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

高利贷

经济史学者通常会按照如下方式定义高利贷：选定一个“我们觉得合适的”数字，比如20%的年利率，然后把利率超过了20%的任何借贷定义为高利贷。这样的定义从字面意思上看并没有错，因为超过20%的利率的确比较“高”。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下，“高利贷”这个概念往往跟负面的意识形态连在一起。如果按照上面的定义，我们就会把所有超过20%年利率的借贷都认定为“坏的”。这种定义完全不顾借贷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和契约执行环境、不顾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完全出于局外人的主观愿望。

对于什么是高利贷，我国民法学界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借贷的利率只要超过或者变相超过国家规定的利率，即构成高利贷。有的学者认为借贷利率可以适当高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但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否则即构成高利贷。

第二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应有一个法定界限，但这个界限不能简单地以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参数，而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专门制定民间借贷指导利率，超过指导利率上限的，即构成高利贷。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凡约定利息超过法定指导利率的，其超过部分无效，债权人对此部分无请求给付的权利

第三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一种超过正常利率的借贷。至于利息超过多少才构成高利贷，由于在立法和司法中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解释，在实践中只能按照民法通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对具体的借贷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再认定其是否构成高利贷。这种观点还认为在确定高利贷时，应注意区别生活性借贷与生产经营性借贷，后者的利率一般可以高于前者。因为生活性借贷只是用于消费，不会增值；而生产经营性借贷的目的，在于获取超过本金的利润，因此，它的利率应高于生活性借贷的利率。

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就属于高利贷。

高利贷作为一种残酷剥夺借贷者私人财产的手段，在中国的旧社会尤为盛行，最为常见的是所谓"驴打滚"利滚利，即以一月为限过期不还者，利转为本，本利翻转，越滚越大，这是最厉害的复利计算形式。

根据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可以认为年利率超过36%为高利贷。

高利贷是指索取特别高额利息的贷款。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它是信用的基本形式。

昔日主要在街市放数，街市档口无论肉档菜档，遇有赌输钱，或周转不灵，便向“大耳窿”借钱，正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债仔有档口在街市，每日也要做生意，不怕走数，照借如仪。昔日钱银交易，大银码多数用“大头”（银元），小数目为“铜板”（铜仙），高利贷者收数后，多数将银元、铜仙之类塞在耳窿，日子有功，久而久之把耳窿也撑大，故称为“大耳窿”。

“大耳窿”放贵利有“九出十三归”的习惯，就是借钱一万元，只能得到九千元，但还款时却要支付一万三千元。而且，高利贷的利息是逐日起“钉”（利息），以复息计算，此谓之“利叠利”。往往借几百元，过了一年半载才还，连本带利可能要还几万。

二十年前，港府认为高利贷犯法，立例管制，放债人须领牌，此名为财务公司的Money Lender，直译为“借钱”（放债）者。这种放债财务公司须交税。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有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才发牌，并限定年息不可多于六分息(六十厘)。

自清光绪初年至1946年，我国境内民间的高利贷有驴打滚、羊羔息、坐地抽一等种类。

驴打滚：多在放高利贷者和农民之间进行。借贷期限一般为1个月，月息一般为3-5分，到期不还，利息翻番，并将利息计入下月本金。依此类推，本金逐月增加，利息逐月成倍增长，像驴打滚一样。

羊羔息：即借一还二。如年初借100元，年末还200元。

坐地抽一：借款期限1个月，利息1分，但借时须将本金扣除十分之一。到期按原本金计息。如借10元，实得9元，到期按10元还本付息。

高利贷信用是最古老的信用形态，是通过贷放货币或实物以收取高额利息为目的的一种信用关系。高利贷信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占主导地位的信用形式。

1.利率高

高利贷

高利贷的利率一般年利率在36%以上，借款100元，一年要支出36元以上的利息。个别的利率可达100%—200%。我国历史上高利贷年利一般都达100%，而且是“利滚利”，即借款100元一年后要还200元，如果到期不能归还，第二年要还400元，第三年就是800元。

高利贷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利息，是由当时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由于前资本主义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劳动生产力水平低，生产规模小，小生产者一般都经受不住意外事故的冲击(如天灾人祸)，一旦遇到意外事故，就无法维持原来的简单再生产，无法维持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生产者(农民和其他小手工业者)就不得不向放高利贷者借钱或实物，以维持生产和生活。放高利贷者正是看到了借者为了维持生存这一点，就无情地抬高利率。如果借钱的人不是为了生活和生存，而是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借钱是为了投资，获取利润，那么贷款的利率高了，使得投资的利润大部分或全部被高利贷的利息侵吞，借钱的人就不借了，贷款的利率自然也高不上去。

高利贷借者除了小生产者以外，也有一些破落的奴隶主和封建主，他们是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其利息是最终要转嫁到小生产者身上。高利贷的债权人主要是商人，特别是货币经营商人、奴隶主和地主。

2.剥削重

高利贷的利息来源于奴隶和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及一部分必要劳动。小生产者借用高利贷所支付的利息，是他们直接以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必要劳动产品支付的。奴隶主和封建主借用高利贷所支付的利息，同样是奴隶和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或必要劳动产品。因为奴隶主和封建主不劳动，他们所支付的利息，归根到底是对奴隶和小生产者的压榨和剥削。由于高利贷利息来源不仅要包括劳动者所创造的全部剩余劳动，还包括一部分必要劳动。这与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资本主义利息比较，其剥削程度更重。

3.非生产性

前面已经提到，高利贷的借者，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小生产者，他们借用高利贷主要用于非生产支出。统治者借高利贷主要是为了维持其奢侈的生活，小生产者借高利贷是为了其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与资本主义借贷资本的用途以及社会主义信用资金的用途有着明显的区别。

1．高利贷信用促进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人们的劳动产品主要是满足自己的消费，用于交换的比率很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高利贷的盘剥，小生产者为了归还高利贷，就不得不把劳动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这就提高了劳动产品的交换比率，促使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高利贷信用对生产力有破坏作用。由于高利贷的利息太高，不但阻碍着小生产的发展，而且使得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因为要变卖生产资料归还高利贷)，无法维持原有的简单再生产，造成生产萎缩，生产规模缩小。

2．高利贷信用在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中有着双重的作用

一方面从客观上看，高利贷信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提供了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集中了大量的资本，二是提供了雇佣工人队伍。由于高利贷的盘剥，使得放高利贷者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资本，这些资本有可能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同时，也是因为高利贷的盘剥，使得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失业，成为无业游民。这些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而财产上是一无所有的，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这就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雇佣工人。另一方面从主观上看，放高利贷者也要尽量维持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维护高利贷的存在基础，因为最适宜高利贷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条件是小生产占优势地位的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以，高利贷者必然力图阻碍生产方式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高利贷信用与现代信用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从存在的基础看，高利贷信用存在的基础是小生产占优势的旧生产方式。现代信用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经济中广泛存在盈余或赤字单位；

(2)从借贷的目的看，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没有密切联系。现代信用主要用于生产，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3)从对经济的作用看，高利贷具有资本的剥削方式，它的主要借贷对象——小生产者仅用于维持简单生产活动，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现代信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节约了流通费用，保证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高利贷曾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活的日渐活跃，在我国很多地方高利贷又死灰复燃，并有日趋蔓延之势。当前，全国各地农村均存在不同形式、不同手段的“高利贷”现象。除了经济条件落后、资金匮乏的农村，城市的高利贷也从没有灭绝。看来现代银行作为高利贷的掘墓人，作用发挥得并不太彻底。

从高利贷的名称我们知道高利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利率”，正是高利贷惊人的利息成本，决定了它长期以来的“非生产性”特点，即借高利贷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投资，而是为了保证生存。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如此。现代社会也没有太多改变。据调查，借高利贷者真正用于再生产的只有百分之十一，百分之八十九的钱都是用于消费，尤其在农村。

我们可以把借高利贷者的消费归纳为以下几种：

(1)天灾人祸导致食不果腹时，只好借贷。

(2)疾病治疗。由于经济条件差，平时缺乏对身体的必要保养。再加之长年的辛苦劳作，往往导致严重疾病的发生，而治疗所需费用又是一般家庭所不能负担的，此时就需要高利贷的支援。

(3)婚丧嫁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婚丧礼仪方面，贫苦的人们也一定要体体面面，而婚丧礼仪的花费又很高。借贷者往往在礼仪准备期间借贷，等礼仪完成收到礼钱后再还款。

(4)子女学费。农民亲身体验无知识的苦处，意识到教育的重要，因此希望子女努力学习，而如今昂贵的学费实非农民所能承受，高利贷成为主要来源。

(5) 偿还旧债。那些只能靠天吃饭的贫困山区农民，有时没有能力偿还到期的债务。然而，出于信用考虑，借贷者一般采用的办法是借一笔新债以还旧债，因为如果借贷者赖帐不还的话，他就再也难以获得任何借贷。

(6)农业投入或日常家用。为了正常生产，少不了农具购买、牲畜、化肥等农业必须投入。但由于收入少，贷款又困难，只好求助高利贷。甚至特别贫苦者就连一般日常家用品都购买不起，也要借贷。另外还有些人借高利贷是用于非法赌博等其他方面。在城市，同样也有很多是因为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去借高利贷。

在经济市场化、各类个体商户、小企业大量涌现的今天，高利贷已经不再纯粹是非生产性的。很多借贷者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困难。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2434家民营企业融资情况调查结果

显示，有近4%民企的部分流动资金来自高利贷。其中有近l%企业流动资金中25%以上是靠高利贷筹措的。农村中有些高利贷也有生产性，比如为了满足向非农业过渡，如外出打工、做小本买卖等所需资本。

当前，发放高利贷者主要有三大类群：

一个是较为富裕、有一定积蓄的普通人家，这个族群比较分散，财力也不怎么雄厚，放贷指向主要针对经济困难的居民和个体工商业者，放贷期限一般在一年之内，收益率大约为年息10-20%之间。

另一个是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有一定灰色收入者，这部分人在个人放贷族群中占有相当比重，放贷指向主要为效益较好的国营及民营企业，放贷期限较长，一般3—5年不等，往往随着工作调动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其所放贷款多以暗中投资的形式进行，收益具有明显的双重或多重性，既有利息收入，还有股红收入、贿赂收入。收益率在200%一500%之间。甚至更高；

再一个是专门从事投资和融资的民间机构。放贷指向为风险较小的单项工程和单个生产经营项目，期限不定。收益率在年息60%一80%之间。另外还有些非法或者黑社会性质的中介机构利用信用卡套现等形式取得资金去放高利贷。或以贷养贷，放贷对象一般为个人或个体商户。

贷款，其它的个人贷款一般都要求有抵押物，虽然有少数银行提供不需要任何抵押物的信用贷款。但只面对银行认定的一些特定优质客户。银行的高门槛拦住不少人。正常、公开的渠道筹不到钱，民间借贷甚至一些地下高利贷就有市场。另外，由于多数民营企业缺乏诚信，一些金融机构担心借给民企的钱会变成坏账，所以也不敢轻易与企业合作。因此，一些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当急需资金而又无法从银行取得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借高利贷来“渡过难关”。

对农村来说，由于各国有银行相继退出县域领域，只有信用合作社可以提供贷款。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曾经对近2000个农户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银行和信用社为避免“坏账”，在放贷时往往倍加小心，再加上部分借贷者信用意识差或还贷能力差，为保险起见，他们一般都谨慎放贷。比起银行贷款来，高利贷条件灵活、手续简便快捷，时间不像银行卡的那么紧，往往可以拖延几天或续贷。因此，农民更倾向于高利贷借贷而不是银行贷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增长，正规金融发展滞后，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了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城撤退。逐步收缩网点，使城乡信贷出现了断层。金融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不合理，为民贷提供了发展契机。一方面。非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新的利润增长点，它们的迅速崛起需要金融支持。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处于起步或成长阶段，原始积累不足，收益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符合正规金融机构的审贷标准。2004年温州调查数据表明，68.4% 的中小民企没有合格的抵押资产，36.8%的民企资信状况不符合银行要求。再加上国家信贷政策的限制、融资成本过高、手续繁琐和缺乏正规的财务会计记录等，中国的中小企业几乎被排挤在正规金融机构之外。

另外，如前文所述，在偏远的农村，天灾人祸、婚丧嫁娶、子女升学情况又比比皆是，产生大量的借贷需求。

高利贷的存在也是市场经济下利益的必然驱动。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很多有头脑有机会的人先富起来了。但由于前几年银行利息的不断下调，证券市场的不景气，苦于没有投资机会，因此转而采用传统的高利贷借贷方式，高息放贷。以获得更多利益。随着2006年下半年股市的走强和利息的上调，相信这种情况会有所好转。

由于高利贷有主体分散，个人价值取向、风险控制无力等特点。高利贷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利率奇高的非法高利贷，经常出现借款人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支付贷款利息的情况。当贷款拖期或者还不上时，出借方经常会采用不合法的收债渠道，如雇佣讨债公司进行暴力催讨等。于是，因高利贷死亡。家破人散、远离他乡、无家可归的现象数不胜数。这些人已经被高利贷吸去了最后一滴血，往往都是身无分文，在外流浪，也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由于民间“高利贷”利率普遍高于银行基准利率，受利益驱动。一部分人便将自有资金用于民间借贷，对地方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造成很大压力。又由于其贷款机制灵活、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银行信贷的冲击。另外由于民间“高利贷”多为私人之间的协议，大多没有信贷担保和抵押，而且对借款人的资信仅凭个人的主观判断，主观性和随意性很强，对风险的产生也无从控制，因此隐藏了极大的风险。如果借款人不能归还贷款，对贷款人来说打击是巨大甚至是终身的。因而极易冲击正常的金融秩序。

正因为高利贷有上述各种危害，所以以往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学术著作，都将高利贷描画为面目狰狞，充满血腥，吸尽农民脂膏的恶魔。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高利贷用于日常生活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它至少使难以为继的农民暂时渡过难关，延续生命。也只有生命得以延续，才能谈得上维持家庭生产。

由于高利贷盘剥过狠，极大地摧残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在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运动。

民间借贷俗称高利贷，普通老百姓谈之色变，很多人会联想到黑社会，甚至视之为万恶之源。今天，笔者以多年的民间金融从业经验，试着从经济学的角度做些分析，来探讨一下高利贷背后的经济学本质。

民间借贷是指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民间借贷属于直接融资，而银行借贷则属于间接融资。其主要特点是手续简便，但利息较高，因此俗称高利贷。

民间借贷属于民事行为，受到民法和合同法的约束和保护。但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因此，民间借贷的本金受到保护，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同样受到法律保护，而超出部分则不受法律保护。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用于交易的产品（如制造业，以合适的价格采购原材料或者半成品，然后经过加工过程再售出，获得销售收入），民间私借行业亦相同，其产品就是资金。资金有成本，部分资金是以一定的成本（即利息）向他人吸纳的，而向借款人收取的利息即销售收入。从这个角度讲，民间借贷行业与其他行业并无本质不同。

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分为地上金融和地下金融。地上金融的主体是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当然也包括补充性的担保公司、典当行、金融租赁公司等，受到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属于阳光金融；地下金融就是我们常说的民间借贷，通常是以私人之间、私人对企业法人的借贷为主。这一部分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法律法规来规范约束，只有按照民法的一般借贷行为来处理，因此存在诸多灰暗地带。加上不断见诸报端的负面新闻，使之充满负面色彩，普通老百姓闻之色变。

供求原理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品的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增加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需求增加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也就是说一件产品的价格并不是由生产者说了算，就是你想卖得高也未必有人会买，总要市场买你的帐才行。

资金作为一种商品，也服从于供求关系，其价格就是利息。因此在整个中国范围内，资金的价格是由国内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而局部区域如厦门的资金价格则主要由厦门地区的资金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因此，利息的高低本质上不是由资金提供者自己说了算，而是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

决定了不同方式的借款具有不同的价格，风险与收益匹配原理是金融学重要原理，简单的说就是风险越大，就要求收益越高，否则就不会有人愿意提供这种产品。

在借贷产品中，银行从事的往往是风险最低的业务。银行一是对客户资质的审核最为严格，要求最高，同时一般都要求抵押物，因此这类信贷产品的总体特点就是低风险，自然地，其收益（即银行贷款利息）也是最低的，这也是为何大家要借款首选银行的原因，按照银行贷款的利率，客户需要支付的月利大约为0.4%-0.7%。

如果借款人无法达到银行的要求，或者想放大银行能够给予的授信金额，则这时就需要担保公司的介入。担保公司通过自己的内部控制措施，将借款人的信用放大，使得借款人能够得到贷款或者比原本银行给予的更多的贷款。当然，相应的，担保公司要收取担保费（通常是一次性2%-3%），作为担保公司替借款人承担了一定风险的补偿。因此，对于等级较差的客户，其风险较高，相应的付出的成本也较高（加上担保费，比银行贷款的月利率要增加0.2%-0.3%），符合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原则。

对于部分担保公司都不愿意介入的客户，或者急需用钱因而无法完成银行贷款或者担保公司要求的必需程序的客户，则只能通过典当行或者向私人拆借。考虑到该部分客户或者该种情形下借贷的风险进一步提高，因此自然地，债权人要求的收益进一步提高。按照市场的行情，如果借款人能够提供房产抵押的，一般月利在2%-4%左右，如果能够提供车辆抵押的，月利在3%-6%左右，如果无法提供抵押物，即无抵押私借的，则很少有人愿意涉及。主要是风险太高，以至于你愿意付高息都没人愿意提供产品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其实大众对民间借贷的看法有一定的偏颇之处。客观的讲，民间借贷对满足不少商家短期资金需求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毕竟能够符合中国地上金融所求的资质和条件的企业或者个人占所有资金需求者的比例是很小的，而且由于地上金融在程序上的繁琐和复杂更加剧了这一窘境。而民间借贷在这方面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

因此那些痛骂高利贷的人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十分需要钱，并且马上要用，但无法通过银行等正规机构借到，也无法从亲戚朋友处筹措，那着急的你会怎么办？难道就真的不借了吗？或者有人愿意借给你，但由于高于银行贷款利息你就坚决不用吗？其实生意就是生意，借给客户与否完全是个考虑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关乎道德的事情。毕竟不能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期望活雷锋会出现，就是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会当活雷锋。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大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用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高利贷就会明白，这只是生意而已，无关其他。

高利贷利息　高利贷的资金价格都是指1元钱一个月的月息，6分相当于年利率72%，1毛则接近120%，比5.31%（2008-12-23贷款利率）左右的银行借贷（年）利率至少高出14倍。

一毛的月息，换算成年利率就是120%，而现行的银行贷款年利率为5.31%（2008-12-23贷款利率）。

一毛的月息(100%)0.10×12=120%。

当商业银行信贷增速趋缓，民间借贷的市场需求必然攀升。随着民间借贷进入“暴利化”时代，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大。有关方面对于加强民间借贷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处处有借贷，时时有借贷。”一位义乌人用“疯狂”来形容该地区民间借贷的火暴。在宏观紧缩政策的大背景下，民间借贷更加活跃，甚至借助信托、典当、贷款中介等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形式，成为银行收紧短期贷款之后的新融资渠道。

通胀持续走高，银行紧缩银根、中小企业资金饥渴，2011年，中国金融业的生态正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资金“跳”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各种渠道进入实体经济，“影子银行”，渐渐浮出水面。

“影子银行”是一个体系，指称那些脱离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借贷平台，比如委托贷款、信托、小额信贷乃至典当行，也包括“灰色”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影子银行”正野蛮生长，一则顽强，民间对它有很大需求及培育它发展的土壤；二来其“看不见”的部分，对现有规则和监管发出了强力挑战。

据央行在官网发布的2011年1-6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报告，社会融资规模增加7.7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4.17万亿元，占53.7%；而在2010年，这一比例为55.6%。历史数据研究表明，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达社会融资总量的92%，占绝对主导地位。不到10年，这将近40%的占比落差意味着什么？此前即有报道称，中国内地“影子银行”放款量或已占社会融资总量的“半壁江山”。

在监管弱化的情况下，非正规的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这些中国版的影子银行正在经历着“野蛮”式生长，主要体现在“银信合作”和地下钱庄等金融形式上。

“银信合作”是指银行通过信托理财产品的方式“隐蔽”地为企业提供贷款。具体来说，通过银信合作，银行可以不采用存款向外发放贷款，而通过发行信托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并向企业贷款。由于信托理财产品属于银行的表外资产而非表内资产，可以少受甚至不受银监部门的监管。

某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影子银行是当前金融管制的伴生物。在银根收紧的当下，他们敏锐地嗅到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这些民间借贷机构抓住这个机会，和银行信贷部门、相关公司“合作”，做起了金融“掮客”的生意。某贷款公司业客户经理曾表示“没有拿到好处，银行人员当然不会将资金贷给你了”，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公司只是提供了一种向银行“进贡”的渠道而已。为此，除了正常的贷款利息之外，借款者需要一次性另外支付给公司5%的服务费。而公司给予借款人的承诺是，贷款将在15天左右打到所指定的账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其实这类民间机构一般会“两端”通吃：一方面他们会通过提高借贷利率来截留一部分利差，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收取高昂的服务费来盘剥借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