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蕻

赵瑞蕻，笔名阿虹、朱弦等。浙江温州人。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曾参与成立《南湖诗社》，1942年被聘为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1952年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1957年被高教部选派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言系任客座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1984年赴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学术交流四次。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红与黑》、《梅里美短篇小说选》论文集《诗歌与浪漫主义》等。著有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1990年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江苏社会科学奖。妻子杨苡也是翻译家。

赵瑞蕻

浙江温州人。1935年温州中学毕业，如大夏大学中文系，一年后转山东大学外文系。抗战后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吴宓。1940年毕业后在云南任中学教员。1941年冬到重庆南开中学教书，次年到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助教，一度到女子师范学院任国文系副教授。

解放后一直在南京大学任教。1953年至1957年曾去得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大学人访问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

历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师，南京大学外文系、中文系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名誉理事，江苏译协名誉会长，江苏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温州大学董事，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东亚学系客座教授。

读中学时就开始写诗，第一篇作品抒情诗《雷雨》发表于温州中学校刊。在西南联大时与同学组织文学社团，写有长诗《永嘉籀园之梦》，是怀念故乡之作，至今未出版过。其他诗歌约有100多首，有关中外文学论文及译著数十篇，先后发表于《时与潮文艺》、《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等报刊，但直到1983年才编出第一本诗集出版。

1962年以后着力于比较文学，著有中外文学比较论文多篇。最受称道的是《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资料丰富翔实，见解精辟。此外即将出版的著作有《西诗小扎》、《诗歌与浪漫主义》以及译著弥尔顿的《欢乐颂》、《沉思颂》等。

1999年2月15日在南京去世，享年84岁。

赵瑞蕻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德文论文)1956，莱比锡大学学报，1956年12卷4期

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 1982，天津人民

梅雨潭的新绿(诗集)1983，江苏人民

翻译书目

红与黑(长篇小说)法国斯丹达尔著，1944，重庆作家书屋

卡斯特洛修道院女院长法国斯丹达尔著，1946，上海正风出版社

马雅可夫斯基研究(论文)1950，南京正风出版社

列宁(长诗)苏联马雅可夫斯基著，1951，上海正风出版社

土谷曼的春天(中篇小说)1952，海燕

1941年赵瑞蕻杨苡在昆明西南联大

今年开花季节，我的展览在江苏省美术馆开幕，人群里一眼看见杨苡先生与赵苏姐弟笑盈盈过来道贺，还特意送了鲜花——赵老先生怎么没来?我闪过一念，随即想起老人已过世两年了。

20多年前，我得缘认识了杨苡、赵瑞蕻先生，因妻子素宁与这两位可亲的老人是忘年的故交，但算来我与他们的面见交谈仅止几次。而几次面见，即仿佛是我交谊久长的师尊；总是风神蔼然，总觉得还能见到，见到了，每次都亲切得像是才刚会过面，以至前年得到赵先生故去的消息，我才念及他的高龄，如张爱玲所说，长辈在记忆中似乎总是那样的年龄。而赵先生的性情，根本就像个大孩子，闻说异事，眼睛即刻睁大，语气也常激昂，面色会红起来，伴着可爱的口吃，喜欢就那么站着说话，像个宿舍里的大学生——其实在我们结识的岁月，“文革”晚期，他已年近花甲了。

其时我正与素宁在恋爱中，因所谓出身，所谓时代，为家庭一时阻碍，与两位长辈谈起，就记得赵先生那样惊骇地连连说道：怎么会呢?怎么可以呢！随即站起来，几乎是锐声地，断续地喊道：从前“旧社会”，多少善良的青年男女，就这样地不能结合呀!

我在心里笑了：他这才叫是“善良”，而这善良的方式似乎才是“旧社会”的：对于“文革”的诸种乖谬，那时，我们惯常的举措是关起门来，愤怒、叹息、绝望，而赵先生却是“惊骇”，仿佛他自己并不在无情时局中活过来。后来我在海外多见台湾或留美华人知识分子，即很有他那种“惊骇”之风：未曾被侮辱过的人格，便是这样，极柔弱，因而极强，对人间事，他们惊骇了——我曾在哪里读到年轻的沈从文的轶事，是他的居所似乎来了意外的侵扰者，他正在刷牙，立即昂然冲出要来搏斗自卫的样子，手里捏着一柄牙刷。这细节，虽说与赵先生的惊骇并非同样的事由，但不知怎的，我以为很相似：以我的定义，此即为一种民国式的知识分子的天真。

1997年赵瑞蕻和杨苡在北京三里河

他们自有不易萎折的信念，而赵先生在我记忆中不曾有过沮丧和郁闷。“文革”时我常在为前途忧愤，这时，赵先生却是毫不“惊骇”，总说没关系，会好的；你有才能，怕什么呢。这在他，并非随口的安慰，因为是他温良恳切的笑意使我宽解，好像在说：别着急，明天就不下雨了。

见赵先生，会心情好。我末一回见赵先生，承两位长辈设宴款待，席间赵先生不断探过头去，以英语和我尚在念高中的女儿交谈，他那样天真的嘻笑，也像个孩子。后来女儿说，这是她在中国见过的最有教养的老人。女儿究竟小，她不能见到早已逝去的一代人，赵先生应是那代人的晚辈吧，遗风尚在。从前有“一介书生”的说法，赵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介书生”。我喜欢他的仪容，从老照片中看见台静农、沈从文的年青模样，都让我想起赵先生：清峻，谦和，斯文，有学者的英气，这气品，现在在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面相中，是难见到了。我还记得赵先生的字，虽是在书信中，或写在他珍藏的早年译本的书脊上，不算是书法，而亦儒雅斯文，现在在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书写中，也难见到了。去年，杨先生还特意送我一枚她哥哥的着长衫的旧照片，30岁左右，一副天生我才的气质，挺立着，魏晋人所谓“轩轩霞举”，大约就是那意思吧，杨先生与赵先生坐在他俩斗室的书柜前，真叫做是“贤伉俪”，杨绛与钱钟书，大约也就是这样的吧。赵先生先走一步，我与素宁探访杨先生，倒不必特意表示伤悼，因见她还是风神蔼蔼，笑语如昔，日后我要告诉女儿：这也是人的教养啊。

我未曾受过什么教育，对两位老人的学问著作，可说一无所知，只是爱慕他们的“人”。现在因编纂集册的委托，就写这些不着边际的话，算是对赵先生的敬意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