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典运

1948年毕业于陕县师范简师部。1949年参加解放军，历任工兵十团文化教员，《西峡报》编辑，西峡县文化局干部、县文联主席，专业作家。河南省第七、八、九届人大代表，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乔典运

“严酷的环境，摧残人，也教育人，能使有精神堕落，也能使人思想升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乔典运受尽折磨和凌辱，这使他迫辍笔十年之久，同时也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获得了今后创作的素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乔典运恢复了工作，被调到县文化馆任创作员。1985年，任县文联主席。同年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解放了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也激发了乔典运的创作灵感。他面的现实，关注人生，以其深邃的艺术思维和手法，挖掘农民灵魄深处的情感，并用艺术感染力教育农民摆脱狭隘、保守和愚昧的小农意识。他所写的《活鬼的故事》、《父子情》、《汽球》、《驴的悲剧》等作品，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文学典型形象，引起了读者的好评。

1980年，乔典运到中国文学讲习所进修后，开始走出“文革”的阴影，“由一个农民代言人、反思者，变成了一个农民哲学家”。从此，他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观念和文学观念，其创作不断出现“井喷”，作品深得文坛和读者好评，被文艺界誉为‘乔典运现象’。他先后在全国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200余篇，300多万字。其中不乏深具影响力的作品，其短篇小说《村魂》、《满票》、《冷惊》、《乡醉》、《问天》等发表后，先后被我国文艺界颇具影响力的《小说选刊》、《小说月刊》、《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选载，连续四年（1985-1988）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集》；《黑洞》、《你不能这样》等8篇作品被译成英、法、德、阿拉伯文，并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女人和网》、《笑语满场》中短篇小说获省以上奖励16次，《满票》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河南省首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84年以后，他先后出版了《小院恩优》、《美人泪》、《问天》、《金斗纪事》、《乔典运小说自选集》等5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集《美人泪》获”1949－1989年河南省人民政府优秀图书奖”，《问天》获1994－1995年南阳市“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人民日报》、《红旗》、《嘹望》、《文艺报》、《小说评论》、《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奔流》、《河南日报》等报刊多次发表文章予以高度评价。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数十家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对他作了专题报道。中国作家协会书记邓友梅、文艺界著名人士阎纲、蓝瓴、张一弓等人都曾对他做出高度评价。乔典运以其对中国现代农村社会中各色各样人物的熟悉和了解，成为中国当代知名的反映农村、农民的作家。

1994年，正当乔典运广西离江出版社之约撰写长篇小说《金斗纪事》时，万恶的病魔悄悄的降临到他身上，且喉、淋巴、肺等一个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癌症接踵而至。他不得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连续不断地手术、放疗、化疗，再手术，再放疗，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癌痛的折磨，仍坚持在病榻上撰写了反映自己一生坎坷经历的15万字自传体小说《别无选择》及一些富有哲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属于生命体验、人生感悟的散文。生病期间，他创作的作品《问天》获小说月报第六届百花奖，其本人被选为作家代表，出席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他的自传体小说《别无选择》发表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1997年2月14日，乔典运不幸逝世。西峡县委、县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省、市、县约200余名领导、作家和他生前的亲朋好友专程赶来为他送行，中国作家协会等十几个单位和上百名生前文学好友发来唁电，敬献花圈，以此表达对乔典运的沉痛哀悼和无限怀念之情。

著有长篇小说或作品集《贫农代表》、《小院恩仇》、《美人泪》、《问天》，散文集《沲西峡》，小说集《磨盘山红旗飘》，短篇小说《冷惊》等。

乔典运一生扎根于西峡山乡，笔耕不辍，以其多篇脍炙人口的佳作而流芳后世，被誉为“南阳作家群中的一面旗帜”。他生前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曾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阳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西峡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文联主席、西峡县一至十届人大代表、河南省五至八届人大代表、全国三、四、五次作代会、四次代会代表。

乔典运作品

乔典运不仅自己创作了频创佳绩，而且还善于提携文学新人，团结南阳作家，为南阳作家群的成长、崛起做出了突出贡献。每次文学活动，他是每邀必到，且都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验与体会，传经布道。对于求教于他的作者，无论年青的、年老的，他都是不厌其烦地现身说教，指点迷津。经乔典运帮助成长起来的文学后起之秀不胜枚举。南阳有个作家群，以及南阳作家群有今天，可以说与乔典运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乔典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农民作家，不仅创作上精品迭出，硕果累累，他的人品道德也尤如其文章，有口皆碑。他一生淡泊名利，在接受各地记者采访和别人给予他高度评价时，他总是说：“我是草木之人。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人家都是高抬咱，千万别拿个棒棰当针使，叫别人笑话。”他曾三次谢绝上调做官机会，扎根山乡，勤奋创作；他不为利益所动，多次放弃数万元一篇赞文的巨额诱惑；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重；他一生生活俭朴；对子女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平易近人，为人坦诚，重情崇义，处事宽容大度。他一生都始终不渝的追求做人的本真，为文的本真，艺术的本真，这也许就是乔典运德高望重，“人与文俱达老境”的真正原因吧。

《人民日报》、《文艺报》、《小说评论》、《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奔流》、《河南日报》等报刊多次发表文章予以高度评价，称乔典运是“深居山区，披阅人世，艰难困苦，笔耕不停”，是“半个农民哲学家和半个农民心理学家”。具有剔幽发微的敏悟力和壶里藏乾坤的艺术包容力，用“寓洋于土的表现形式，释放出奇异的艺术能量”，是“继鲁迅先生之后对国民精神劣根性进行最有力鞭笞的作家之一”，称其创作为不断“井喷”，被文艺界誉为“乔典运现象”。乔典运坚持文学创作四十余年，发表过近300万字的作品，他是写农村农民的高手，作品都是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

一、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农民形象

乔典运的小说中农民是主角，又可称作山乡的故事，他的小说内容多是修路、打井、卖粮、种庄稼、选队长之类家长里短，涉及的人物主要是农民、队长、乡长、局长、书记等。乔典运自己说他的作品是“小井”也是名符其实，不算故作谦虚之词。但是，可贵的是，读着他的“小井”，总会想起大千世界的种种图景，从而对社会对人生有—种领悟感。乔典运运用缩龙成寸的艺术方式，把博大和高远凝聚在普通的、常见的、小的艺术载体之中，从而收到滴水见太阳、粒沙见世界的效果。《借笑》中描写了一个叫四叔的农民，酷爱听好听话，而假话好听，真话却常常犯忌，于是他深恶痛绝真话。在他大病的时候，忌讳说病，以致最终甘愿让假话哄死。这个真实生动的近乎寓言式的故事蕴涵很深，引人无穷联想。那位老农民的心态和结局概括了一种时代现象，也是对人生弱点的剖析。《刘王村》中的刘老大为饥渴难耐的村民发现了饮马坑，找到活命水，办了好事，乡亲把他当作恩人，对他感恩。但刘老大从此把功劳当作资本，向乡亲讨不完感恩债，以至以神明偶像自居，接受朝拜成了习惯。于是恩情成了枷锁，成了阻碍人们进步的障碍，爱成了恨。在刘老大身上凝聚着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无情规则，而造成这种转化的根本原因是以小农式的浅薄的报恩意识为特点的封建主义，笼罩着这种意识的刘王村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乔典运的许多篇什都在具像的微型的乡村家庭、农民“小井”中浓缩进整个社会、时代、民族及人类境遇，从而投射出某种具有象征抽象意义的大千世界的影像。他善于把时代的精神气象、社会的典型心态和公众的普遍体验“摄取”过来，融汇进具体的文学载体中，作品所言虽极小，但蕴涵宏富，凝聚力不小，自然就能释放出强大的艺术能量，给人以因小及大、由个别走向普遍的联想和启悟。

二、揭露国民的劣根性

乔典运的小说对国民灵魂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对长期的历史积弊和历史转折时期的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有着深沉的忧愤和忧虑。他的作品聚焦点是国民病态心理，集中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发难。他所揭示的国民病态心理大致有以下几种：

愚忠型。如《笑语满场》中的何老五、《满票》中的何老十、《从早到晚》中的陈老汉和《问天》中的三爷等。这些人丧失主体意识，百分之百相信上级的话，信条一旦被接受就至死不渝的信仰，哪怕这信条已失去了存在的环境。标志着乔典运创作转变的短篇小说《村魂》，主人公张老七—生的人生哲学是两个字：真诚。“宁可人哄我，我决不哄人”是他做人的信条。相信别人，相信上级，是他做人的灵魂。孤立地看这是一个品质纯粹无瑕的人，但作为—个社会人，又是—个幼稚得“掉了魂”的人。在极“左”造假瞒骗成风的社会环境中，他作为生产队长，无条件地不讲价钱、不打折扣地执行上级的荒唐指示和要求，对群众只会带来更大的祸害，就他自己来说，起码是—种愚蠢。小说写了这样—个细节：公社修路让社员砸石子，代表上级的老王要求每块石子都要砸得像中拇指头那样大小。几乎所有的社员都没按照要求来办，因为他们早已学会把上级那“讲得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话，听得“比风还轻比棉花还软”，而老王也深知群众要打折扣，就故意把拳头大说成中拇指头大。只有张老七—锤—锤把石子砸得像老王要求的那样，结果反而不符合规格。大伙又敬他又笑他，怕他伤心对他隐瞒了真相，而他却自以为得胜，冤而不知冤。张老七这颗愚忠到定了型的灵魂引起我们的震惊和痛苦，这是一种没有能力把握世界也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弱者、愚者和扭曲者。

恐惧性。如《人和路》中的于光宗、《冷惊》中的王老五、《换病》中的妻子。这类人的心理特征就是怕，前怕狼后怕虎，一步三回头，走路怕踩死蚂蚁，树叶掉下怕砸破头，总怕给自己招灾惹祸，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王老五得知自己无意中骂了支书老婆，惊恐万状，紧张得不得了，村里要开群众大会，吓得脸成了一张白纸，以为是要整自己。到后来夜夜做噩梦，成了神经病。地主出身的于光宗在下雨天给刘少奇泥塑戴了一个破草帽，被造反派说成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于光宗正在医院给儿子治病，听说后立时吓成了一摊泥。后来听说支书李老四屈认了，自己躲过了这场灾难，但看到李支书被打断一条腿又觉得做了亏心事，想报恩赎罪又怕惹来更大的麻烦，怕李支书报复，怕承认了，自己性命难保。他就这样整天战战兢兢，一直到15年后才彻底放心。《换病》中的妻子害怕整她的于九香，听到她的名字就心口痛，发出一阵“哏哏”的怪声。于九香死后，还害怕她在阴间报复，逢年过节都给她烧纸叩头。

愚恩型。知恩必报与居恩图报。如《刘王村》中的刘老大及村民们，刘老大发现了饮马坑，给饥渴难忍的村民们找到了活命水，村民们把他当做恩人孝敬他、恭维他，把他当神敬，“谁家做了好吃的，总要先盛—碗给他端去，谁家来了远房亲戚收了稀罕物，也要拣件好的送给他”，还给他唱了三十多年的赞美诗。刘老大也把这一功劳做为资本，向乡亲们讨不完的感恩债，以神明偶像自居，接受人们的朝拜和供奉，每日坐在水坑边，听人们念诵他的功德。谁若想改变这种局面，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背了良心。刘小星因说了饮马坑的不是，他气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小星的父亲刘二娃绑了小星跪在他面前请罪才算了事。王三赖打出了比饮马坑的水又好喝又卫生的井水，村民们也开始去那里打水喝。刘老大知道了，心里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忘恩负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气坏了，气病了。刘王村的人也觉得是自己背了良心而纷纷谴责自己，最后通过了宁可得罪王三赖，也不能触怒刘老大的决议，仍然舍近求远去饮马坑挑那又脏又臭的水吃，仍然继续唱赞美诗。恩在这里已转化成了枷锁，成了阻碍人们进步的障碍。

忌讳型。怕说真话，爱听好话是他们的共同心态。如《借笑》中的四叔，一辈子爱听好话，有了病也忌讳说病。小儿媳英英不知道他有此忌讳，在—次他感冒时说他病了，他立时气得浑身发抖。大儿媳钱花知道公公爱听好话，就经常用假话哄他开心，因此博得了四叔的喜欢。这次生病他头上热得像火炭，钱花又哄他说一点也不热，他心里非常高兴。后来病情越来越重，但谁也不敢再说一个病字，来探望他的人也被家人告知，大家也不自讨没趣，都尽说些好听的话，说他气色好、身体棒，他听了心花怒放。最后，他终于被好话、假话哄死了。这位老农的心态，具有很高的典型性，是时代现象的高度概括。

三、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乔典运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社会病态心理，剖析了国民弱点。但他的这些展示与剖析并不只是揭伤疤。他是一位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意识的作家，他无情地袒露国民病态心理，是为了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是为了呼唤独立健全的人格，呼唤强大的国民灵魂。他通过对国民弱点的展示与剖析，再次提出了改造国民灵魂、重塑民族性格的重要课题。

他的根基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他没有抛弃这个基础，他的小说仍不乏生动的故事和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但他不是到此为止，而是追求一种超越，即在个别的有血有肉的具像描写中获得一种普遍的富有更大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抽象。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是精细入微的形象刻画，而是更着重精神特征的捕捉。人物更具有符号的意义，主人公的名字常常是随手拈来的最普通的人物。诸如张老七、何老十、王老五、刘老大、王三赖之类，其地域特征、阶级特征几乎不再顾及。因此，最终凸现的是农民或者国民以至人生的共同的心理的精神特征。作品的总体内涵增大了，概括力和凝聚力都增强了。与此紧密相联，小说的结构也由原来的以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或以人物的经历历程为框架的结构方式，变为新的多样的结构方式。他常常采用一种心理结构和哲理结构，故事情节被简化，把情节过程纳入心理框架，融入意识流之中，如《刘王村》写刘老大深夜听见邻居王三赖“咣-嚓-”“咣-嚓-”的打井声，气了一夜，胡思乱想了一夜，自言自语啰嗦了—夜，小说就以8次出现的“咣-嚓-”“咣-嚓-”声为契机和联结点，把王三赖打井和刘老大找水两条线索纳入刘老大“胡思乱想”的心理活动中，生动地再现出—个顽固地制造个人崇拜的人的心理轨迹。《无字碑》的结构是—种哲理结构。碑由有字到无字再到有字，一种人或物的价值由被认识到不被认识又到再被认识，这种沧桑变化的过程蕴涵着历史和人生的哲理。

同时，他常常把荒诞手法融入作品之中。比如，乔典运的小说常常写到死。四叔爱听假话被哄死，何草因说话而愧悔以至发疯跳崖而死，这种推向极端的荒诞，常常产生现实主义写实手法所难以达到的撼人心灵的效果。在乔典运的小说中还可以看到黑色幽默的特色。乔典运利用历史转折时期的巨大反差，以现代文明的觉醒和高扬作为虚化的背景，把愚昧落后的世相心态作为凸现的对象，造成有强烈对比意义的宏观幽默情境，引发出否定批判的意向。特别是他发挥写实的特长，与夸张手法相结合，创造有典型性的幽默直觉造型，把小说的幽默情趣化为幽默形象。比如《乡醉》中的木易佯醉，这是一种生活的自然形式，也是作家的心理形式。病态社会状况下的病态方法，与其说表现了木易的机智，毋宁说表现了木易的无能，更毋宁说表现了社会风气特别是干部作风腐败的严重程度。

他小说的语言追求口语化。他以—个拙口笨舌的乡间讲闲话人的口吻讲述他的故事，重复的、排比的修辞手法大量使用，把精练的规范的书面语言“化”开了，旁敲侧击，夹枪带棒的闲言碎语，把生活的原态连根带棵加上泥土露水端了上来，大量的短句子、无主句、反问句、设问句，粗俗的比喻，土得掉渣的俚言俗语，使得语言的规范度降低了，但弹性增加，容量增加，味道增加，力度也增加了。在艺术上达到了一种寓洋于土、藏巧于朴的境界。

总之，乔典运以他自己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他在南阳作家群乃至在当代文坛的地位，竖起了一座坚实的文学丰碑，他的作品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