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东关街

关东老街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日本占领时期，居住在小岗子的中国人去日本人居住区要过关检查，而关卡设在小岗子的东面，因而被叫成了东关街。

东起英华街，西至市场街，南起黄河路，北至长江路大桥洞。

沙俄殖民者把小岗子地区划为“中国区”，专供中国人居住。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带是华商集中之地。

登上东关街边上的高楼，从楼上俯瞰整个东关街，你会被一种壮观打动，那不同于人民路上高楼林立的建筑，而是像棋盘一样，盘桓在那里，固执地坚守了一百多年。如今在大连城区再难找到像东关街这样的老街，混合了欧式和日式的风格。花岗岩的门楣，油漆的大门，雕花的拱形窗户，敞亮的天井，很美。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院落，拥挤，但车水马龙。

走在东关街上，就像穿越了一个城市的历史。

关东街

东关街上的建筑多建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有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多是日式仿欧建筑。三、四层的联排式住宅，有厚厚的砖墙、小拱窗，山墙上雕着欧式刻花，房檐下也精心用砖块排出图案，坡屋顶上高矮不一的烟囱一排排挤在一起，房前屋后街巷都很狭窄，在当时可是市内人口聚集的地区，是西岗区的商业中心。

这些年来因为城市文化保护的需要，很多人关注东关街的老街、老房子，他们把这里定义成“老大连人最早也是现存的最后一块生活聚居区，是大连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活的历史物证，也是老大连人，特别是‘海南丢’在大连的最后一块遗迹。东关街不仅是大连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这里既是日本殖民统治大连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反对压迫，艰苦奋斗的见证，特别是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关东街

外地人来东关街租住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老街上的老房经过了七八十年的风雨侵蚀，变得破败。“这老房子没法住了，全院共用一个旱厕，一个水龙头，没有暖气、没有煤气、冬天还经常着火，老邻居们挨不住，一家家搬走了，条件好的买了新房，没条件的在外面租房也不在这将就。”

慢慢的外来人口占据了东关街一个个大院。一个院子能住多少人?“一扇窗就是一户人家，以前本地人住一户的房子，现在要住上三户。每间也就几平方米，多说十几平方米。”算下来一个小小的四合院，上下两层，居然有上百人，而这上百人共用一个旱厕，一个水龙头。“见过没门的厕所吗?上我们这参观啊。请来掏粪的人都忙不过来，没法说，你也看到了。”

2004年之后，东关街经过部分拆迁，如今占地面积还剩下0.45平方公里，分属英山和东关两个社区。老房子拆了一部分，高档小区崛起，新老街区贫富差距很大，没拆的老房子里涌进了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住在这里很难统计，2000多户吧，外地人占到85%。”住在这里的人们这样说。

8月1日，200多张《关于对东关街旧城区改造工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的通知》被张贴在西岗区东关街老城区的大街小巷，东关街旧城区改造工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这标志着备受全市人民瞩目的东关街旧城区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实质性房屋征收阶段。

关东街

十九世纪末兴起的大连民族工商业发源地

在大连人的概念里，东关街不是那条不长的小街，而是把整个东关街周边都涵盖在内。从19世纪末的手工小作坊，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连最繁华的中国人商业街，这片街区见证了大连民族工商业从无到有、从兴至盛的历程，他们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他们的经验有着浓郁的中国味道。

“上岗”这个词在这片街区一些老居民的语汇里有着特别的解释。从东关街坐上三站有轨电车，你会对这个词有更形象的感受，随着地势越来越高，有轨电车特有的隆隆的爬坡声越来越响，直到北京街最高处而恢复正常，再一路下坡到大同街，回程的车会经历相似的过程。以至于这种声音成了电车要到北京街站的信号，有经验的居民本来不紧不慢走着，一听到这熟悉的爬坡声就会赶紧跑两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人问一嘴今天上哪去啊?上岗。指的其实就是北京街北部一带这个小山岗的最高处。

从人们口口相传而形成的地名中能看到传统的自然延续。19世纪末沙俄殖民者编制的城市规划，把市区分为行政市街区、欧罗巴市街区和中国人市街区。所谓的中国人市街区，不过是划了块地方给中国人住而已，并没有真正规划和建设，就在这个小山岗附近，由于位于当时的市中心以西，所以就有了个形象的名字“西岗”，俗名则是“小岗子”。

在此之前，垦荒、打鱼是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居住的中国人多了，慢慢地就滋生了更多中国式的生活需要，豆腐房、大车店、杂货铺、挂马掌的小铁匠炉等家庭式小作坊渐渐兴起。沙俄还把原来在柳树屯经营的华人中小商号迁入这里，使西岗成为中国商业街的起步。

到了1904年，殖民者虽然换成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方日本，小岗子仍被定义为中国人居住区。日本殖民者接手之初的战后之城狼藉一片，开始时建设集中在军用区和日本人居住区。1905年，日本殖民者以“下层中国人居住地卫生风纪方面值得忧虑”为由，强行把居住在市区东、南的1.4万余名中国人迁到小岗子。

直到1906年，日本殖民者才腾出空来规划管理小岗子，而西迁的人口和从山东、河北等地涌入的移民，也让这里有了发展商业的需要。中国人可以在这里建房经商了，由此中国人居住区的建设才真正开始。

然而，房子可不是想盖就可以盖的，不仅要填申请表领地皮，还要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买下地皮，经商同样需要监督制约手续。于是这年春天，商民们商量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经过殖民当局许可，“小岗子公议会”诞生了。公议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会，不仅盖房子、经商手续都由它代办，甚至还有治安管理权。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怎么能容忍这样属于中国人的权力机构长期存在呢，而且仅仅两年后的1908年，小岗子商户就达1200余家，居民数万人，占全市华人一半以上，收回权力不只是殖民统治的需要，显然也有利可图。于是就在这一年，殖民者设立了小岗子警察署，不只收回了公议会的民政、治安权，也把小岗子这一俗名正式化了。这个警察署就在北京街基督教堂旁原来的西岗公安分局所在地。

至此小岗子公议会就只负责商业了，但是中国商民们不喜欢日本人定的名字，1932年全区商民称“小岗子”是俗名要求改名，于是改称“大连西岗商会”，恢复了“西岗”旧称。这个时候，西岗已经成为中国人最繁华的商业街，即使除去小商小贩，商户也已经超过2000户，中国人的买卖，最大的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在人们的印象里，五花八门的杂货铺是最有旧时氛围的代表，而杂货正是小岗子的重要行当，1920年小岗子杂货业户已经占全市的2/3。大龙街上的徐利兴杂货号是西岗最大的，店主徐宪斋即使身为西岗商会副会长，也仍受到殖民当局的压抑，无法成为全市的大商号。小岗子的华商们和徐宪斋一样，没有便利的经商条件，只有凭着勤劳诚信和独到眼光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他们的经验有着浓郁的中国味道。

从“周家炉”到“顺兴铁工厂”，从制造马蹄掌铁的个体家庭手工业到生产油坊机械的机器制造厂，旅顺人周文富、周文贵兄弟不过花了三四年就让1907年在大龙街创办的顺兴炉大变模样，甚至在1917年成为当时大连的三大工厂之一。小岗子的主要工业正是榨油，据1929年《大连工商名录》记载，此时小岗子油坊占大连地区油坊行业四成，大多集中在西岗街、大龙街周围。

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中药，中国式街区也少不了中药铺。1933年，京帮药商刘恕庵在新开大街开设“京都大仁堂参茸药店”，虽然这个招牌是不敢冒用同仁堂退而次之的选择，然而精选药材、货真价实却成就了“大仁堂”直到现在70多年里在大连老居民心中最重要的中药铺的地位，买中药去大仁堂总是没错的。

大连地方史志专家孙玉介绍，昔日东关街的店铺一般一楼是店面，二楼为居所，他踏访过的一户，二楼甚至低矮到坐在床上伸手就能摸到天棚。而今东关街的很多房子还能看出相似的特征，一楼的门窗宽而高，当年必定都是店铺的门面而非普通住宅。

西岗街和大龙街交会处的一栋房子就是如此，它曾是1908年邱玉阶兴办的华人第一家照相馆——华春照相馆，取“华人的春天来临”之意。华春不仅打破了日商照相馆的垄断，更是成为当时平和街上最热闹的商号，有时甚至需要排队，多少合了名字的寓意。如今住在华春旧址二楼的杨锡月回忆，华春在当时就是大买卖了，一二楼都是照相馆，三楼是居所。二楼面朝街面的窗户有11个，面积之大比起现在的影楼来也不寒酸。杨锡月记得当时周围“一个院连着一个院”。所谓“院”其实就是妓院，妓女们也是华春的常客，如若能在鼎鼎有名的华春临街橱窗展示的照片中占有一席之地，那定是招揽客人的好办法。

林立的店铺，相连的妓院、烟馆，它们都是旧时东关街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关东街

当年繁华的东关街有着位居大连地区五大市场之首的西岗市场，而今只剩下躯壳空置在大龙街上。西岗市场原本东南西北四面都有门，现在要么被封堵上，要么大门紧锁，只有西门还可以进入。内部也没有了旧时模样，被烟熏黑的、抑或布满青苔的墙壁，四处堆放的杂物，没有了鼎沸的人声，也不见了热闹的摊铺，这让本来已经缩小的市场看上去狭小、感觉上却空旷。

1909年，建立之初的西岗市场叫小岗子市场，占地6000平方米，市场内有店铺40余家，周边各种食杂小店160余家，普通人家在这里一次就能买够需要的各种东西，不仅中国人喜欢，还吸引了日本侨民光顾。正当市场越来越兴旺之时，1920年春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市场，却没有燃尽华商的心气，集资建起临时简易板房恢复营业，当年的销售额竟然奇迹般地超过了之前所有年份，是1911年的8倍。虽然日本殖民统治后期曾一度处于“无货可卖”的半停业状态，但大连解放后又重新慢慢繁荣起来。

毛先生是解放后西岗市场的老职工，他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最多时有400多职工，七八十年代一直很兴旺。1996年装修后，1997年马路市场进厅，后来经营范围缩小，品种也不像以前那样齐全，大概在2003年前后这个趋势更为明显。

2009年正月初三，紧邻市场而建的小房着火蔓延进来，让西岗市场在百岁生日这年再次经历了一场大火的劫难，然而却无力像89年前那样重新振作了。

街巷旧颜还在，繁华风貌已隐，西岗市场是东关街众多商铺命运的缩影。

从现在的东关街向更西处望去，越过北京街的岗顶，一直到最低处的大同街：过去的高档商业街新开大街已成商务街;昔日繁华的福兴里成了住宅区;曾经好似北京天桥的博爱市场或者用大连人更习惯的叫法——破烂市场迁到了香炉礁……随着建筑的消失和功能的改变，那些属于小岗子太多已经面目模糊的往昔则是另一个故事了。

做慈善、修马路、建立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在小岗子的生活里，还有着中国式的坚持与抗争。

如今东关街第二人民医院旁几间不起眼的小平房，就是对大连慈善事业的兴起起了不小作用的宏济彩票局，1906年由大连公议会总理刘肇亿创办。孙玉介绍，发行彩票的收入和利息用来在1908年4月建立了大连地区由中国人创办经营的第一个社会慈善机构——宏济善堂，旧址是已被拆除的三十七中面向黄河路的二层红砖楼。搭建粥棚施粥、免费棺材安葬、免费戒烟、收留孤寡老人……创办初期做了很多善事。二院一栋四层楼的门诊部，正是1917年孟天成创建的博爱医院旧址，小楼由三层加盖到四层，曾经的外部装饰也被简单的瓷砖铺面替代。孟天成经常减免费用为穷苦百姓手术和治疗，1946年把医院自愿无偿捐出。1918年至1920年间旅大人民生活艰苦，周文富、周文贵兄弟捐款10多万大洋;西岗商会办公学堂、建实业补习学校、为河北省水灾捐款捐物……

“这条路是西岗人民的血汗钱所建，起名中华大街是表示华人出资，现在要改成日本天皇之名的‘明治通’或‘满洲国’的‘新京大街’，则由日本政府或长春方面付全部建路款。”在《西岗史话》的记载中，商会会长庞眭堂所说的这条路就是1933年夏天由中国人建成的小岗子第一条柏油马路。商会花了3年时间反复交涉和斗争，才终于在1931年春得到殖民当局的批准。此时殖民当局不愿出资，只好准许中方另起名字，庞眭堂说，这条街是新开辟的，就叫它“新开大街”吧。

1927年4月小岗子市场斜对过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在走过万和肉店与一个钱庄之后，也许有人会对旁边一间店铺门旁悬吊的大毛笔看上几眼，却未必有进去看看的欲望——只卖毛笔实在太单调了。然而顾客稀少却恰恰顺了老板的意，因为这家不起眼的益记笔店正是当时共产党在大连的秘密联络点，冷清的门店为接头、开会等地下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后来笔店迁入大龙街42番地一座二层小楼，就是在这家不起眼的小店里，曾重新成立了中共大连市委、召开了中共关东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还接待和掩护了途经大连去北京的蔡和森。然而今日的大龙街上笔店已没了踪迹，初址是否存在和具体位置也存疑。笔店之前的联络点人和堂中药铺，曾是1926年福纺大罢工委员会所在地，如今也已拆除。繁华的商业街成了大连共产党组织联络的绝好掩护，影视剧里的地下斗争场景曾在这片街区真实地发生过。

如《大连市志·西岗区志》所述：“日本统治大连40年，西岗商人和居民始终保持‘西岗中国人街’民族正气。”

关东街

当时负责管理这个区域的机构是华商自发组织的“小岗子公议会”，后更名为“大连西岗商会”，大连一中就是上世纪20年代由该商会创立的，新开路也是当时由该商会开辟的。

到上世纪30年代，东关街商家、居民数量增长迅速，成为大连地区中国人聚集区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当时大连最主要的中国人经营的商号几乎都在此云集。商号旅馆、病院药房、赌场烟馆、茶楼酒肆、当铺妓院、剧场影院等一应俱全。

康德记药房、四云楼烧鸡、王麻子锅贴、杨家吊炉饼、日新饭店、三八馄饨馆、东关理发社、华春照相馆等大连著名老字号，都在这里起家。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新开路开始大量引进商业门店，“到西岗市场买东西”，曾经是那个年代很多大连人引以为傲的事情。每到周末，新开路就成了一条杂货街，也曾经繁华一时……

只不过，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这里被青泥洼、西安路的现代化商业设施和市场化模式逐渐取代，盛极一时的商业繁华渐成记忆，大连现存的最老街区，也最终走向了拆迁了命运。

关东街

小岗子市场：大连地区最早的市场

小岗子市场(现西岗市场)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五大市场之一，1909年，由华商组织——小岗子公议会集资兴建，这座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的市场，货品丰富，主要供应小岗子地区居民。它的生意兴隆也带动了所在的市场街上的热闹繁华。到了年节，不仅附近居民来市场，市区别处的大连人，甚至日本人也来逛街购物。

1920年春节，市场失火，由于救援不力，几乎被燃为灰烬。公议会再次组织集资，利用商场外壁修建简易板房恢复经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市场当年的销售额竟超过上年，达到28万元。如今，这座大连最古老的市场依然还在，只是改名叫做西岗市场，和大型的商场超市相比，它早没了当年的风光。

是由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刘肇亿于1908年4月创办，这个位于宏济街上的慈善机构主要活动是施给医疗、恤寡、抚孤等，并设有育婴、养老、施棺、殡葬、济困等慈善项目。

宏济善堂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刘肇亿于1905年开办的大连第一个彩票局：宏济彩票局，以每月发行彩票赚取收入维持公益。利用彩票的收入，刘肇亿还在奥町(今民生街)开办了一家大戏院——天福茶园，这也是之后的宏济大舞台。

1908年，刘肇亿还在小岗子开办了红十字会、华人学堂，并创办了大连第一份中文报纸《泰东日报》。

笔店位于西岗市场南门斜对面，对外是经营笔墨砚纸的店铺，实际上是当时大连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于1927年4月建立。为了让来联络的人比较容易找到笔店，笔店门旁悬吊了一支夸张的大毛笔，十分醒目。后来联络点移至别处，笔店因被日本人发现，也于次年停业。

1908年，金州人邱玉阶不甘心大连照相摄影业为日商垄断，在小岗子市场附近的繁华地段平和街投资经营华春照相馆，这是大连华商开办的第一家照相馆，并在小岗子兴旺一时。但民族工商业却遭到了日本殖民者的打压，借华春照相馆“故意违反物价罪”，处以巨额罚款。

遭受重创的华春照相馆濒临破产，惨淡经营。可其培养的50余个摄影专门人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连以至东北摄影业的主要力量。

孙科孙

中山的儿子，1923年曾来到大连中华青年会并赠给该会500大洋。

胡适

1924年7月来到大连中华青年会演讲《新文化运动》。

欧阳予倩

1925年2月应邀在大连中华青年会讲座《戏剧之改良》。

黄炎培

1927年曾三次来西岗，同年11月离开前，曾带着夫人到西岗市场买纪念品。

刘长春

上世纪初，读书时代曾在东关街居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