政府对消费的干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领域造成的不平等，但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出现了，即围绕着消费，主要是集体消费供给形成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从消费分层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所处的阶级地位并不必然等同于一个人所处的消费地位，换句话说，消费分层可以在同一阶级内发生，比如拥有住房的工人与没有住房的工人。同样，作为集体消费品的消费者，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们也会有着某些共同的消费利益，比如不同阶级的家庭对政府提供子女教育的需求，消费分层可以在不同阶级间形成。

因此，政治利益群体形成的基础不再只是生产阶级，也包括消费利益群体。桑德斯根据英国的情况指出，围绕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集体消费项目形成的政治集团的基础不是阶级，而是靠退休金生活者、老龄层、公共交通利用者等消费群体。伴随消费分层出现的是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城市社会分化的主要因素。“都市研究应该关注消费问题里面的利益群体”(sauders，1986，308)。与传统阶级分层一样，消费分层在形塑人们生活、决定社会关系、影响社会冲突模式方面同样重要。具体而言，消费分层在以下三方面起着作用:形塑物质生活机会 (shaping material life chance)、建构政治联盟(structuring political alignments)、形塑文化体验和个人身份(shaping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identities)(Sauders，1986，319)。

就经济意义而言，住宅拥有者可以通过住宅的租赁来谋取个人利益，也能够以住宅为抵押去谋求更多资本。如此一来，住宅拥有者通过住宅这一消费资料的占有获取了新的优势，并获取了更多生活机会，显然这种优势的获得与其在生产领域的获取能力并无关联。这是一种由消费资料占有权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桑德斯认为，考虑到住宅为其所有者所带来的资本积累方面的好处，消费分层在经济效果方面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阶级分层。就政治意义而言，桑德斯引用了邓力维 (Dunleavy)的论述，认为政府福利供给导致的分化已经在逐渐改变政党的社会支持基础，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政治过程(Dunleavy， 1985)。例如，左派的支持者已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同时也有政府部门工作者和集体消费者的联盟。政治分化不再是单纯意识形态取向的产物，它反映了建立于真实经济利益之上的分化。消费分层也增强了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因为工人与资本家欣赏着同样的电视节目，阅读着同一张报纸，甚至拥有同样牌号的小汽车，工人阶级在消费过程中“同化”。

就文化意义而言，由于大众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财产展示抽象的自我和将个人身份识别具象化，并通过所消费的商品和享受的服务的品牌等级获得社会等级，因此，消费领域私人产权经常与个人身份识别(personal identity)相关联，或者说消费提供了一种符号系统的意义。桑德斯批评那些仍然沿用19世纪的阶级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在20世纪晚期情况的学者，认为基于生产和消费过程所产生的不同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形式，他将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形式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政治模式”(Sauders，1956，306)，并希望以此可以揭示城市乃至整个国家政治过程的不同层面。在桑德斯看来，生产政治和消费政治存在如下不同之处:

1.社会基础。生产政治的社会基础是不同阶级的利益，而消费政治的社会基础是不同消费部门的利益。

2.进行利益动员的模式。生产政治的利益动员模式是法团主义，而消费政治的利益动员模式是竞争主义。

3.政府干预的层次。生产政治所反映的政府层次是中央政府，而消费政治所反映的政府层次是地方政府。

4.主导意识形态。生产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基于资本主义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消费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基于公共部门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5.所反映的国家理论。生产政治反映的是工具主义的阶级理论，消费政治反映的是不完全的二元主义的利益群体理论。

双重政治形态的存在也使政府产生分化，政府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均质实体，政府系统的不同部门有可能遵循不同的政治逻辑来运行。有些部门是私人利益的代言人，有些部门则必须向选民负责，还有些部门直接受官僚的控制。桑德斯通过对英国健康护理和供水部门的研究发现，健康部门的官员趋向于从社会利益的目标出发看待水的问题，而供水部门趋向于从市场交换的立场看待水的问题。不同政府部门的价值差异会渗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产生影响。

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集体消费需求增长与私人资本生产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系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政府日益成为集体消费品的组织和管理的责任人，新的基本矛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产生，即政府支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而私人资本获取了这些劳动力创造的利润。换言之，政府供给集体消费品的结果是“供给成本”的社会化(集体消费品供给的成本来自于政府面向整个社会的税收)和“所得利润”的私有化(利润被私人资本所占有)。政府供给集体消费品越多，政府对劳动力再生产承担的责任就越多，这也意味着资本家雇佣劳动力的工资成本会越低。而且政府对公共领域投入的越多，也越有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这不仅因为政府通过对非营利部门的投资保障了私人资本的利率稳定，还因为它为私人资本寻求新的投资市场提供了基础。例如私人轿车业的发展依赖于政府对快捷、高速的交通网络的建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刺激需求的增长对私人资本是最重要的，而它是通过一系列机制来实现的，比如信用制度、财政政策、政策宣传等，而每一种机制实际上都是一种对公共品的消费和组织模式。但是，政府对集体消费承担的责任大小是以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力为基础的，承担的责任越大，财政支出就越大。由于政府不可能强迫资本家投资不获利的公共领域，增加政府财政能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税收。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税收过高直接影响私人资本的获利并引发投资转移或减少投资，结果是通胀和衰退。而面对通胀和衰退，政府的反应是削减开支，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结果是集体消费的供给产生问题。如果说集体消费供给是一种对劳动力的支持形式，那么政府从对劳动力的支持转向对资本家的支持，从而引起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住房匾乏、学校不足、文化设施短缺、交通条件恶劣等等，政府始终在二者之间摆动。

不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政府最终必须保护私人资本的利益，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家将工人的工资维持在低水平上一样，政府对集体消费水平也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是，政府干预越深人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领域就越政治化，城市消费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日益成为政治问题，集体消费越来越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竞争的直接内容，都市问题与权力问题联系起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社会冲突不再只是围绕生产阶级而展开，还围绕消费利益群体展开，这种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引发和加剧阶级斗争，它往往是以社会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卡斯特在《城市与民众》这本书里，把都市社会运动定义为“由于社会的统治利益已经制度化并且拒绝变迁，所以在城市角色、城市意义、城市结构方面发生的主要变化一般来自于民众的要求和民众运动，当这些运动导致都市结构变迁时，就把它称为都市社会运动”(castoll， 1953，xvn7)。都市运动一般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的集体消费;与某一特定边界相联系的文化认同感的保护;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角色定位方面的政治运动。卡斯特在《城市与民众》这本书中提供了许多都市运动经验研究案例，以此证明社会运动是对社会统治的反抗，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了主要的影响”(Castells，1953，329)。

由于人们的消费利益往往是与他们所在的社区紧密地相联，因此同一社区的居民有可能超越阶级界限组织成不同的利益政治团体，为保护社区的共同利益进行斗争。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区提供足够的集体消费资料，这些社区团体便会通过社会运动、社区运动或市民运动的形式表示不满并进行反抗。这些基层群众的社会运动对于政府的决策过程和城市的发展过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卷入集体消费问题的并不是哪一个阶级，比如交通问题几乎涉及所有的人，受污染的空气不会只停留在穷人的房屋前，因此集体消费问题提供了一个使多阶级联合起来反抗的基础，都市社会运动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反抗形式和社会动力之一。不过卡斯特也清醒地意识到，虽然都市社会运动能够在运动者之中造就更高的认同感，对都市规划、都市政策、都市政治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系统变迁的力量，“都市运动确实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但它不是结构性社会变迁的行动者”(Castells，1983，331)。这是因为都市运动一般只是在整体社会系统的某一个方面展开，而且往往具有地域性特征。而一个有可能导致整体社会系统变迁的社会运动必须能在更宏观的层次上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联系起来。要想圆满地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就必须重新组织生产、消费、流通的关系，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社区范围解决;要想保持和发展维系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主的沟通形式，社区必须承受来自大众传媒技术和“形象生产帝国”的压力，但地方性社区不可能能够抗衡这样一个由强大经济实力和政府支持的高科技的传播网络;大多数以社区为基础的都市运动其矛头都指向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今天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对于资本主义整体社会系统而言，无论是水平还是内容，都市问题都是第二位的结构问题，他自身无力直接挑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 (Castens，1977，376)。

卡斯特认为，区域性的都市社会运动要对整体社会体系的变迁产生影响就必须满足以下两点要求:一是各种社会运动能够联合起来;二是各种社会运动能够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更广泛的阶级斗争背景下。而能够满足这两个要求的前提是政治组织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实践(Castens，1977，271一272)。面对必然产生的集体消费品供给危机，桑德斯提供了另一种更为温和的理论思考。桑德斯认为，要避免集体消费供给危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加强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支持和加强政府福利部门的发展。但是，如果考虑到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这一途径并不现实。结果，集体消费品供给始终只能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许多人开始逃离集体消费，追求私人消费。比如，不愿乘坐公共交通而去购买私家小轿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市场购买能力的，逃离的结果是一部分无力逃脱的人停留在集体消费中，他们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margin-alized minority)，不得不靠低水平的集体消费品供给维持生活。是否依靠集体消费生活成为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桑德斯提出，要解决集体消费品供给危机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有效可行的途径是将现有集体消费品的社会化模式转化成私人化模式。

桑德斯的讨论基于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变化。1974年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退，但与此自相矛盾的是，即便遭遇了持续的经济衰退，城市中却出现了持续的消费膨胀。在衰退形势严重的英国，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比其他国家的比例都要高。这一消费膨胀的浪潮其实是乔谢力 (Gershuny)所说的“自我服务的经济(self－service economy)”的发展(Gershuny，1978)。乔谢力指出，没有看到严重的消费萎缩，是因为70年代后许多欧洲国家不再购买服务，而是直接购买可用于服务替代品的具体物品，而这一部分的支出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例如，人们不再去电影院享受电影院的服务，而是购买影碟机在家里自娱自乐; 人们不再去洗衣店洗衣服，而是直接购买洗衣机在家里自我服务;人们不再请人修整花园，而是购买工具自己修整花园。乔谢力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不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开始超过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居民们直接购买影碟机和洗衣机自我服务的费用相对而言越来越低，去电影院看电影和去洗衣店洗衣的费用越来越高，而通过自我他们仍然能够享受到同样的服务。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去购买服务，而是购买各种物品来进行自我服务。这种“自我服务经济”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促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自身劳动力的潜在价值。对这种新的自我服务的模式，桑德斯称之为消费的私人化模式。桑德斯认为，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自我供给能力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由于经济衰退和报酬降低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自治权利。桑德斯进一步指出，实现集体消费的私人化模式就是要让使用集体消费品的选择权最终掌握在个人手上(尤其是依靠政府福利生存的弱势群体)，而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是政府的福利供给从实物形式 (provisions in kind)转换为现金形式(provisions in cash)。以英国为例，政府提供集体消费资料的支出在英国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5%，其中只有一小半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主要是养老金、各类补贴和儿童、失业者救济金，而剩余的大部分都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分配的。按照桑德斯的观点，如果现有以实物形式支配的那一部分集体消费品能够以现金形式进行再分配，使人们可以拿现金直接购买他们真正急需的商品和服务，这种再分配势必会兼顾到每个家庭的不同需要和收人的不同状况，显得更为科学和合理。这样一来，处于社会边缘的那部分人可供直接支配的相对收人势必会大幅度增加，如此将会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用适量的货币购买到他们在实物分配形式下所得到的同样的服务。以道路设施为例，如果政府采取实物供给的方式，则政府会直接去修路，但会看到最多享受道路这种集体消费品的人正是那些有车的富人;但如果政府将修路的钱折算成现金，而后根据居民的不同收人状况进行现金分配，就会看到，拿到现金的人会有更多主动权去购买他最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