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

李准

李准的祖父李祖莲，教书达40年之久。伯父李明昭(俊华)曾任洛阳第四小学校长；叔父李明善当过小学教师；父亲李明选(俊人)靠自学粗通文墨，长年在外经商；母亲杨氏，出身于乡村医生家庭，虽不识字，但熟悉和掌握丰富而生动的农村语言。李准自幼从母亲那里受到了农村语言的影响。

1934年，当他6岁时，到离家半里路的麻屯小学读书，取学名李准。放假在家，读过《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一类的启蒙书。12岁小学毕业。考入洛阳县常袋镇达德中学读书。在初中只读完一年级，因1942年河南大旱，家境贫困而辍学，并随河南逃荒难民到西安度过了近半年的流浪生活，虽于当年秋天返家，但从此告别了学校生活，在家随祖父读《史记》、《古文观止》、《乐府诗选》、《唐诗合解》、《古文辞类纂》等一类史书和文学作品，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基础。15岁时被送到洛阳车站恒源盐栈当学徒，期间，受其师兄李宝才的影响，经常到洛阳“聋子书店”租书读，开始接触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鲁迅、茅盾、巴金等中外大家的名著，开阔了艺术视野，培养了对文学浓厚的兴趣和爱好。

从17岁开始，他在家乡麻屯镇邮政代办所当邮递员，在送报送信之余，坚持刻苦自学。凡他经手发送的报刊，都要仔细阅读一遍，平均每天要读五六份报纸，每月要读两三份杂志，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思想和艺术视野，并通过这个渠道广泛接触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和生活。他经常代替镇上目不识丁的农民写信，因而熟悉了几百个农民家庭，也熟悉村镇上各职业、身份的人，理发的、卖豆腐的、更夫、屠户、吹鼓手、算命先生等都是他熟悉的人物。他曾告诉友人：“我没进过高等学校，社会生活就是我的大学。”可以说这个小村镇，就是他最初的生活基地，就是他的“人间大学”。他所熟悉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都成了后来他作品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从19岁开始，李准参加了村镇上的业余剧团，涉足文坛，开始编些旧戏演唱，除编写戏曲剧本外，还在洛阳的报纸上发表关于岳飞之死的历史小说《金牌》和散文《中国最早的报纸》，这成了李准最早的文学活动。这一时期，他受其在洛阳地下工作的表侄石黎明的影响，开始阅读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和新文艺作品。《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成了他经常阅读的书籍。赵树理的作品中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动、幽默的语言，使李准受到很大影响，产生了学习农民语言的兴趣和创作文学作品的愿望。

1948年，洛阳解放，经过李准表侄石黎明的介绍，李准到豫西中州银行当职员，参加了革命工作。23岁那一年，他当了银行货币计划股股长，不久又调到洛阳市干部文化学校任语文教员。

1953年是李准的成名之年。

这一年他25岁。在语文教员任上，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文学创作，写了《婆婆和媳妇》、《卖西瓜的故事》、《我没有耽误选举》等小故事，均在《河南日报》发表。9月李准创作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11月20日《河南日报》发表，引起争论，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为这篇小说出版了单行本。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不能走那条路》并加了编者按。按语说：“这篇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这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此后，全国40多家报刊均以整版篇幅相继转载。4月，《不能走那条路》单行本重版，通俗出版社同时出版单行本，到1959年先后印刷4次。这篇轰动一时的小说，并没使李准陶醉，他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划句号，而是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

1954年初，他被调到河南省剧改会(郑州)工作，随后，就到开封县黄河农业社体验生活，并参加改编话剧《不能走那条路》。当年8月，他带领妻子和4个孩子第一次到荥阳县司马村落户当农民。在此期间，在他落户的农村与著名作家赵树理相见，在一起生活十多天，相谈甚密。自此，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文学创作上，李准受到赵树理很大的影响。不久他又到登封农村落户，60年代到郑州郊区祭城公社和屈庄黄泛区落户，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先后发表了有影响的短篇小说《白杨树》、《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信》、《西匹瘦马》、《清明雨》、《两代人》、《野姑娘》等。

1954年11月，话剧《不能走那条路》在《河南文艺》第22期发表，单行本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他被调入河南省文联，开始从事专业文艺创作，并当选为河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作为电影剧作家，他的创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当年，他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东北12个大中城市采访，并在黑龙江酝酿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1957年他在上海修改《老兵新传》，并同时创作《小康人家》电影文学剧本。1958年1月，《老兵新传》在《收获》第1期发表，《中国电影》第8期转载，中国电影出版社8月发行单行本，1959年12月再版。李准的创作情绪高涨，此后一连创作了《小康人家》、《冰化雪消》、《耕云播雨》、《李双双》、《吉鸿昌》、《龙马精神》等。

1958年，是李准三十而立之年。这一年，继元月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发表后，9月电影文学剧本{小康人家》单行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12月，短篇小说集(不能走那条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了他的《不能走那条路》、《白杨树》、《孟广泰老头》、《雨》、《林业委员》、《陈桥渡口》等。卷首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部的《出版说明》。在他32岁的这一年的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22日至8月13日在北京参加了第三次中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的接见。在这次大会上，李准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

1963年，在李准的创作生涯中也是闪光的一年。这一年5月，《大众电影》杂志社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评选结果于22日揭晓，影片《李双双》获最佳故事片奖。郭沫若为其题词说：这部剧作“反映了新时代的农村面貌，表现了大公无私、敢于斗争的集体主义精神，生活气息浓厚，喜剧色彩缤纷，赢得大众喜爱，是一首农村集体经济的颂歌。”作为《李双双》的编剧，李准获得了最佳电影编剧奖。当年8月他的文艺论文集《情节、性格和语言》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9月，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作为工农通俗读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0月，电话文学剧本《走乡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1964年9月再版；收有《老兵新传》、《小康人家》、《耕云播雨》、《李双双》。当年，短篇小说《耕云记》(维吾尔文版)单行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李准进入不惑之年的196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使中国“动乱”了三年，他不仅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而且被划为“黑帮”分子，遭受批斗。他的作品不仅被禁止，他的长篇小说《沧桑路》的手稿约15万字也被“造反派”抄走。他先是被关押在被称之谓“牛鬼蛇神”的“牛棚”，继而被当时的批斗改团带到周口地区看管劳动。在这种气氛下，第2年，李准带领全家下放到西华县公社屈庄生产队“劳动改造”。这一年从8月26日到10月11日的47天里，《河南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批判李准的《信》和《龙马精神》的文章约20篇。

在“炮火轰轰”的批斗声中，李准在农村，了解了600多户人家的家史，为一些寿终的农民写了不少祭文。在创作有罪的年头，他还创作了《三打钟》、《榆树记》等几个小戏，供农村剧团演出。其中的《榆树记》，成了他以后创作《大河奔流》的雏型。就是在“四人帮”肆虐的年代，李准开始酝酿写作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开始酝酿写作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为了这部巨著的创作，在1974年2月，他沿黄河到济南，再到人海口，搜集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和地方风情等资料，并先后到烟台、威海等地采访。为了搜集“花园口决堤”时河南逃荒难民的情况，1975年3月，他先后赴武汉、四川、西安、咸阳、延安等地，直到5月份才回到北京，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他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的第二稿，1978年搬上银幕，1979年在全国上映。

粉碎四人帮后，李准精神焕发，以勤奋的耕耘和惊人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震世惊俗的巨著和产生更大影响的电影文学剧本。短篇小说有《王结实》等；中篇小说有《冰化雪消》；长篇小说有《黄河东流去》(上、下部)。其中《王结实》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李准和存葆同时赢得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成为我国第一个曾经获得“百花”、“金鸡”双奖桂冠的电影剧作家。

1964年李准当选为中国人大代表和全国青联委员，1980年，李准当选为河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分会主席，电影家协会河南省分会主席。第二年，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此前，1990年，他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由于创作《黄河东流去》所付出的巨大心血，80年代初，李准被累倒了。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到1985年夏天，他患脑血栓住院达半年之久。此后，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困扰，不能正常上班，一向强壮的身体成了“问题”。如果按照医生的要求和生命的规律，他应当颐养身体。可在他病好后，他的电影新作一部接一部。就是在1985年年底他住院半年出院后，12月，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抒写民族之魂》发表在21日的《文艺报》上，1992年，他所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老人与狗》投入拍摄。2000年2月2日李准在北京辞世。

1953.11.20刊发《不能走那条路》

之后全国各地多家报纸先后予以转载，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文艺界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最令人关注的是“李琮事件”。河南省档案馆馆藏的两份档案真实地记录了这篇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和由此引发的“李琮事件”。

一份是1954年3月27日中南局下发的《关于转载李准写的小说的通知》。《通知》要求“分局和省（市）报纸都要转载，要按照《人民日报》稿刊登，并根据《人民日报》按语的精神撰写按语，号召农村干部、知识分子学习这篇小说，若可能可以编成地方演唱材料供农村剧团采用”。当时的中国，农民翻身获得土地以后，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生产资料收归集体，集中劳动，平均分配，消灭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而合作化导致的后果是严重挫伤了勤劳者的积极性，生产力明显降低，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面对这种形势，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一个正面典型，来证明既定路线方针的正确无误，而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当时的形势，毛主席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在《人民文学》上全文转载。同时，毛主席在河南视察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刘庄大队，并树立其为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当时的权威评论认为：《不能走那条路》“指明了中国发展的道路，通过合作化步入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篇小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形势下起到了指点迷津的关键作用。

1954年4月，《不能走那条路》由通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到1959年先后印刷4次。该小说曾先后改编成电影、话剧、梆子、坠子、闽剧、豫剧、眉户剧、话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南局的这份通知印证了该篇小说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和引起的重视程度。

另一份档案，是1954年6月27日，河南省委宣传部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请示。这份请示是在宣传部组织召开完李准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研讨和批评座谈会之后，向省委汇报座谈会的情况及形成的主要意见的请示。主要内容是：“1954年5月24日、25日，省委宣传部组织了李准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的研讨和批评座谈会，并成立了研讨会的临时党组。”座谈会肯定了李准的小说“是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一篇小说”，“《河南日报》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已经发表并作评论推荐这篇小说，而《河南文艺》却始终未登载，反登载了基本是错误的李琮同志的批评文章，以与《河南日报》分庭抗礼”。认为“部及其他一些文化艺术部门的一些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们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映”，严厉批评了“把《河南文艺》作为少数几个人的自封阵地，在处理作品问题上，常常夹杂一些个人的好恶”，“这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是与总路线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认为“如果脱离总路线而发展下去，造成河南文艺界的思想更加混乱，不仅纵容了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更严重的是足以窒息了文艺创作的积极性”。在研讨会上，省委宣传部就自己“官僚主义、分散主义、不抓中心关键、不解决问题的思想作风”做了认真检讨，并认为“省文联和《河南文艺》部的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在河南文化艺术界工作的干部中是带有普遍性的”。

那么，“李琮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不能走那条路》发表以后引起广泛关注，评价颇高，但也有人提出了批评。1954年《文艺报》第二期刊登了李琮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章对小说做了大体肯定，但也指出：“《不能走那条路》也像一般初学写作者的作品一样，有一些由于作者生活经验、思想水平和艺术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缺点。”作者认为，小说的缺点在于：“首先是对于张栓的处理上的不当。……要想如作者所想象的：使农民避免阶级分化，也必须着重地帮助和吸引张栓这样的人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但是，作品中却只把宋老定当做了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者，而把张栓放在不足重视的、好像不需要着重批判和改造的地位上。要知道，宋老定的落后思想和张栓的‘吃飞利’思想，是同时存在、并相互联系的。两者都是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根据。”此外他还认为小说中斗争的展开简单化了，“在东山来说，完全依靠的是讲一般的道理；斗争的解决，在宋老定来说，则完全是依靠对于过去的回忆，”作者也因此认为对这个小说的评价过高了，“我以为……对《不能走那一条路》的作者的帮助上，还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忽视对于青年写作者的培养，这是错误的。但我们也不应该赞同‘拔苗助长’的办法，因为它对于青年写作者并不是真正的帮助。”

随后《文艺报》在1954年第七期发表了康濯的文章《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对李琮的文章做了批评，指出，“这篇文章虽也有某些个别部分不无一定的优点，但整个来说，我以为是轻率的，有错误的”，“《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小说时所加的鼓励和赞扬的按语，就严肃地说明了党对这个作品的恰当的评价”。康濯在文章中一一反驳了李琮的观点，也对《文艺报》做出了批评。可以说，“李琮事件”是导致《文艺报》编委会改组，副主编兼主任陈企霞被撤销职务，而主编冯雪峰则被降为七位编委之一，并且不是常务委员的导火索。

李准发表《不能走那条路》处女作时只有25岁，从此开始了创作生涯。河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另外几份档案可以大致勾勒出李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1954年8月主动要求举家到荥阳县落户当农民，1955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59年他担任编剧的电影《老兵新传》被评为国庆十周年优秀影片，荣获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银质奖。196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发表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引起广泛注意和好评，后改编成电影《李双双》，家喻户晓，也被称为李准的代表作。1962年元月，李准的行政级别已是十六级，1962年8月李准成为“吃皇粮”的专业作家。“文革”前，他写了近50篇小说，10多部电影剧本，逐渐形成了拙朴、平易、诙谐的独特艺术风格。

李准是个重感情的人。作为擅长写农村生活的作家，李准对他写作对象，对农村和农民情有独钟，感情炽热而深厚。在河南洛阳他的老家有他最初的生活基地。他成名之后，曾多次带着全家到荥阳、到登封、到郑州郊区、到周口西华县、到黄泛区农村落户，和那里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他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他也不改初衷，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依旧和农民和睦亲近，默默地走家串户，深入了解黄泛区农民的家史，积累生活，为日后的长篇创作作准备。这期间，他还为许多亡故农民写祭文，为农民服务。他以河南不同地方为生活基地，把对农村、对农民的热爱都倾注到他的作品中，许多读者对他的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塑造的人物都是耳熟能详。其中有些小说和电影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作品中的人物诸如李双双、孙喜旺、李麦已是家喻户晓。

李准常说他很喜欢河南的先师先贤，他很注意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见到他的家乡人，他往往要问河南文坛的老前辈。提起谢瑞阶，他就会因某个细节而激动起来。他说：“在郑州，我对谢老是以父辈相待的。我们原来住在一起。我调到北京后，他常在上午上班时，在门前怔怔地站上半个小时。问他干啥?他说我在这儿站一会儿也好受!他的意思是站着看我去上班已习惯了。但过去是实际，现在是想像中。”他说：“苏金伞去世前，我去看他，我们抱头痛哭。我是个一辈子不说假话的人。谢瑞阶、李蕤等等都是这样的人。”

对于河南文坛老前辈他尊如父辈，对于河南的先圣先贤，他常引以为骄傲。说到洛阳的贾谊，他说：“在古代，我们河南最好的文章是贾谊的《过秦论》，把秦始皇放在手掌心上分析。一个年轻人竟然有那样大的热情和气魄!”1997年5月下旬，他为《牡丹》创刊40周年题辞，一幅是“雄文过秦论，华章两都赋”；另一幅是“苏秦六国都丞相，贾谊洛阳大作家”。苏秦、贾谊都是洛阳人，李准的两幅联句，既赞美了洛阳悠久的灿烂的历史文化，又是对当今洛阳文坛的祝福和期望。

家乡的人听说他准备创作剧本《唐玄奘》，问到他时，他感慨地说：“玄奘这个人太可爱了!”“他是我们偃师人，也算是洛阳人。我们洛阳就常常出这样的人。”他常常为他的乡梓而自豪。他说，“这个玄奘，第一是雄辩家。不论见到谁，他都能把他说服。第二是漂亮。我们洛阳地区就出这种气派的人，高大、茁壮、潇洒，如玉树临风。第三是执著。他的性格与《西游记》上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对河南文坛的关注，不只是所谓乡党、乡情，而是体现了他对当代文学的总体思考。

1997年上半年，李准在京参加《河南新文学大系》座谈会上，就“揭开河南作家群产生的秘密”为题作即席发言。他提出这个话题后接着追问：“河南过去那么穷，那么落后，现在名声也不那么好，但是作家却一群一群产生。为什么?”他说：“我看，这同黄河大有关系。黄河，对河南害处很大，但我还要歌颂它。黄河带来了无数苦难，但却给了河南人乐观与大气。”他看着坐在旁边的魏巍说：“50年代初，魏巍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振臂一呼，全国应和。魏巍的皮肤摸着也是烫人的呀!”“是黄河给了我们热烈的性格。谢天谢地!这是第一条。而热烈的情感，是创作的基本条件。最近二月河的出现说明河南大地确实有很多东西，河南还要出大作家。”

说到河南外号叫“侉子”，他说：“什么叫‘侉’?我琢磨就是：看上去笨笨的，脸黑黑的，实际上内心透亮。外表有点傻，有点笨，却是内藏狡黠，有的简直是绝顶聪明。茅盾文学奖，一次有3名河南人，为什么?这还得感谢黄河。黄河的性格里有一个变字，黄河是多变。变则通，以变看问题，看文学，这其中的奥秘不得了!”他关心河南文坛，不只是说河南的好处，他也尖锐指出河南的问题，甚至包括他自己创作中的问题。他说：“我们河南也有缺点”，“这就是一个‘躁’字。”他说：“戒骄容易，戒躁难。大作家产生不出来，就是因为这‘躁’。”他问道：“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州古代出过多少人才，但是北宋以后以至近代呢?’’他以自己亲自考察的常熟市为例说，常熟只有10万人口，可是元朝以后出过7个宰相，8个状元，465个进士，现当代又有一批国家级教授、学部委员、院士，究其原因，得益于那里的读书风气浓厚，学风正派，学问做得扎实，读书方法也得当。“和人家比，我们河南不能骄傲，应当向人家学习。我们现在还是沉默不起来，沉不下去。因而，不是厚积薄发，深思熟虑，不可能出大作品大作家”。

李准分析河南的问题，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解剖自己的作品。他说：“我过去的一些作品不值一提了。”“现在回顾我的创作，有三个人的三句话令我不能忘记。”“一个是胡风，他在监狱里读了我的全部小说，后来他对我说：‘李准呀，你把生活写得太甜!’是啊，说得准啊。”“再一个是沈从文。……他读了我的小说后说：‘李准，你写得太少了……”“第三个是栾星。……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次他见到我说：‘李准，再也不要写那些速朽的东西了。文学不能老是紧跟政治。”’李准总结：“这三句话只有四个字：甜、少、速朽，从教训的角度，可以说很切合我。”文艺圈里的人都知道，李准曾反复总结过他前期创作的经验教训，最著名的就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运动文学”的概括。他尽管为此惹得不少人不快甚至批评，但绝对是痛陈时代弊病的箴言。

对家乡的关注，不只是他栖身文坛，而且对家乡各种事业的发展都寄以深情。1995年，在洛阳玻璃厂，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书写了“风樯阵马，勇往直前”的题辞。在偃师，他对偃师市制鞋业的蓬勃发展甚感兴趣，他建议偃师生产的鞋子可以推出“玄奘牌”，并挥毫写下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题辞。1997年12月洛阳大学成立河洛文化研究院，他应邀担任该院顾问。期间，他得知《洛阳市志》出了《牡丹志》，回京后，于1998年写下了“明艳澹雅，超群绝伦”的题辞，并挂号寄来。

李准的情结，钟情于农村，钟情于农民，钟情于乡音，钟情于文坛同道，更钟情于民族文化。大概是在1995年，李准带18名大陆作家到台湾访问。台湾海基会的焦仁和会见大家，和大家握了握手，就借口忙，要离开，让他的副手同大家谈。这时李准望着他转过身的背景说：“焦先生，你就要走吗?”焦仁和听到后转过身来。“请问一个问题：焦先生你的大名是谁起的?”“祖父起的。”焦仁和在焦急中有些不耐烦。“请问是什么含义?”李准又问。“老家是河北仁和县，就以县为名。”焦仁和再答。“恐怕不这么简单!”李准强调地说，然后又设了一问：“你知道这个‘和’字是什么意思?”这种挑战性的设问，用意当然是想留下他。于是李准自己回答说：“‘和’字的大写右边是‘禾’，左边是‘龠’。‘龠’字是‘人’字下边三个口，表示它是中国很古老的一种用竹管编成的乐器，叫作‘笙’。‘笙’在中国传统乐器中最不响亮，但他一吹起来就造成了和谐。笙的功能就是造成和谐，‘以和众声也。笙有两种：‘大者名巢，小者名和’。笙就是生。人和就是笙，也就是生。你在海基会负主要责任，常常有3亿人看到你的形象，你的佛光照耀。我希望你在两岸关系牛起到‘笙’的作用。”

焦仁和站定了，眼睛看着李准，激动地说：“说得好!我一天平均接待6个大陆代表团，都是一看一握就走，想不到今天听你这番话，足见大陆作家文化底蕴深厚。”李准又说：“这是咱们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的地方。我们讲‘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才是人生目的，而不是‘争’。海峡两岸应当立足于‘和’，而不要再‘争’下去了。‘争’的结果对双方都不好。‘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德莫大于和”焦仁和听了这番话，表示赞同。并说，一定要为祖国的统一多作贡献。李准用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化自己，同时也融化他人。自此之后，李准每年都在生日前夕收到焦仁和寄来的“李准先生华诞贺卡”。

“文化大革命”中，李准是河南省仅次于豫剧大师常香玉的第二号“文艺黑线人物”，曾“发配”黄泛区“劳动改造”。那时，他“夏天戴个破草帽，冬天捂个大口罩”，唯恐被人家认出来。但终于还是“现了原形”。原因是他舞文弄墨为邻居写了一篇悼词。那时提倡破旧立新，农村办理丧事的习俗也发生了变化，既有老的一套，也有新的内容，可谓新旧参半，土洋结合。大概是因为学“老三篇”，学张思德，人死了要开个追悼会，会上要念悼词，而黄泛区曾被人夸张地称为“文盲区”，能写悼词的人不多。李准这篇悼词在会上一读，与死者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大放悲声，痛哭流涕，真可谓“一悼惊人”。从此，四乡八镇都知道“从省里来的老李会写悼词”，来找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竟是从百里以外赶来，背着干粮坐等。李准来者不拒，而且烟茶招待，成了“写悼词专业户”。

通过写悼词，李准收集了大量的家史、族史、村史、镇史，其中不乏传奇人物，曲折的情节，独特的细节，生动的语言。李准原来并不熟悉豫东农民的生活，这回正好补上这一课。后来他对这些“原生态”素材进行整理、提炼、加工，成为《大河东流去》颇为出彩的重要章节。

1989年意大利作家访问中国，诗人、翻译家冯至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接待。邓友梅、李准和柳萌等几位作家陪同。地点就在外宾下榻的前门饭店。来访的时间正赶上胡耀邦逝世，整个北京城气氛异常凝重。由于同样的原因，当时主事的作协主要领导，没有一个人出席接待，跟外宾谈起文学交流时，接触具体事宜就不好接应了。谈到双方互访的事，如果不立即答应下来的话，对客人多少有点失礼，对中国作协声誉也不好，当时分管外事的书记邓友梅，征得冯至的同意后，让柳萌暂时先应承下。柳萌当时主持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在中国作协算是一个独立实体，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宗旨，就是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对外交流按说是分内事，可是当时毕竟资金困难，万一答应下来兑现不了，同样会有个信誉问题。冯至和邓友梅两最后说：“你先应承下来，咱们把这台戏唱完，到时有什么情况，再找作协领导解决。”这样柳萌才勉强答应了。

会见结束后，李准对柳萌说：“你这个出版社（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是专门对外的，应该广泛结交朋友，尤其是外国朋友。我告诉你，有了朋友，什么事都好办。朋友就是财富。”对于李准的话，柳萌能够积极理解，也牢牢记住了。让柳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接待外宾后的一天，李准给他送来两幅字，都写的是“朋友就是财富”。此后，读着李准苍劲有力的隶书大字，柳萌经常思索自己的生活经历，体会这“朋友就是财富”的含义。

影片《李双双》海报

李准认为，对创作人员来说，克服浮躁心态，注重增加平时的生活和文化知识的积累十分重要。只有这样，中国的电视剧创作才会更上一层楼。在电影编剧中，李准可谓是佳作频出，且都极具影响力。如：50年代的《老兵新传》，60年代的《李双双》，70年代的《大河奔流》，80年代的《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90年代的《清凉寺的钟声》和《老人与狗》，李准的电影都打动着每一个看过他的电影的心。他的笔拨动了中国亿万影迷的心弦，用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李双双》，获1963年第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李准同时还获最佳电影编剧奖。李准根据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改变的电影《牧马人》，1981年获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1982年，54岁的李准第八次受著名导演谢晋之邀，与李存葆联合改编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为电影文学剧本。在第八届电影“百花奖”中，该片列于最佳故事片奖之首；同时还获另外三项“百花奖”和五项“金鸡奖”。李老荣获了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成为中国第一位荣获“百花”、“金鸡”双奖桂冠的电影剧作家。

“三句话叫人落泪”，这是作家李准的绝招。他常说：“没有几下绝招，难得当个作家！我看家本事是：三句话叫人落泪，三分钟进戏，把读者的心放在我手里揉，叫他噙着眼泪还得笑!”

常香玉舞台生涯50周年庆祝活动时，文艺界名流齐来祝贺，李准也来了。导演谢添一把拉住李准说：“老李,我想当众试试你！你说三句话，让常香玉哭一场，我才服你！”

李准略一思索，为难地对常香玉说：“香玉，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他偏让你哭，这不是难为人吗？”接着他又说：“香玉,咱们能有今天可不容易啊，说起来，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10岁那年，跟着逃荒的难民到了西安，眼看就要饿死了，忽然有人大喊，大唱家常香玉放饭了，河南人都去吃吧！哗——难民们一下子都涌了去。我捧着粥,泪往心里流，心想，日后见到这位救命恩人，我给她磕个头。文化大革命中，你被押在大卡车上游街、‘坐飞机’，我站在一边，心里又在流泪，我真想喊一句，让我替她吧，她是俺的救命恩人哪……”

“老李……别说了！”常香玉打断李准的话，捂着脸，转过身，早已泪流满面了。谢添服了。

李准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通过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和事，表现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带着友善的微笑，批评农民身上传统的狭隘自私心理，满腔热情地歌颂公而忘私的社会主义新人，成功地塑造了李双双、孟广泰、郑德和等一大批光彩照人的先进农民形象。像李双双这个人物，甚至被编在歌曲里一代代传唱，成为农民最崇尚的模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十分成功的范例。

作为一个专业作家，自1953年11月，李准在《河南日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开始步入文坛。几十年来，他出版的主要短篇小说还有：《李双双小传》、《两匹瘦马》、《农忙五月天》等小说集，共收集了50余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有：《冰化雪消》、《没有拉满的弓》、《瓜棚风月》、《王洁实》等；并著有《黄河东流去》长篇小说，该作品荣获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李准自己也认为，真正能代表他艺术上最高成就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黄河东流去》以三、四十年代黄泛区人民的苦难史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黄河流域勤劳、质朴、侠义的农民的历史命运，热情地讴歌了他们那黄金般可贵的品质和纯朴美好的感情，挖掘出中华民族的伟大魂灵。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李麦、徐秋斋、海老清、蓝五、王跑等典型形象。在艺术上作者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同外国小说的某些富有表现力的技巧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描写上，既有白描的硬功夫，又学习外国小说心理描写方面的长处，使这部小说成为杰出的土洋结合之作。

李准以处女作《不能走那条路》驰名文坛，其长篇小说《大河东流去》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同时，他也是一位重量级电影编剧，其《老兵新传》、《李双双》、《大河奔流》和《牧马人》等电影使他红遍大江南北。特别是《李双双》，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越南、朝鲜、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妇孺皆知。在越南甚至形成一句口头禅：“你不能‘双双’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