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以

靳以(坐者)与曹禺

1959年11月7日凌晨，靳以因心脏病第三次复发而在上海离开人世，终年50岁，离开了他一生热爱而倾心的文学事业。

出版有《猫与短简》、《雾及其他》、《血与火花》、《圣型》、《珠落集》、《洪流》、《前夕》、《江山万里》，散文集《幸福的日子》、《热情的赞歌》等。

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靳以等在一起

时间好像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刊物：我也写文章，编丛书。他寄稿子给我，我也给他的刊物投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关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庆，开始在复旦大学授课。他进了教育界，却不曾放弃文艺工作。二十几年中间，他连续编辑了十种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艺附刊，写了长篇小说《前夕》和三十几本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语文教师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帮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视着他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走过的道路，我看见那些深的脚印，他真是跨着大步在前进啊。从个人爱情上的悲欢开始，他在人民的欢乐和祖国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热烈，到处都听见他那响亮的、充满生命和信心的声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

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好像他又在发问。“写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语言今天还在给我以鼓励。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

靳以选集

我对着这个跳动的菜油灯芯已经呆住了许久，我想对于我曾经先后住过八年的上海引起一些具体的思念和忆恋来；可是我失败了。时间轻轻地流过去，笔尖的墨干了又孺，濡了又干，眼前的一张纸仍然保持它的洁白，不曾留下一丝痕迹。我写，勉强地把笔尖划着纸面；可是要我写些什么呢？首先我就清晰地知道，上海距我所住的地方有几千里的路程，从前只要四天或是五天的时候，就可以顺流而下的，如今我若是起了一个念头，那么我就要应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花费周游世界的时日，才能达到我的目的。但是这样艰苦的旅程完成之后，对我将一无乐趣，仿佛投火的飞蛾一般，忍受烈焰的焚烧。否则我只得像一个失去了感觉的动物一样，蛰伏着，几乎和死去一般。但是一切是我所企求的么？每个人都可以代我回答出来的。然而要我在这个小市镇里，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先从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数回一百年或是二百年，去遥念那个和世界上任何大都市全不显得逊色的上海，我们往日的记忆，都无凭依了。我先让你们知道我们穿的是土布衫，行路是用自己的两条腿或是把自己一身的分量都加在两个人肩上的"滑竿"，我们看不见火车，连汽车也不大看见（这时常使我想到有一天我们再回到那个繁华的大城里，是不是也同一些乡下人一样，望到汽车就显得不知所措），没有平坦路的，却有无数的老鼠横行，（这些老鼠都能咬婴孩的鼻子！）没有百货店，只有逢三六九的场，卖的也无非是鸡，鸭，老布，陶器，炒米，麦芽糖……

我们过的是简单而朴实的日子，我的心是较自由，较快乐的；可是我总有一份不安的情绪。仿佛我时时都在准备着，一直到那一天，我就可以提了行囊上路。许多人都是如此，许多人也是这样坚信着。从前我们信赖别人，我们不能加以决定的论断，现在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说。我都不敢多想，因为怕那过于兴奋的情感使我中夜不眠。

靳以散文选集

但是它也和我们整个的民族有同一的命运，在三十个月以前遭受无端的危难。虽然如今它包容了更多的居民，显露着畸形的繁荣；火曾在它的四周烧着，飞机曾在上空盘旋，子弹像雨似地落下来，从四方向着四方，掠过这个城的天空，飞滚着火红的炮弹。人并不恐惧，有的还私自祝祷着；好了，一齐毁灭吧，我们不把一根草留给我们的敌人。

它却不曾毁灭，而今它还屹然地巍立着，它是群丑跳梁的场所；可是也有正义的手在开拓光明的路，也有高亢的呼声，引导着百万的大众，为了这一切它才更有力地引着我的眼睛和我的心，从不可见的远处望回去，从没有着落的思念中向着它的那一面。

我想念些什么呢？使我念念不忘的难道是那些仍然得意地过着成功的日子的一些人么？或是那一座高楼，应该造得成形了，使那个城有了更高的建筑，也许又造了一所更高更大的划破了那被奸污的天空？也许我只是从利禄的一面看，计算着有多少新贵或是由于特殊环境成为百万富翁的人？

这一切的事，有的是我想得到的，有的我不能想到；但是我总可以确定地说上海是在变，向好的方面或是向坏的方面。真是坚定地保持那不变的原质的该是大多数人那一颗火热的心，那只是一颗心，一颗伟大的心。

我看见过它，当无数的青年男女舍弃自身一切的幸福，安逸的日子，终日地劳作，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又看见过它，当着那一支孤军和那一面旗，最后地点缀着蔚蓝的天空，河的这一面是数不清的企望的头和挥摇的手臂，河的那一面，在炮火的下面，在铁丝网的下面，是年青的人和食品一齐滚进去；我再看见它。

当着节日，招展在天空的，门前的都是大大小小鲜红的国旗，好像把自己的一颗热诚的心从胸膛里掏出高高挑起来，还像说："喂，来吧，试试看，这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

假使那时候我能跳到半天空我该看到怎么样的一个奇景呵！无数的旗将成为一面大旗，覆在旗下的心，也只有一颗大心；这颗心，一直在经历艰辛的磨折，丢去所有不良的杂质，它是更坚实，更完美的了。在我们的心里，他是一颗遥远的灿烂的星子，不，它是一个太阳；在他们的那一面，它是一个毒癌，不是医药可以生效的，不是应用手术可以割除的，它生根地长着，不动摇，不晦暗，一直等到我fIJ最后胜利的一天！

当着那一天到来，朋友们，我将急切地投向你们的怀中：那时我们要说些什么呢？我们是絮絮地述说着几年来的苦辛，还是用为欢乐而充满了泪的眼相互地默望呢？朋友们，时候迫切了，为了免去临时的仓皇，让我们好好想过一下吧。

摘自：《沉默的果实》，中华书局1945年1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