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善田歌

嘉善田歌是吴歌的一个品种，嘉善田歌是浙江一种独特的歌谣形式，是过去劳动者寻求慰藉、抒发思想感情的歌声。田歌有独唱、对唱和以三人、五人、七人、九人组成的歌班形式演唱，最常见的是把当地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编成长篇，到处演唱。田歌的曲调有“滴落声”、“大头歌”、“羊早头”、“落秧歌”、“平调”、“急急歌”、“小快板”等。

“嘉善田歌”是江南地方文化中的极具个性色彩的优秀民歌品种，清亮优美，富有江南水乡韵味，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嘉善田歌作为嘉善本土优秀文化遗产，在历史文化价值上，特别是在音乐价值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嘉善田歌历史悠久，主要流传地区是嘉善县及其临县，是江南吴歌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唱腔清亮优美，有滴落声、落秧歌、埭头歌、羊骚头、急急歌、平调等多种曲调，时而平稳流畅，时而悠扬高亢，时而急如口语。嘉善田歌产生于劳动，产生于生活，因而不同的田歌曲调有其不同的演唱方式和演唱场合。嘉善田歌的演唱方式有独唱、对唱、齐唱、联唱等嘉善田歌十二月花名《五姑娘》在民间已传唱了一个世纪，曾被改编成越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在舞台上展现过。

田歌的起源恐怕不会产生于某年某月，而是随着整个的农耕劳动。从收集到的田歌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唱劳动、唱农村生活、唱在村野田发生的爱情。劳动与爱情确实是所有民歌永恒的主题，嘉善田歌也不例外。它反映了在平原水乡的农耕文化，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凸现。歌中歌唱的是农耕劳动的辛苦，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村贫富的矛盾，还有农民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期望等等，它是这一带农村昔日的生活写照。

根据现存田歌所反映的内容和时代背景来看，嘉善田歌最盛行的时代就在清中后期。在田歌资料中有“铜镜”、“三寸金莲”、“青油灯台”、“螭壳窗”等物的描写，推断为清代中后期。还有，清代中期的嘉善农村种棉花盛行，有“十二个月棉花”一歌中唱道：“十月棉花白飘飘，松江客船只只到。”自明后，“魏塘纱、松江布”为天下知，嘉善出棉花，纺棉纱，为松江布作前道。当然，从历代的田歌中可以看到嘉善农村的生动景象，田歌，也就在清中后期达到辉煌的境地。

嘉善田歌的曲调、文学形式和演唱形式，具有鲜明的江南民歌特点，又富有嘉善地方特色。其曲调共有七个，即“平调”、“滴落声”、“急急歌”、“落秧歌”、“埭头歌”、“羊骚头”、“嗨啰调”。前三种曲调一般由一人演唱，后四种曲调是采取“起头”、“卖”、“细腰”、“撩梢”、“满棚叫”等演唱方式由几个人有机配合，形成独唱、接唱、齐唱的特有形式。曲调节拍以慢板为主，也有一拍一字、一拍两字甚至一拍三字的“急急歌”。演唱时，时而徐缓舒展，曲调悠长，情感柔和婉约，时而如疾风，像暴雨，把思想情感推到高潮。田歌的“撩”、“卖”、“细腰”、“满棚叫”等演，唱方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江南民歌的音乐特征。

嘉善田歌的歌词，以七言四句为基础，多衬字、衬词，形成独特的杂言、长言句式，“急急歌”则为百余字的扩充句式；表达方式上，多用吴音俚语以及谐音双关，形成与众不同的吴歌特征；题材内容上，以反映吴地农村生活为主，思想情感的表达含蓄婉转；嘉善田歌的作者大多是不知名的平民百姓。

嘉善田歌的演唱场合和人数一般比较自由。田歌一般在从事耘苗、耥苗、摇船、罱泥等劳动时演唱，夏天晚上乘凉时也经常唱田歌。在演唱人数上，多是一人演唱，也有歌班的组合。歌班由三人、五人或七人、九人组成，成员分工明确，各自固定唱“起头”、“卖”、“撩”、“二卖”、“细腰”、“撩梢”等段落，互不相混。歌班组合是其他江南民歌演唱所未见的。

嘉善田歌的代表作有《五姑娘》、《呆老公》、《小犀牛》、《四个姑娘去踏车》等。《五姑娘》是流传至今的嘉善田歌的代表作品，故事动人，音乐形式富有感染力，在民间已传唱了一个世纪。

首先是要说说它的文学价值。昔日的嘉善农村与其他农村一样，农民多半不识字，田歌的传唱流于口头，它是一种借助于音乐的口头文学。

另外，嘉善田歌中的地方语言和衬词非常有特色，嘉善话属吴方言，吴方言因地方风俗民情的特殊性，以及吴地农耕文明的前锋性，使它的语言非常复杂，至今有许多词汇在现代汉语中难找到替代。嘉善方言比一般吴语更具地域性，田歌中大量的“三连音”就是方言语调带来的影响。方言对地方文学的影响，对地方作家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是音乐价值，也是嘉善田歌的魅力所在。因在田地劳作时歌唱，曲调非常自由，乐句的长度随着劳动的时间和节奏的变化而变化。但又因在旷野之地歌唱，必须传得远，其唱法为真嗓直音的原生态唱法，代代相传形成特色。

嘉善田歌的主要传承人是嘉善县姚庄镇的顾友珍、顾秀珍姐妹，二人分别被列入国家级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嘉善田歌已进入姚庄等镇的中小学课堂，通过举办培训班、田歌演唱赛等形式，使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田歌、演唱田歌、传承田歌。

嘉善田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