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骧

1944年：新四军阜东文工团团员；1948年：中共华中工委；1949：年苏南日报社脂通；1953年：江教育社编辑；1954年：政务院出版总署工作人员；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1962年：中央音乐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72年：国务院文化组工作人员；1975年：中央文化部教育司研究室负责人；1976年：中央文化部理论组组长；1978年：全国文联研究室组长；198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

顾骧

顾骧虽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但并不受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影响和束缚。抗战爆发后，居住在原五汛区十份滩的他开始就读于乡塾，刻苦习读《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及大量的唐宋诗词，掌握了丰富的文史知识。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开辟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的思想在顾骧的心灵上生根发芽，民族的存亡、人民的苦难促使他走出封建家庭。1943年，他进入设在蔡桥乡东墩村的盐阜区第二联中读书。隔年，他加入了抗日宣传队伍，参加了阜东文工团。这一年，他才14岁。

淮海战役前夕，他调入中共华中工委机关，旋即转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过江后，先后在无锡《苏南日报》社、江苏教育出版社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1954年，顾骧奉调北京，先后在政务院出版总署、国家文化部和人民出版社任职。他两次进人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不久，又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研究生。由此，他具备了深厚的哲学、文史、理论知识素养，为自己的治学结构从更新、提高到升华莫定了扎实根基。这时，他以散文写作涉足文坛，后逐步转人文学评论。从60年代初开始，发表评论文章并专门致力于文学研究及评论至今。当时，他与我国哲学界的理论工作者合作编纂出版了《哲学教科书》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两本著作作为60年代北方各大学的哲学教材，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

正当他在事业、学业及理论造诣上渐趋成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顾骧受到了冲击和批判，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

1976年，“四人帮”覆灭，历经磨难坎坷的顾骧被任命为国家文化部理论组组长。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荒煤在《顾骧文学评论选》一书的序言中对他这段工作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他(顾骧)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上半年主持文化部理论工作，和理论组同志们一道，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在与‘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方针斗争中，不避锋芒，旗帜鲜明，文化部理论组在文化战线的拨乱反正中有较大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继后，顾骧又先后调到全国文联、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领导工作，并连续创作、编纂出版了《新时期文学纵论》(合著)、《新时期文学伤口争鸣丛书》、《百年散文选》等大量的文学论著。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之一的《顾骧文学评论选》，涉猎领域广泛，内容深博广阔，集中反映了他在拨乱反正时期对文学评论事业的卓越贡献。

实践证明，历史发生转折的时候，文学最易向历史贴近和切入。新时期近20年来，顾骧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沿。作为一位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家，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厚实的理论功底，长期与“左倾”思潮及庸俗社会学作斗争，引起国内外文艺理论界的瞩目。1982年，他以“易言”作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开展健全的文艺批评》一文，被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和法新社转发，被舆论界认为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信号”。1983年，顾骧参与了周扬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起草，在撰写中，顾骧倾注了一个理论家的心血，融入了他精湛独到的理论见解。

顾骧始终置身于生活的激流之中，回味和咀嚼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使他成为我国研究人性问题和文艺理论战线上对“人性”作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学者之一。他横跨一步，深入一层，付出了巨大的创作艰辛，发表了《文学人性十年》一文。该文以鲜明的理性灌注和娴熟的语言，对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人性思潮作了宏观评价，对“五四”以来人性思潮发展变化的轨迹作了较全面的论证。他撰写的《文学与人性浅识》系列文章推翻了过去长期形成的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论点，充分体现了他行云流水般的评论个性，成为新时期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

不仅如此，顾骧对当代小说创作予以热切关注。他与人合著的《新小说论一评论家十日谈》，以随笔形式，论说了新时期小说创作中若干基本问题，对小说的健康发展给以及时点拨，并对新世纪同龄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冰心老人、杂文家邵燕祥等大批文坛宿将的作品和话剧《李白》、《阮玲玉》、《女大十八变》等文艺作品作了严肃客观的评述，为《艺术心理学教程》、《中国古黄河》等书作序，反映了他强烈的当代参与意识和文学使命感，追求人品与文品的统一，道德与文章的俱美，是顾骧格守的理想境界。他致志自己的文学创作，又对初入文坛的跋涉者以大海一般的爱心，给予热忱扶携和培养，先后为很多文学青年的作品推荐作序，指点传经，在当代文坛被传为佳话。

他始终认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因此，他不断在千姿百态的文学评论的“瞳仁”里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文章有一种独特的视角和大家气魄，大多显现对社会和人性作出深沉理解和思索的烙印，被评论界称为“顾骧现象”。

年过七旬的顾骧雄心不衰，撰写的理论专著《周扬评传》已经出版，同时，从事随笔、散文写作，发表了报告文学《故国夕阳红》，散文《菩提》、《也爱黄昏》、《四十而大惑》、《思索人生》、《用笔签约》等大批提示人物美丑心灵与悲喜命运的文学作品。他还经常应邀到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创作研讨、访问、讲学等活动。

顾骧

《新时期文学纵论》1993年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边草》1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煮默斋文钞》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人艺’演剧学派》1996年北京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论稿》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夜籁——散文随笔选》1999年友谊出版公司；

《哲学教科书》（合著）1959年人民大学出版社；

《辩证唯物主义》（合著）196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晚年周扬》2004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香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顾骧

他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敬重的师长和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他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调至中国作协创研部的，到90年代初离休，这段时间很短，却是我们友谊的开端。那时我们还绝少官气和俗气，大家都直呼其名，我们亲切地称呼他“老顾”，正如称呼他的前任谢永旺为“老谢”一样，正如称呼光年、冯牧、达成一样。然而随着一代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这种脱俗的风尚也随之淡然。顾骧是儒雅的，总是风度翩翩、笑容可掬，相处久了就发现在他和善的笑容里闪烁着一种自信的光芒，有一种凛然风骨，有一种超然甚至傲然的气息。的确，他是丰富的，他从抗日战争火光与血光的洗礼中走来，成为我国65年历史风云和文化流变的亲历者，他又是我国时代变革和文学发展的参与者。他亲历过风和日丽，也亲历过血雨腥风，亲历过东边日出西边雨，亲历过朝来寒雨晚来风，也亲历了改革开放。亲历多矣，参与众矣，倘若没有哲人的思辨精神，倘若没有学人的文化视野，倘若没有智者的聪颖灵慧，倘若没有仁者的人格魅力，只能让自己的心灵和面容随时光老去，而不会有新鲜的历史感悟和审美发现。顾骧，集哲人与学人于一身，集智者与仁者于一身，才能在他丰富的经历和见闻中，辨识历史功罪，窥见人间真伪，富有人类意识，张扬人性光彩。他在散文随笔《蒹葭集》中，记述了与周扬、荒煤、冯牧、朱厚泽、朱寨、赵朴初、沙千里、鲁彦周、周克玉、于是之、曾志、陶斯亮、张海迪等人的密切交往。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能把笔下的人物放在历史语境中考量，他懂得人创造历史、历史又制约人的因果关系，懂得有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而有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这种内在关系，于是他看到人与人的共性，能识别人与人的差异。他在文章中写道：“晚年周扬，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因为“他终于‘克礼复己’，挣脱了镣铐，打破了牢笼”，“走向民间，人性回归，恢复了自己”。不必讳言因为历史的扭曲，周扬也曾被扭曲，也犯错误，但他的可贵之处是在晚年“昂然高举人道主义大旗”，推动着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克礼复己的周扬”》)同样从人性复归和人的自觉这个核心理念出发，顾骧看到荒煤毫无官气的洒脱自然，“宽厚坦诚，平易可亲”，“他不疲倦地精力旺盛地为新时期文学破坚冰、开航道”。他也看到了冯牧“没有任何拘束、任何顾忌和朋友一样交换意见，商量问题、推心置腹，赤诚相见”，也许他还有软弱的一面，但“当‘左’的风浪袭来时，他顶风拒浪，直言抗争，坚持擎着思想解放这杆大旗，理所当然为文友们所拥戴”。(《一夕秋风，满城秋雨》)

顾骧全部作品，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随笔散文，其思想内核和精神命脉，都是张扬人道主义，讴歌人性魅力。周克玉身经百战、叱咤风云，却有一颗绵软的心，重访旧战场，他写下了“春泥最恋英雄血，清风年年播芬芳”。顾骧与克玉是同乡兼同窗相识甚深，他写道：当年“四平一战，极其惨烈，阵亡五千，尽为我江淮子弟。近年，苏北盐城海滨辟丹顶鹤自然保护区，每年入冬，白羽红缨丹顶鹤，由东北扎龙南来栖息，克玉构思巧妙地将这一历史事件与这一自然现象勾连编织，以借喻拟人手法，以丹顶鹤为意象，写出长眠于黑土地上的江淮子弟对故乡父老的忆念与寄托克玉对战友虔诚的缅怀：‘一身素洁挺傲骨，万里转战染红缨。年年岁岁来此地，怀念故园父老情。’”周克玉上将是诗人，我与他也多有交往，真切感知他的人格魅力与人性光采。

回顾顾骧的人生历程，不可回避那场尽人皆知的对周扬关于“异化”文章的批判，顾骧是这篇文章的起草人之一(另两位是王元化与王若水)，他始终为此事感到纠结与愤然。我曾向他询问始末，他从马克思谈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因为我对这些经典作家与经典著作所知甚微，他谈得我云里雾里不知所以，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必然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同时，顾骧又是情思细腻的人，也是具有诗性秉赋和浪漫情怀的人，他追求美轮美奂，喜爱惊艳绝尘。我喜欢看他跳舞，真是名士风度，翩然怡然；我更喜欢他的散文，熨帖圆融，读之让人悠然陶然，犹如“细雨轻风二月时，不缘红豆始相思”。他对《诗经》中的《秦风·蒹葭》钟爱至深。他说，“从儿时在家乡私塾中诵读《诗经》起，至到生命的晚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直是我心灵诗意栖息的艺苑”；过去我们“尊崇《诗经》是现实主义文学滥觞，《离骚》是浪漫主义源头。削足适履，方枘圆凿，框套无限丰富的文学现象”，其实《蒹葭》的魅力正在于有“千古难解之谜”、“它的多元审美，迷离意蕴，难以捕捉的思绪，亦真亦幻、亦诗亦梦的旋律中，引你遐思无尽，回味绵长”。这的确是识诗真谛之言，正如鲁迅所言：“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凡是过于务实的人都不会成为诗人，因为他们不会“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摘自《集外集拾遗》)

忆起三年前承他赠我《煮默斋诗抄》曾择其一步原韵奉和，这位江南秀士仙逝西归，令我今宵无眠，灯下重录以托哀思：

尘嚣之上自由魂，却非空颓入佛门。

少岁豪情驱倭寇，老壮史笔写昆仑。

怒斥陈腐千般罪，盛赞春风万里船。

最是一身浩然气，夜半钟声飘梦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