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也被誉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与国家权力机构不同的是，智库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以及客观中立性等特征。美国智库以强大的专家阵容和精湛的专业水准为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理念支持，为各届政府输送高端人才，引导民众对公共政策问题的认识，成为美国提升公共政策效力的强大法宝。

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国家管理阶层一直注重吸引科学家和专业人士作为重要事项决策的专家顾问。1863年，国会通过专门法令建立国家科学院作为国会和政府的集体顾问，科学院的50名初始成员分别以集体和个人身份被授予社会发展重要决策的政府顾问。国家工程学院和国家医学院被国会法律合并到国家科学院。他们一起组成国家研究委员会作为议会和政府开展所有与科学和进步有关活动的专家顾问。因此，美国智库的出现，是专家参与解决实际问题逻辑的进一步拓展，这也是为什么智库在美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受过大学正规训练的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逐步增多，出现了一批研究如何改善和提高社会福利问题的专家。从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士尝试建立科学家和政治人物的稳定联系。美国通过学习英国和德国的经验，1865年建立了美国社会科学协会，1885年建立了美国经济学协会，1903年建立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05年建立了美国社会学协会。这些机构不仅仅是一个专家的联合，这些新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与政治人物互动，专注于专家意见在政府重要决策中的作用。

在上述时期，美国出台了

近几十年来，智库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它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有关国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智库首先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智库十分重视研究人员的培养，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

美国智库

美国现有近2000家智库，其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根据其历史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早期的美国智库大多由企业家赞助投资建立而成，其研究理念也带有创始人的政治理想。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库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建立于1910年，创始人是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当时，刚满75岁的他投资1000万美元创办一个基金会，并宣布这笔资金将被用于 “废除国际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威胁”。随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正式定名，并致力于进行和平问题研究。

而创立于1916年的布鲁金斯学会是由慈善家罗伯特•布鲁金斯捐款成立的。作为“商而优则仕”的代表，他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经济研究和科学治理的重要性。于是，他与另外一些改革家们合作成立了政府研究学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投资的、国家层面上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以实现在公共政策领域对政府决策起正面影响为目标。后来，布鲁金斯又建立了经济研究学院和研究生院，于1927年将三个机构合并，统称布鲁金斯学会。

除了一些历史悠久的知名智库之外，在目前美国的1823家智库之中，有90.5%成立于1951年之后。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这一时期，信息与技术不断革新，政府逐渐失去了对信息的垄断权，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并且，新时代中想要维持国家和社会稳定会比以往面对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在此背景之下，政府和公众都需要一个“第三方”力量，政府需要它来献言献计，公众需要它来解释政府的政策，由此美国智库获得了长足发展。

在美国，智库对政府施加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旋转门”机制，即人员在智库与政府之间双向转换角色来实现的。此外，智库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还体现在，一些智库为热爱政治的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一些智库则带有鲜明的党派特色，不讳言立场，成为该党派的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而近年来，一些新成立的智库更与美国政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脱不开关系。例如，民主党在2000年大选中落败之后，一些民主党人及其拥护者认为，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党在政治方面的信息交流和宣传逊于共和党，在此背景之下，美国进步中心应运而生。

最早在全球化方面进行尝试的，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早在1912年，它就在法国巴黎建立了欧洲办事处。1994年，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正式成立，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在当今世界，一个肩负着为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的重要使命的智库，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设立永久性的分支机构，以跨国的视角开展其研究工作。进入21世纪以来，智库的全球化影响力逐渐扩大。卡内基中东中心于2006年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成立，主要研究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次年，卡内基欧洲中心成立，地点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2010年4月，它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合作，成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议题包括中国对外关系、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等。

根据

美国智库

中心的人员配置原则多种多样，成员身份非常复杂。研究人员一般称为学者、资深研究员、分析师等。研究人员中，有住所研究人员，即全职研究员。还有非住所研究员即兼职研究人员。其中，兼职研究人员或者是聘请的大学兼职人员，或者是辅助研究员，或者访问研究员。智库研究人员中，多学科交叉保证了其应对复杂问题的需要。一般来说，研究人员都是某学科公认的专家，或者在行政管理、法律事务等实践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的研究活动由研究助理、图书资料人员、公共关系专家和新闻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虽然研究课题采用个人项目的形式，但团队工作是非常普遍的。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仅要求多名该智库专家的参与，甚至还有其他智库专家的联合公关。有些智库采用典型的研究所结构，由不同层次的研究主管、分析师、研究员组成。职员酬金或者是固定薪水，或者对临时聘用人员采用小时制。具体细节根据规模和人事政策不同变化很大。许多智库也设有顾问委员会。

智库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完成其通过传播信息发挥影响的目标。首先，智库每年通过举行多种多样的报告会、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以及情况介绍会等吸引大众的注意。其次，智库也非常注重通过出版研究成果的方式发挥影响决策和大众意见的功能。智库还对每天的热点新闻进行评论，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政治人物扩大影响。同时在智库的网站上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信息。再次，智库非常注重以专家身份在报纸、杂志、网络、广播和电视上发表评论。有些智库还建立了自己的广播和电视平台，大量转播信息。最后，智库还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与国外、政府或者法院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或者参与机关的各种论证、听证，或者邀请官员在智库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等研究中心的规模大小不一。根据规模大小不同，研究中心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大规模、多学科；大规模、专门化；小规模、专门化。其中所谓的华盛顿“大五”就是第一类：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院和卡托研究所。2005年，“大五”的花销达14000万美元，占华盛顿所有智库花销的34%。第二类较有影响的智库包括城市研究所、阿斯彭研究所、卡内基国家和平基金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发展中心、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未来资源研究中心，2005年他们的总开支20900万美元，超过所有智库开支的一半。第三类有影响的中心包括经济政策研究所、和平观察研究所、北大西洋理事会、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年他们的总开支是6300万美元，占15.2%。智库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筹集资金，如私人基金会、公司、个人、政府合同等。智库努力保持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尽量避免单一的资金来源而影响其独立性。

互联网出现之前，智库开展活动主要的组织原则是把专家召集到一起。他们认为不同学科的专家面对面地坐到一起能够有效地解决棘手问题。理由之一是政治学科的专家相对不多，短期组织在一起是开展有效工作所必需的。其次，直接的接触也能够帮助互相了解和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智库的工作方法得到了很大改变。智库不再是单一僵化的组织形式，可以采用专家在不同的地方通过互联网联系开展研究活动。同时，网络工作也可以更灵活地利用更多的资源。传统意义上，智库主要领导办公室设在华盛顿，是为了和潜在的消费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但随着技术革命，这种必要性已经消失，智库可以设在国家的任何地方。

评估智库的效能是非常困难的，智库的影响会根据时间、问题等发生很大的变化。智库通过发布研究成果，对政治决策以及公众对一些具有挑战性问题的态度发挥直接影响。一般来说，智库影响政治决定的方法是：提出原创的思想，为实践中贯彻政治决策提供资源和辅助，主持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并找到解决的办法。因此评价智库也应当从其发挥的政治影响入手。美国著名的智库专家艾贝尔森提出了评估智库效能的标准是：一、吸引媒体、政府以及通过创造联合政府关注社会重要问题解决的程度；二、通过研究活动、报告、公共听证和项目研究形成政治概念；三、以合同为基础通过咨询、顾问和分析参与政策；四、为有效完成研究任务拥有的财政和人事资源；五、作为顾问参与公共事件和会议在电视、新闻发布会和网络发布会的次数；六、建议被执行权威采用的情况。还有专家认为，评价智库可以从资源指标、需求指标和影响指标三方面进行。所谓资源指标就是专家层次、资金来源、影响决策者的渠道等。所谓需求指标是指网站点击量、媒体关注度、各类活动量、出版物发行量等。所谓影响指标就是建议被采用的情况，对政党、候选人或者过渡团队提供咨询的情况，奖励以及出版物被引用的情况等。总体看，这些评价标准是一致的。

智库在美国行政分支更迭期间扮演的角色特别明显。例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办公室副主任在布什政府时期到美国进步中心任理事长，但奥巴马当选后又担任民主党过渡小组副主席。世界银行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数来评估智库的工作，例如研究成果的传播程度，政治决策采用智库建议的情况，智库研究员担任其他有影响的刊物编辑委员会成员、专栏作家和分析师的情况，各种社会运动的参与情况，智库成员的活动新闻报道的数量等。

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智库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非常显著。例如，保守主义智库对里根经济政策的影响，形成了里根经济模式。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遗产基金会、全国经济研究局和一些大学教授，对所谓的里根经济模式，包括规制改革、政府支出裁减、减税以及金融政策改革都发挥了重要影响。还有一些智库积极参与议会通过的各类法案。

智库把自己作为公共利益的保护者，接受数十亿免税的捐赠，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智库自称是没有学生的大学。这意味着大学的自治规则也应当适用于智库。现在，几乎所有的智库都涉及非盈利的新闻报道，发布一些信息。以遗产基金会为例，他们网站提供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和分析。他们雇用了160个专家，通过互联网任何人都可以和相关专家联系。

21世纪以来，美国智库发展呈现出以下新的趋势。

向综合化和专业化两极方向发展。一方面,一些大型智库走上“强者愈强”的发展路径,越来越具有综合性集成能力,研究领域宽视野、全方位、跨学科、体系化,其研究实力、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如兰德公司坚持综合性的发展路线,将“多样性”作为公司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教育、健康、法律、科技、企业分析等多个领域,而且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由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学者采取各种集体研究的方法来完成。另一方面,一些规模小、特色明显的智库越来越向专业性智库发展。

国际化趋势加剧。一是经营理念的国际化。二是研究人员的国际化。三是研究视角的国际化。四是智库业务的国际化。五是组建全球或地区性智库网络。六是在“第二轨道”外交中发挥独特作用。智库作为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智库就某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有时会成为在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

网络化趋势日趋明显。一是智库都普遍加强网站建设,及时通过网络公布、宣传最新学术思想、观点、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二是通过网络进行民意调查、发动相关政策讨论,为智库研究提供新的思想源泉。三是建立网络化研究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吸收研究人员。四是智库借助网络塑造公共舆论和政治议程,进而影响政府政策。同时积极利用网络视频开展研讨会。在社交媒体诞生后,智库迅速将其为我所用,并借机扩大智库在网络使用者群体中的知名度,强化其对教育公众、影响决策的功能。

注重基础研究平台建设。美国智库把基础研究平台建设,提高信息分析和整合能力作为智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一是通过自属图书馆和专门的情报信息网络为智库的研究提供信息服务。二是重视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智库搜集、处理和提供信息。美国有4000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数据库总量的近80%,驰名于世的大型联机检索系统有10多个。三是智库通过国际信息交流互换、从驻外使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途径获取项目信息或情报,获得研究所需要的最新研究资料与信息。

涉华问题成为研究焦点。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成为美国智库关注的焦点,美国智库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研究“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影响。一是研究成果和研究活动大量涌现,研究成果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二是设立中国研究机构或中国研究项目、专题,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几乎成了美国每个主要思想库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除了传统思想库已经有的中国研究项目以外,还涌现了大量新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和新美国安全中心均极为重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研究。三是相关研究既全面关注当代中国,同时又突出重点。思想库对于涉华问题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高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科技等低政治领域,逐渐走向成熟,其以中国研究机构为阵营,从多领域开展研究项目,如中国政党政策、经济增长问题、军事现代化问题、人权问题、两岸关系、环境能源等问题是智库的常规选题。四是美国智库还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其当代中国研究的影响力,注重研究成果和活动对中国的影响。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专门推出网上中文媒体《卡内基中国透视》,传统基金会和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还专门建立了中文网,将其中国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扩展到中国，加强对中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美国智库开始接受中国有关方面的委托进行相关问题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7年兰德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委托进行一项技术预见项目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中国的全球技术革命:天津滨海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技术机会的深入分析》的报告。

智库意识形态隐性化。美国智库虽然力求标榜其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智库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无法撇清的,冷战后美国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意识形态隐性化。后冷战时期,美国智库极少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把智库的意识形态倾向大都熔铸于自己的研究中,以利在成果的社会传播中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追求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智库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

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

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

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

史汀生中心

The Stimson Center

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