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永言

从小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兴趣爱好广泛，一支长笛能吹出动人的曲调，两块铅条绑在腿上练习长跑，深得家乡父老喜爱。少时入正场小学就读，后转入城北高等，再入南通师范，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他暗地里画了一幅马克思的半身像珍藏箱底，以表自己的崇敬。1926年，南通地下党组织已很活跃，继刘瑞龙、陈国藩、丁瓒等之后，郁永言由通师地下党支部吸收入党。1928年，他读完高中师范科，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反复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原著，并与进步青年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他进入大学时，正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地下党的组织下，他参加了“自由大联盟”，援助工人运动，印刷革命传单，在当时的《新京日报》上发表文章，借宣传普罗文学之名抨击黑暗现实。“九·一八”事变后，他和支部同志一起领导了中央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版刊物，募集专款支持东北抗日联军。学校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他摆脱了追捕回到家乡，应聘在南通女师任教。初回南通时，他与当地地下党暂时失去联系，他决心“一个人也要战斗”，利用课堂作战场，在学生中宣传进步爱国思想，鼓起学生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他的言行感召下，一批学生不仅在当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后来较早地加入了革命队伍加入了党。“一二九”运动振奋全国，南通也波澜迭起，散落各地的地下党员逐渐聚拢，并于12月23日组织联合大游行，郁永言带领学生高唱“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抗日歌曲，奔向天生港汇合，是大游行中最有气势的队伍。但自此以后，反动当局威迫学校开除了深受学生爱戴的“小郁老师”。

1936年夏秋之交，郁永言为谋求职业构筑新的革命平台，离别了家乡来到四川成都，担任了省煤气公司总务主任，他一边向南通女师学生寄发革命刊物鼓励她们奋勇前行，一边在新的环境下宣传革命寻找组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放弃了有丰厚报酬的工作，毅然投奔延安。

在延安抗大，他聆听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决心投入抗日最前线，他按组织分配随八路军一纵由晋东南转战千里，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不久又接受组织调任，当上《大众日报》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众日报》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华东局的机关报）。郁永言深知责任重大，工作倍加勤奋。1941年升任报社的通讯部长兼新华社山东分社负责人，收发报机不离左右，随时听取延安指示，随处发送战地新闻。同年10月，德国共产党员、记者汉斯·希伯由新四军护送到山东根据地来采访，组织上指派郁永言陪同，他以流利的英语与希伯交谈，不但加深了感情，更使对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有了深刻的了解，希伯表示：“一定要将中国抗日新闻报给全世界，谁要了解抗日战争，就一定要到中国的抗战后方来。”通过希伯，战地新闻陆续报向国际。

郁永言

1941年冬，日军对山东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郁永言带领通讯部的同志随党政军机关一起行动，部队行进到蒙阴县大青山时，遭遇日军围击，经过一夜激战，分局机关的大部分同志胜利突围，报社的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包括郁永言和他的国际友人汉斯·希伯。

新华社山东分社第一任采编室主任

根据地的生活十分艰苦，编辑记者经常开夜车赶稿，夜里睡在地铺的山草上，两人合盖一床被子，相互紧靠取暖。被子白铺夜盖，虱子丛生，白天在院子里搭个小桌子工作，房东的鸡就进屋上铺捉虱子吃。青黄不接之时，上顿豆子下顿野菜，但全社上下，从总编到工人，无人抱怨，共产党员更是吃苦在前。

1941年6月，鉴于电讯量大幅度增加，报道量也大量增加，通讯室升格为通讯部，成为大众日报社编辑部、经理部、通讯部三部之一，郁永言任部长。同时，大众通讯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郁永言为采编室主任。6月28日，大众日报首次用“新华社山东分社”电头，并开始向延安新华总社以及胶东、清河、鲁南等地报纸发稿，呼号CBR8，每日发稿由300字增至500字，通讯网也开始整顿，在原有100多名通讯员的基础上扩大队伍。就这样，在时驻苏鲁交界处的苍马县蛟龙湾前利城村的大众日报，以原“大众通讯社”，催生了“新华社山东分社”。郁永言成为新华社山东分社首任采编室主任。

当天出版的大众日报头版以新华社山东分社电头刊发了《八路军破袭 敌伪皆望风披靡》、《清河区广大青年涌上抗日哨岗》、《泰山区实行统一支差办法》等6篇电讯稿件。前利城村也因此成为新华社山东分社的诞生地。两个月后，苍马县根据罗荣桓同志提议改称临沭县。

呼吁转变新闻作风

李竹如在此时于大众日报发表了凝结着其新闻思想的重要文章《光荣的历史与光荣的任务》，他说：“抗战中的新闻记者不应仅仅是一个宣传家、鼓动家与社会教育家，并且应成为一个组织者、督促者与指导者，他比任何时期都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他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报纸，也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新闻记者，‘抗战和进步’应当成为今天中国新闻记者所共有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上，坚固地团结起来，并接受进步政党的领导，才能胜利地担负起光荣的时代责任。”

同期报纸，郁永言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转变新闻作风》，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报纸要向大众化努力的思想。面对当时国内外如火如荼的反法西斯斗争，我们党强调新闻工作是整个宣传方面的有力武器，党号召新闻工作者要掌握这个武器，要在宣传战线上冲锋陷阵，其报道、反映、推动、批判现实的任务不亚于几千几万大军。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仅针对工作，应向普遍深入发展，适应群众需要，还包括把新闻工作的政治质量提高一步，使报纸真正与大众打成一片，领导大众前进。因此，必须大刀阔斧地转变新闻工作作风，把那种老一套脱离实际的做法完全除掉，灌入为大众所熟悉、接受和需要的新鲜血液。

1941年10月16日，郁永言又发表了《动员文化战士开展山东通讯工作》。他认为，“在今天对于一般老百姓与其让他们读几万本雷马克的《战后》和给他们演几千遍曹禺著的《雷雨》，还不如创造一篇孙祖战斗的报告文学或演一遍《下关东》的独幕剧来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一个严重的任务，今天摆在我们每一个山东文化战士的面前。年青的山东人民的英勇斗争，需要我们全面的反映，并把这些生动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传播给全国的人民，特别是深远的大后方和被敌寇层层封锁得如陷十八层地狱的敌占区人民的耳目里去”。郁永言对报社的通讯工作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充满活力，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求所有的文化战士一同起来，创造为现实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通讯，为全面反映山东而斗争！”然而，谁也没想到，这篇文章成了郁永言的绝笔，一个半月后，他在大青山英勇牺牲。

留田突围后出版大众日报号外

1941年冬天，法西斯德国军队攻到了莫斯科城下，让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人民的心紧紧地揪在了一起。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样，此时中国的抗战也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此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10月30日，中共山东分局在驻地沂南县侍郎宅召开干部大会。山东分局主任秘书、统战部部长谷牧做动员报告：据确凿情报，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坐镇临沂，调集日伪军5万余人欲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大举进行铁壁合围“扫荡”，推行“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望大家充分认识这次“扫荡”的残酷性和长期性，迅速行动起来，精简机关，疏散人员，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

报社根据分局部署，立即行动起来。11月2日，首批参加反“扫荡”的50人被分成两个战时新闻小组，第一新闻小组22人加入鲁南巡视团，随李竹如赴鲁南。第二新闻小组28人，由大众日报通讯部长郁永言和指导员孙聘之负责，随山东分局行动。其余人员为第三新闻小组，随总编辑白学光靠近山东纵队就地坚持斗争。次日，报社与党校及115师师部共3000余人集合编队，番号为25支队，下属三个大队，报社50人为三大队三中队。11月4日夜里，敌人向山东分局领导机关、八路军115师师部驻地沂南县留田村一带包抄，在每个山头都燃起了熊熊大火，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但两山衔接处照不到，仍黑乎乎的。在罗荣桓的指挥下，25支队依靠熟悉地形，军纪严明，出其不意，神出鬼没，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

正在115师采访的太平洋学会记者、德国友人汉斯·希伯随队突围，体验了穿越烽火线。当天，他以《无声的战斗》为题对这个“奇妙的经历”描摹，译成中文后，在115师总政治部《战士报》上头版套红发表。留田突围后，分局研究认为突围是胜利，但也暴露了弱点，队伍需进一步精简，李竹如率鲁南巡视团包括大众日报第一战时新闻小组出发去鲁南。郁永言率第二新闻小组随分局活动，负责出版油印大众电讯。

几天前，大众日报电台收到伪中华社的消息，希特勒鼓吹德军离莫斯科只有45公里，他将很快攻下莫斯科去过圣诞节。这消息令形势雪上加霜。而刚从留田突围，电台又收到了新华社播发的苏联纪念十月革命的消息，斯大林仍在莫斯科指挥作战，并在红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上阅兵。郁永言立刻编发了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并出版了红色油印的大众日报号外，分发各部门，提高了大家反“扫荡”的信心。

枪口下出版大众电讯

“扫荡”开始，敌人摸不到我主力部队，对平民百姓疯狂烧杀抢掠。为了减轻群众损失，罗荣桓决定有意识地暴露下我军以调虎离山。11月9日清晨，我特务营在纵贯蒙山大道的南端石岚附近两侧山坡设下埋伏。这天下起了小雨，寒风刺骨，朱瑞和罗荣桓亲赴东山观察。黄昏时分，果然一队约1700人的日伪军带着大批抢劫的物资进入了埋伏圈，我特务营居高临下发起猛烈射击，敌军晕头转向，首尾不顾，扔下300余具尸体和大批物资，狼窜而去。郁永言立刻指挥新闻小组就地进行了战地报道，并刊发于当期大众电讯。

分局与战工会会合于岸堤一带，形势稍稍稳定，新闻小组迅速架线收报，郁永言扶着断了一条腿的高度近视眼镜，遍寻不着桌子，便就着锅台开始编稿。有人跟他开玩笑：“你这样在锅台上发报，将来恐怕要写入历史呢！”郁永言说：“等到我们胜利了，回忆现在的一切，那锅台也许就变成了历史文物。”

此后，分局等机关转战孙祖，于11月30日来到盆泉一带。盆泉村南5里是大青山，盆泉村西侧是犬牙交错、几乎无路可走的崇山峻岭。由于敌情突变，山东战工会副主任陈明率领的1000多人包括第二新闻小组误入大青山的敌包围圈。

拂晓，新闻小组到盆泉村住下，刚准备休息，就听东面石门山顶枪响。小组同志得到命令，迅速集合向西南转移，准备翻山向部队靠拢。刚到山下柳树沟，东山敌人冲下来，北山敌人压下来，南山敌人也冲过来，周围枪声四起。25支队被包围了。别无选择，只有孤注一掷了，我军指战员和有枪的同志与敌人展开了近身肉搏。这时上面来了命令：迅速销毁文件，分散突围。

郁永言和同志们把所有应该销毁的文件都烧毁了，带上手枪，加入了突围的行列。随即新闻小组被冲散，报务员许志尧、吕敬斋牵着驮电台的马走在后面，枪一响，马受惊失控，只好扔下。许志尧奋力南突，中午冲出包围圈，当晚找到部队。卫生员李洪德向西南冲，他跳下石崖，看见卢再厉与敌肉搏，被敌砍死，壮烈牺牲。逯克中弹牺牲躺在崖下。文白被俘后，坚决不走，被敌枪杀……

午后，枪声渐稀，躲在羊圈，凭粪篓遮挡躲过搜索的李洪德，把军衣反穿，爬出羊圈，扶起一位党校的受伤同志，在一山洞内把他藏好，继续翻过大山，拼命向集合点草沟头跑去。孙聘之与记者李后、雷殷、谭克等在突围中巧遇已调到分局的于寄愚，找到了收容队，终于归队。当天晚上，归队的同志重返大青山打扫战场。他们发现，郁永言已经牺牲了，身边有他带血的日记本和一条腿用线绳拴着的眼镜。

次日，分局转移大青山东南的瓮城子集合。休整三天后，插回沂南向山东纵队靠拢。劫后余生的于寄愚、李后、雷殷等五位同志在转战之中自发重新集结，新闻小组借用分局电台收新闻，大众电讯继续出版！

南京中医学院卫域撰写的《尊敬的老师》一文中这样写道：郁永言老师是一位启发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师，他是那么平凡，默默无闻，但他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就像鲁迅说过的“好像是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他无私地把他的知识和远大理想灌输给他的学生，正因为如此，他至今令人怀念和爱戴。

革命烈士郁永言

上海市妇联姜心耘撰写的《记永言老师二三事》一文中说：在那“救国就是读书，读书就是救国”的令人窒息的日子里，学校里蓦地送来了一股春的信息，同学们悄悄传递着消息：“郁老师来了。”一位身材颀长、眉目清癯的中年老师来给大家上历史课了。讲的是外国古代史，但他总是插进日本侵华史和形势。老师侃侃而谈，娓娓动听，像吸铁石一样把多少年轻人的爱国之心都吸引住了，大家多么希望为拯救祖国的危亡出点力，尽点心啊！

家人的追寻，学生的怀念，永无尽期，更有当年郁永言的领导和战友们寻觅不息，如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建、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统战部副部长田鹤年等老同志都对郁永言无尽思念，撰文缅怀。

“青山有幸埋忠骨”。解放后，在巍巍大青山下，一座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高耸入云，烈士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受到世代人民的景仰。

永言英魂归故里。在通州革命烈士纪念馆里，这位后入册的英烈名列众多烈士之前。家乡的正场人，将永远铭记着这位迟归故里的英魂，永远铭记着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永远铭记着沂蒙山区的大青山下长眠着从南通正场出发的烈士郁永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