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

施蛰存

1930年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1935年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937年起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其间一度旅居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2年）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反右”直至“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已刊行的短篇小说集有《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散文集有《灯下集》、《待旦录》，还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和大量译作。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小说家，并且通过他主编的三十年代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现代》，培植出中国现代文学最成熟最完善的现代派，使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现代文坛并形成气候，造成中国文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现象——施蛰存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对中国文坛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2003年11月19日8点47分，施蛰存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9岁。

施蛰存

1913年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

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

1923年入上海大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自费刊印，撰《苹华室诗见》首次以施蛰存署名。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

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翻译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倍尔达·迦兰夫人》。

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与戴望舒等合编《文学工场》、《无轨列车》，发表《妮侬》、《雨》等小说、新诗。

1930年与戴望舒等编《新文艺》月刊，刊载《鸠摩罗什》、《凤阳女》、《阿秀》、《花》等小说，心理小说《将军的头》。

1932年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发表《创刊宣言》、小说《残秋的下弦月》、散发《无相庵随笔》等。短篇小说集《李师师》出版。

1935年应聘上海杂志公司，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主编《文饭小品》六期，编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译德国小说家格莱赛《一九〇二级》，译美国里德《今日之艺术》出版。

1939年任教云南大学，编撰《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

1943年任教厦门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编撰《史记旁札》等教材。

1952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1954年《轭下》新版于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1年编撰《後汉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

1963年编撰《云间词人姓氏录》、《三国志征碑录》、《隋书征碑录》、《魏书征碑录》、《北山楼碑跋》。

1964年编撰《云间碑录》等，续撰《北山楼碑跋》，辑录《金石遗闻》、《宋金元词十遗》。

1974年撰作《浮生杂咏》，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8年撰着《唐诗百话》，续撰《北山楼词话》。

1980年主编《百花洲文库》，译法国象征派诗人庞维尔、达尔尚、马拉尔美、孟代思、韩波散文诗编为《法国散文诗十篇》。

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诗百话》、《北山谈艺录续编》。

2002年《施蛰存日记》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2003年11月19日病逝于上海。

施蛰存作品

《江干集》（1923年）、《上元灯》（1929年）、《李师师》（1931年）、《将军底头》（1932年）、《梅雨之夕》（1933年）、《善女人行品》（1933年）、《小珍集》（1936年）、《四喜子的生意》（1947年）

散文集

《灯下集》（1937年）、《待旦录》（1947年）、《枕戈录》（1992年）、《卖糖书话》（1997年）、《沙上的脚迹》（1994年）、《散文丙选》（1998年）、《云间语小录》（2000年）、《北山散文集》（2001年）

编译作品

《匈牙利短篇小说集》（1936年）、《波兰短篇小说集》（1936年）、《劫后英雄》（1939年）、《丈夫与情人》（1945年）、《妇心三部曲》（1947年）、《荣誉》（1952年）、《轭下》（1952年）、《征服者贝莱》（1957年、1958年）、《恋爱三味》、《外国文人日记抄》（1995年）

学术著作

《唐诗百话》（1987年）、《水经注碑录》（1987年）、《词学论稿》、《历代词籍序跋萃编》、《词学名词释义》（1988年）、《北山集古录》（1989年）、《金石丛话》（1991年）、《文艺百话》（1994年）、《宋元词话》（1999年）、《北山谈艺录》（1999年）、《北山谈艺录续编》（2001年）、《唐碑百选》（2001年）

诗集

《北山楼诗》（2000年）   

施蛰存

施蛰存的小说，宛如身着华丽的中式旗袍，在传统民乐的伴奏下跳着异国的华尔兹。施蛰存胸襟豪放超然，不耽于党同伐异的文坛纷争。当编辑，他便积极扶植新锐；当作家，他又能挣脱俗务（他曾在上海松江县立中学当教员），黾勉力行，自当楷模，所作虽不多，但大都是精心策划之作，决不像一般海派作家稍有题材便率尔操斛，所以能在1930年代的上海文艺界独当一面，站稳脚跟。他不惟新文学，即古籍校勘亦从容做来，成绩斐然（施编辑有《晚明二十家小品》等古书）。

施蛰存的小说成就在二十世纪的小说史上是被遮蔽的；他的为大众注意，多半导源于1930年代他和鲁迅关于《庄子》和《文选》的那场笔墨官司。施因此在文革中受到牵连，而关乎他崇高文学价值的小说创作则长期受到漠视，他的作品在图书馆里曾经备受冷落。

施蛰存作品

《梅雨之夕》几乎没有情节，它仅仅记叙了一位下班回家的男子在途中邂逅一位少女之后的一段心灵历程。但在新颖而丰富的心理分析学理论的指导下，作者以娴熟的文字表现技巧对人物的心理层层剖析，把读者带进了主人公那丰富多彩而又微妙曲折的内心世界。一个已婚的青年男性与一位娇美的少女萍水相逢，他会有什么心理反应?

首先是怦然心动。

傍晚的上海街头，梅雨蒙蒙，灯光溶溶，下班后的“我”虽然手中有伞却并不急着回家，而是揣着慵懒的情怀有意无意地观望黄昏的街景。这时，“一位姑娘”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看到她从电车的“头等车”里走下来，发现她没有带任何雨具。

梅雨“淙淙地”下着，没有雨具的她只好跑到木器店的房檐下躲雨。“我开始注意她底美丽了”。青年女性的美包括“许多方面”，如容颜姣好、风仪温雅、肢体停匀等，“我”觉得面前这位少女“是全适合这几端的”。她急于寻找人力车坐车回家，“孤寂地只身呆望着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雨”，“露着烦恼的眼色”，而“我”却暗喜梅雨的淙淙，——是梅雨为“我”提供了欣赏美的机会。当然，“我”想到了在家等“我”回家“一同吃饭的妻”，但这仅仅是“一闪念”而已。“我”开始为自己晚回家寻找借口。主人公找出两个说服自己的理由：首先，“我”对这少女没有什么“依恋的意识”，“我”仅仅是把她当作“一个美丽的对象”来欣赏；其次，她在“一重困难之中”，作为男人的我不能弃之不顾。于是“我”不仅心安理得地留了下来，而且还“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身边了”。

接着，“我”跃跃欲试。

雨继续下，“我”发现斜雨已打湿了女子的绸衣，薄薄的黑色绸衣已失去了遮盖的“效用”，“轻薄的雨”已画出了女子的臂膀的圆润。马路上仍然看不到人力车的踪影，甚至连行人也没有一个，而雨还在下个不停，晚风把“凉凉的雨丝吹向我们”。“我”想到了自己手中的伞，渴望能做古代骁勇的武士用盾牌遮挡流矢一样挡住飞来的雨箭，用自己的伞护住这位可爱的姑娘。“我”关切地注视着女子，希望她能觉察到“我”的好意，并主动上前来寻求保护。然而，他看到的是少女警惕的目光；他担心女子怀疑他“没怀着好意”，因而只好自尊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打消心底刚刚萌发的的艳念。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雨还没有住。也许少女失去继续等待的耐心，也许是她发现身边的异性对她并无歹意，少女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我”正以“怜悯的旁观的心理”观注着女子，少女主动投来目光使“我”的脸红了。“用羞赧来对付一个少女底注目，在结婚以后，我是不常有的”，“我将由何种理由来譬解我底脸红呢”?——也许答案只有一个：一种被婚外异性理解和初步接受后的欣喜与激动。“我”读懂了她的目光所传递的信息，于是就大着胆子靠近了少女，“将我底伞分一半荫蔽她”。“我”的尝试终于取得了成功。

随后，男子开始想人非非。

如愿以偿的“我”十分激动，感到幸福，血流在周身奔涌，“我”开始诧异我的奇遇”；因为“近几年……除了和我底妻之外”，“我”从没与其他异性并肩步行。然而，在欣喜之际，“我”又有所顾忌：“我们”的熟人“看见了这样的我们的同行，会怎样想”?于是，“我”把伞压得很低，“人家除非故意低下身子来”是“不能看见我们底脸面”的。

她的发香使“我”沉浸在难以言说的欢愉之中。“我”偷偷地“侧眼看她”，突然“得到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她就是“我底初恋的那个少女，同学，邻居”!——那时她才十四岁，分别七年……她一定是搬到上海来了。然而，他尚未理清这一惊喜，又由喜而悲：她今年二十多岁了，一定已成为他人之妻，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进而，又变得忧心忡忡：我也结了婚，如果她认出了我，问我是否结了婚，我该怎样回答呢?

将路过的陌生女子认作是自己的初恋情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由情感急剧波动所致的情感错位，而这种情感错位又使“我”陷入了情感危机。

就在这时，“我偶然向道旁一望”，忽然发现妻子“倚在一家店里的柜上”，“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和她。妻子在跟踪他吗?——疑心生暗鬼。

男子的心灵历程的最后一段是恋恋不舍、怅然若失。

“我”还在想入非非：一阵风吹来，眯起眼的少女更加“娇媚”，我觉得她很像名画《夜雨宫诣美人图》中的日本女郎；同这样娇美的女郎共伞而行真是一种幸福，“在旁人的眼光里”，“我……或许成为她底丈夫或情人了”!就在这时，“我”耳边传来“这样的嘤响”：不必送了，雨已经停了。“我蓦然惊觉”，十分懊恼地收拢雨伞，“怨怼”老天爷“不再下半个小时的雨”。“我”不甘心于这场令人痴醉的艳遇就此了结，因而委婉地提出了继续陪伴的请求：“假使没有妨碍，让我送到了罢”；“假如还是下着大雨便怎么了呢?”但是，“我”不仅听到了少女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的谢绝，而且还看到了她脸上的“特殊的端庄”，一种包含着少女们所特有的矜持、自尊和提防的端庄。于是，“我”只好知趣地告别。

姑娘“消失在黄昏里”，“我”带着无尽的遗憾、惆怅似梦似醒地上了人力车；恍恍惚惚，“我”总觉得“有一桩事没有做完成”，“心里有着一种牵挂”。夜空中已出现了星星，但“我”几次想把手中的伞张起来。来到自家门前，“我”依然迷迷糊糊；叩门，屋内的人询问“谁”，——这询问声竟是那少女的声音!走进家门，灯下的妻子又变成了刚才那位在店铺里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的女子，直到妻子问“我”为何回家这样迟，“我”的神态才彻底清醒。“我”骗妻子说自己与朋友在途中吃过“小点”，——“为了证实我的谎言，夜饭吃得很少”。

怦然心动——跃跃欲试——想入非非——恋恋不舍、怅然若失，作者周密而真实地描述了主人公邂逅少女后的全部心理流程。这种心理展示或心理分析是立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上的。

众所周知，施蛰存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同这个三十年代初兴起的流派的其他作家一样，他的心理分析小说也深受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关于人格结构及其内部冲突的学说，大致可分为三个板块，即本能论、人格结构论和心理解剖学说。本体能认为，人性的根本就是由生物能(或性能量)转换而来的心理能的发泄与反发泄；一切用于人格做功的能量都出自本能。人体结构论是关于本能的能量的投注和转移的理论。这一理论把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储存本能的地方，是各种本能的驱动之源)、“自我”(是协调本能需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平衡机能)、“超我”(在良心、道德律令、自我理想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它把本能力量转移到实现理想、创造等方面上来)。心理解剖学说把人的心理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其中，潜意识与本能密切相关，其中蕴藏有被压制的本能及与性相关的情感。

《梅雨之夕》的心理分析立足于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作品注重描写主人公的潜意识，尤其注重揭示人物的人格中的“本我”与“自我”的冲突。在“怦然心动”阶段，作者的文笔初步触及人物的潜意识。“我”为婚外的异性所动，并把她当作“美的对象”，主人公的这一心理活动并不排除“本能”的暗中促动；而在欣赏异性时；“我”自我辩白对异性绝对没有“依恋的意识”，且不由自主地想到家中翘首以待的妻子，还寻找晚回家的借口，这一系列心理活动则又展示了主人公的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交涉：“我”要发泄本能，“本我”要遵循”快乐原则”，而“自我”则既对“本我”进行规范和抑制，又掩饰“本我”的越轨冲动。

在跃跃欲试阶段，作品虽然主要写主人公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和展示显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但“我”企图接近少女和保护少女的动机无疑是受本能推动的。试想，如果面对的是一位男性，或者是一位老太太，“我”会耗费这么多心机吗?

在“我”想入非非时，作者有意刻画了“我”的深沉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深处的“本我”与“自我”的斗争。“我”隔着伞柄偷看少女时，少女突然幻化成“我”昔日的恋人；从表面上看，“我”的幻觉是由联想或情感错位所致，但实际上是人物的意识活动由意识、前意识而进入了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无意识内有被压制的观念与情感，尤其是儿童的性发育过程的创伤性经验；由于种种原由，人们一般不愿或不能回忆这些观念和经验，但在意识或心理“监察”机制松懈时，这些被压制在潜意识里的东西就会冒出来，人们就会回忆起这些比较“阴暗”的东西。——由于羞耻感和顾虑道德谴责等因素的作用，也许“我”在婚后一直不愿触及自己的初恋，但突然的艳遇所致的兴奋与激动干扰了“我”意识中的“监察”机制，因而沉睡在潜意识中的对初恋情人的迷恋就苏醒了，无意识的非理性因素使“我”一时误认为面前的少女就是昔日的情人。担心遇到熟人而把伞压低和突然在道旁的商店里看到了妻子“忧郁的眼光”，这些行为和心理活动实际上展示了主人公的意识或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冲突。“本我”遵循着快乐原则，要主人公抓住机会尽情享受与少女相处的甜蜜与快乐，但“我”是有妇之夫，作为一个“绅士”，“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妻子的责怪、担心社会的谴责，甚至当即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于是，在意识与潜意识的交汇之际，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之中，“我”的顾虑与内疚就外化为妻子的忧虑，并且被投射到路旁店铺中的另一女子身上。这种“本我”与“自我”的冲突是极其真实的。它如实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理矛盾：对自我声誉和对已有的家庭的维护，对婚外异性的向往。

施蛰存

施蛰存是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上世纪20年代，他曾以家乡特产四鳃鲈鱼招待朋友，在上海文艺界传为佳话。沈建中《施蛰存游踪》一书中，记载了这位著名作家、翻译家以鲈鱼宴客一事。

一般的鲈鱼几乎都只有两鳃，只有松江产的鲈鱼有四鳃，巨口细鳞，鳍棘坚硬，肉质肥嫩，鲜美无腥，享誉国产四大名鱼之一。据典籍记载，此鱼早在汉代便广为人知，乃王公贵族追捧的天下美食。乾隆南巡时，赞其为“江南第一鱼”。由于闻名日久，食客如云，加上产量有限，它在清末民初已属稀有之物，即使在产地平时也难得见到。

1928年金秋时节，24岁的施蛰存迎来人生大喜的日子，与相恋多年的女子陈慧华喜结连理。婚礼在松江老家举行，上海文艺界的朋友纷纷前去祝贺，其中有冯雪峰、戴望舒、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刘呐鸥等人。沈从文还赠送一幅裱好的亲笔章草贺词，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

当时正值鲈鱼上市之际，施蛰存为招待好这批朋友，特地事先关照操办婚宴的菜馆千方百计购入四鳃鲈鱼，做成鲈鱼火锅，辅以鸡汤、火腿、香菇、冬笋和虾仁，成为特色名菜。那天，客人们都觉得这鱼十分鲜美，有人还当场吟咏了苏东坡的名句“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刘呐鸥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平常习惯吃海鲜，连称日本的鱼也不及这样莹白鲜嫩。四鳃鲈鱼为众人大助酒兴，气氛异常热烈。

过了一年，郑振铎听说松江鲈鱼鲜美无比，羡慕不已，遂和叶圣陶、徐调孚结伴赴松江施家作客，品尝此鱼，“系红烧，加蒜焉”，大快朵颐。餐毕，主人又拿出刚出版的小说集《上元灯》分赠座中诸人，大家喝茶翻书，各抒己见，妙语连珠，过了许久才尽欢而散。施蛰存见大家意犹未尽，不久又从老家带数尾鲈鱼到上海，分送郑振铎、叶圣陶、徐调孚府上，并告知烹饪方法，推荐做夜宵火锅最妙。三人得此佳味，阖家欢愉，感激挚友盛情。叶圣陶还专门致函道谢：“承饷鲈鱼，即晚食之，依来示所指，至觉鲜美。”又赋诗一首：“红鳃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