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有英、法、日、意等语种的单行本在国外出版。

格非

“西方中心论”思想作祟

格非说，几年前，他曾受邀旅居在法国南部一个小村庄，专心写作《人面桃花》。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但令格非惊讶的是，那里的农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国家的文化，绝大多数农民对福楼拜、普鲁斯特等本土小说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格外熟稔，津津乐道。格非非常羡慕这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他说“相比之下，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个体系的价值显然还没被中国人认识到。张爱玲曾经说过：‘几十年后中国可能没人能读得懂红楼梦。’这位有才气的女作家，读过很多西方作品，被问到最喜欢哪一部时，说的还是中国小说好看，《红楼梦》最好看。而依我看，现在就连一些学者也读不懂《红楼梦》。”格非说，自己也是到30岁才知道中国的传统小说的好，开始猛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推崇。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向西方文化看齐，“西方中心论”的思想现在仍在许多小说家的头脑中作祟，他们的作品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视野，进入真正“中国化”的写作。

古典小说值得终生体味

虽然自己被媒体称为“先锋派作家”，但格非对此并不太在意。在演讲中，他一再强调，好的小说家一要精通现实、二要精通“魔法”，还有就是必定是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作出回应甚至推进。格非说，西方小说在故事和场景的关系上，常常是停下叙事，描绘场景，比如<巴黎圣母院>停下来描写环境，但是这个叙事中断的问题在中国的小说艺术中很早就被解决了。《红楼梦》的故事完全没有中断，而大观园已经通过元妃省亲、刘姥姥的登场出现了。还有，西方小说的结构基本是开始——发生——高潮——结束，而中国人比较重视内心感受到的时间。比如<世说新语>里，一个人看到自己种的树，长得很大很粗壮了，泪流满面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强调的就是一种内在的时间，感叹时间流逝，体现悲悯情怀。格非形象地比喻，西方小说里，蝴蝶飞啊飞，最后一定会落在一只白手套上；中国的小说里的蝴蝶最后一定会落在草丛里。格非感慨地说：“中国古典小说的高明与伟大之处是值得我们终生体味的，这些传统才应该成为我们当代小说创作的真正出发点。”

格非作品

格非说，文学不管表现什么题材，它本身总是指向人的处境，这一点是不会变的。现在的民间文学存在很大问题，好像一提民间、一提底层就是好，写知识分子就不好，这其实是把写作狭窄化。鲁迅写<故乡>这样的作品，你也可以看出是写乡土的，可是鲁迅是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待农村的变化。现在很多人只不过是把农村、民间当做题材来写，致使有一部分描述乡土的文学已经变成一种空洞的东西。任何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写作，都需要通过作家个人的经验才能产生，作家不可能只是一个农民的代言人。

贵在开风气或挽救风气

格非说，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留得下来的作家，无非两种，一是开风气之先，二是挽救风气。没有狂放之气，谈何中庸之道？最后只能成为老好人，成不了好作家。格非说，现在有些人过于聪明了，比如做出版的，天天在书店里买进自己出版的书，每天买200本，把自己做的书买成“畅销书”，这跟做股票庄家吃进好有一比。等到大家都注意到这本“畅销书”，都去买了，发行量上到几万几十万本；他再把自己买的书卖出去，或者打进成本。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转折的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狄更斯、司汤达这样反映社会深刻变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所谓“文化人”，真是值得深思。

2015年8月，格非的作品《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根据第九届届茅奖评委会公布的最终投票结果显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获得60位评委中的57票，成为第一。王蒙的《这边风景》获得55票紧随其后。李佩甫的《生命册》以一票之差位列第三。金宇澄的《繁花》和苏童的《黄雀记》则分别获得了51票和40票。

格非作品

格非始终坚持用规范、纯正的语言写作，他立足于语词本身的信息量，以繁复、深邃、多层面的叙述保证。

了意义的储留，同时赋予文字以特殊的魅力。他的文字确切而细腻，丰满而华美，这使他的作品宜于翻译，信息的损耗可以降到最低限度。应该说，格非在文字的运用方式上汲取了西方文学的营养，他的这种文本意义上的实验是必要的，其影响将会是深远的。也许正是基于语言的特点，格非的叙述风格自有特色。在他的小说中我常发现：当情节停止或趋于停止的时刻，叙述却在延宕不休，于是语言呈现悬浮状态。对于读者而言，一种阅读的期待由此增强或者减弱了。这也是格非的作品常常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重要原因。这使我想到新小说的某些写法。我想，格非叙述上的特定意义恰在其叙述方式中，那就是让读者重视瞬间性的感受和思悟；它表明了一种独特的观念：瞬间即是永恒，永恒即是瞬间。

中短篇似乎是格非最拿手的，那些在文学圈子里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差不多都出自中短篇，如《褐色鸟群》、《大年》、《迷舟》、《青黄》等。但我认为格非叙述上的秘密是在长篇中体现的。他的几部长篇中，我最喜欢的是《边缘》。这部作品是他语言风度的训练，有一种唯美倾向。先于它的《敌人》则是结构上的实验。在第三部长篇《欲望的旗帜》中，作者的目光转向了现实，他以前所未有的兴趣，描写了自己最为熟悉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此后，他就更多地写类似的现实题材。这一转向，似乎从侧面表明了他前期写作中特别显著的实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