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
- 中文名
- 艾伟
- 国籍
- 中国
- 出生日期
- 1966
- 职业
- 作家
- 籍贯
- 浙江上虞
目录
艾伟，1966年生，浙江上虞人，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越野赛跑》
《花城》杂志2000年3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修订再版
《爱人同志》
《当代》杂志2002年 4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修订再版
重庆出版社2013年3月再版
《爱人有罪》
《收获》杂志2006年长篇小说增刊春夏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的6月修订现版
《风和日丽》
《收获》杂志2009年第四期、第五期
作家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盛夏》
《人民文学》杂志2013年2期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
《乡村电影》
华夏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小姐们》
春风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水中花》
群众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水上的声音》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战俘》
花城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
曾获得《当代》文学奖，全国大红鹰文学奖，浙江省首届文学之星奖等奖项。
2018年3月5日，艾伟的《小满》(《作家》2016年第3期)获第五届
作家艾伟将杨小翼的青春一笔一划铭刻于时代的竹简，并带着泣血的微笑和化碧的宽容将自己的领悟渗透进历史的轨辙。
杨小翼的一生是新中国成立迄今的一脉红线，她的出生、成长、爱情、婚姻、伤逝，无一不与那个年代躁动不安的历史时简两相映照，她每一次的命运转折都涵盖着新中国曲折蜕变的绞痛。她那一代人身上对于父辈认同的毕生追求又暗示着中国人理念中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寻根意识。
在作者的笔下，时代像一条没有源头、永不枯竭的河流，每一个个体投入其中都被它包容和吞没，它可以让一代人至死不渝的信仰变得荒诞，也可以让守口如瓶一生的秘密从丑闻变作美谈。在它的波涛里，沉淀着作家艾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思索。
《风和日丽》用质朴洗练的文字，娓娓道来了一个女孩隐秘的身世，它似传奇又似史诗，在惊天动地的绝响中融合了平缓舒和的含泪的微笑。雨过天晴，风和日丽，杨小翼碾过蒺藜丛生的孤僻小道，终于走出尘外。
《爱人有罪》是一部关心女性命运的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鲁建被他所爱的女人俞智丽冤屈，进了监狱。为此俞智丽一直深怀愧疚，以行善救赎自己。八年后出狱的鲁建怀着复仇的心情找到俞智丽，不料旧情复发。一个备受折磨的冤屈者和一个深怀罪感的救赎者之间展开了一场爱恨交加的纠缠。小说生长在现实中，是对现实想像和关心的结果。冤屈者的形象直击社会敏感问题，探讨冤屈者难以平复的灵魂。救赎者俞智丽是中国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形象，她痛苦的灵魂中有着宽广的善良和慈悲，具有温暖的人性力量。
这是一部关于精神和肉体疼痛的小说。刘亚军是一个屡建战功的侦察兵，一次在执行任务时，因为偷看敌营中的裸体女人而触雷受伤，断了脊椎。战后，一个叫张小影的女学生爱上了他……一个另类英雄，一个当代圣母，一个变化无常的社会。在被人遗忘的艰难的日常生活中，“战争”转移到两性之间。小说深入到人性中难以琢磨的黑暗深处，探讨了两性之间隐秘的情感。精神与肉体的撕裂，时代变迁与身心伤痛，光辉岁月的记忆与饱受冷落时的幻想，不仅仅道出了世态的炎凉，更呈现了人性的病灶。
《爱人同志》因富有现实勇气和深刻的人性关怀，被评论家认为是2002年最好的长篇小说。
艾伟不是一个写作上的方法论者，从早期作品开始他似乎就不是以形式上的创新见长，尤其是他近来的一批作品，在叙事姿态上甚至显得有点儿“老派”，或者说有意无意地“后撤”或疏离，比如他在《爱人同志》中对人物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心理把握和剖析，可以说有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细致、耐心、冷静、准确、从容乃至精神分析的力量。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叙述的克制冷静、像外科医生那样对人性的洞察幽微,充满张力和纵深感的历史眼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艾伟：文学应具备社会反思
作家的个人气质当然是很重要的。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他的气质，他的趣味，他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但我以为这个气质有时候也不能太露。特别是小说写作，如果过分强调所谓的气质，会使小说显得风格化。风格化会使一个作家醒目，但也会使作家越走越窄。我希望自己是个相对庞杂的作家，这样会显得大气些，并且能使写作有更多的可能性。
世上有两类作家，一类更多地凭借经验写作，另一类更多地依赖于想象。我想，一个作家最初的写作一般来说都属于经验写作，是建立在个人经历基础上的，可能同生命中某个绕不过去的事件有关。总之，一般会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但一个写作者的经历即使再丰富毕竟也是有限度的。所以，从个人经历出发，去探询及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写作者想要持续写作的必由之路。我对人性内部充满好奇。
事实上，不干预现实的文学也有伟大的作品。我这样说是有语境的。这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对小说艺术的看法有关。那时，我们在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即在所谓的先锋实践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形式上，并以形式的名义走上了一条所谓“纯文学”之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文本，可以发现，当时的写作喜欢把历史和现实的背景虚化，在某个封闭的环境中，去探讨所谓永恒的人性。当时的口号是给文学减负，承担它能够承担的。
其实现代主义文学一直有一个反思社会、反思人的处境的功能，但这一点可能被我们忽略了。文学肯定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样一个环境，肯定离不开当下面临的问题。今天人们所面对的精神问题，人的处境肯定不同于以往。而我们应该关注这不同之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大家，我们是不是对文学有一种狭隘化的理解？对所谓“纯文学”的理解是不是存在一种想当然的惯性？如果文学具备社会反思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文学去承担这种功能？
艾伟是一个不太相信现实秩序的作家。一切现实的理性逻辑和价值规范,在他的眼里仿佛是一台台巨大而又精密的机器,它们看起来运转正常,轰鸣有声,把人们的生活搞得慢条斯理,甚至活色生香,其实这都是些假象。因为在他的笔下,你很少看到现实生活的自然形态,很少看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逻辑相吻合的存在景象。他总是津津乐道地在一些人性幽暗的区域东瞧西望，徘徊再三,像一个质朴的老农背剪着双手,在田边地头四处转悠,寻找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的小说往往起源于记忆中的某个场景。这些场景背后的现实逻辑也许早已淡忘，但场景本身总是被我莫名其妙地反复记起。我把这些场景当作我生命的某个密码。我相信其中一定蕴藏着这个世界的秘密。我还相信，这些场景还有其生长能力，它最终会按自已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叙事世界。
在虚构的世界里，所谓的真实就是你是不是对自己所写的事物深信不疑。只有你相信自己的想象世界，只有内心足够强大，你写出来的世界才会有足够的重量。这个“相信”同写作者个人有关，但也同这个时代的认知平台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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