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孔德

1798年2月孔德出生于蒙彼利埃的一个中级官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中级官吏，任蒙彼利埃税务总署的代理人。

1807---1814(9-16岁)在蒙彼利埃上中学。孔德在早年即已放弃天主教信仰，接受自由和革命的思想。

1814---1816（16－18岁）在综合工科学校求学，学习成绩冠南方学生之首。

孔德

1817年8月，孔德任圣西门秘书，与圣西门合作并成为他的朋友至1824年。其间孔德与这位工业主义哲学家合作编辑出版《工业》、《政治家》、《组织者》、《工业制度》、《企业家入门》等刊物1819年与夏尔孔德及夏尔迪努瓦合作，在《批评者》上发表《信念和欲望的分野》。后因观点相左，两人分道扬镳。

1820年4月，在《组织者》上发表《现代史简评》。1822年在《工业制度》上发表《工业社会的必要的科学工作简介》。1826-1827年孔德因其夫人第一次出走的刺激，加之用脑过度而患精神病住入疗养院。八个月后尚未痊愈即出院，稍后曾萌自杀之念。孔德深知病因，病愈后即严格节制体力和脑力消耗，以防重发。

1829年1月4日孔德重新讲授《实证哲学教程》。1830年《实证哲学教程》第一卷出版。其余几卷先后于1835年、1838年、1839年、1841年和1842年出版。

1826年设馆讲授实证哲学。

1830年，《实证主义教程》第一卷出版，稍后其他各卷（共四卷）陆续出版。

1831年孔德在第三区区政府义务讲授大众天文学，从1847—1848年止。同年，孔德在综合工科学校谋求分析课教授职位，但未果。

1832年被任命综合

孔德从秩序、进步的原则出发提出他的社会学构想。他反对一切空想的、批判的学说，把重整

奥古斯特.孔德是19世纪最具有创造性的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是相当广泛而普遍的。他开创了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思想运动，而目．他为一门尚末存在的学科发明了“社会学”这个名称。他的哲学思想详细地阐述在他的《

在论述科学的发展时，孔德经常采用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16和17世纪科学中的普遍革命的思想。例如，他在1820年的一篇题为例《近代史的简短评价》的论文中，就曾援引科学革命的思想（弗莱彻1974，9，9）。孔德在文中说：

直到近代，它们自然科学还在自身中混合着迷信和形而上学。只是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它们才完全摆脱了神学的信条和形而上学的假说。它们在其中开始成为真正实证的科学的时代，必定是从培根开始，然后到伽利略，并一直持续到笛卡尔。培根首先引发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他的同时代人伽利略则为这场伟大的革命提供了最早的范例，笛卡尔则决定性地把理智从关于科学的权威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然后，出现了自然哲学，而且科学的性能获得了它真正的特点，即贡献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精神要素。

而且从这个时代开始，各门科学在自然的延续顺序中，也就是说，根据它们实际上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而都相继变成了实证科学。因此，首先是天文学，然后是物理学，稍后是化学，最后——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是生理学，被发展成为实证的科学。所以，就一切专门的知识而言，这场革命已经彻底完成了，而且对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来说，这场革命显然已达到了它的终点。

在182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简论科学在社会改造中的必要作用》的论文中，孔德提出了“科学家在我们的时代应当把政治学提高到观察（经验）科学的地位”的原则（弗莱彻1974，）。他的分析基于他的三阶段规律。他声称“四门基本的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以及附属于它们的科学”都已成为实证科学，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说，生理学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于所有三种状态中。例如，“人们特别称之为道德的（moral）现象”“被一些人看作是一种持续的超自然的作用的结果；而另外一些人则把它们与能够予以证明的并且不可超越的有机体的状况联系在一起”。孔德在1825年11月《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对这一思想又作了更详尽的发挥（弗莱彻1974，）。孔德在该文中对“过去两个世纪中人类精神的进步”进行评价时特别指出，“道德现象（moralphenomena）是所有从神学的领域中摆脱出来并进入物理学的领域的现象中最新的现象”。他实际上认为，“生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在我们时代正是以与动物生态的其他现象同样的精神研究道德现象的”。而且，尽管他不会站出来赞成“道德生理学”领域中彼此矛盾和冲突的这种或那种理论，但是，他确实坦率地断言，“显示出每一门年轻的科学中不可避免的一种不确定性的这个理论差异的存在，恰恰清楚地证明了，就我们知识的这个分支来说，正如对所有其他的学科一样，伟大的哲学革命已经完成”。

因此，可以相信，孔德把科学的发展——它们转变成为一种实证的状态——看作是一种革命的连续。他认为近代科学的确立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没有看到孔德在什么地方曾论述过科学由此而得到发展的革命过程本身，而目．我也不能断定孔德是否曾有根据地对科学的或哲学的革命与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进行过比较或对照。不过，对于孔德来说，用很简单的理由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永远不可能是连续的和直接的”，而且为什么“总是有一个过渡的混乱状态”。首先，“无政府混乱状态的罪恶的经历”与考虑旧制度的缺点相比，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激励或激发新的制度。第二，在旧制度消灭以前，“关于必须要做的事情，不可能形成任何适当的概念”，因为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理由是薄弱的，我们不可能使我们自己摆脱我们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甚至最狂放的梦想家，也都在他们的梦幻中反映着当前社会的状况；而设想出一种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真正的政治制度是更不可能的。最崇高的精神在接近即将来临的时期之前，是不可能辨识出这一时期的特征的。而且，在此之前，旧制度的外壳将被全部打碎和抛弃，而且民众的精神将习惯于旧制度毁灭的景况。

孔德援引亚里士多德为例。亚里士多德“不可能设想出不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一种社会状态，这个社会必然要废除在他之后几个世纪中所发生的一切。”关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孔德说，“注定要进行的革新是如此广泛又如此彻底”以致“其决定性的准备时期在以前也从未如此持久而又如此危险”。他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革命的行动第一次依赖于一种有次序地否定一切有秩序的政权的完整学说。”对于科学中革命的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孔德对革命的政治变革所作的三阶段分析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J．S．巴伊就已把三阶段中的两个阶段引入了对科学的论述和探讨。孔德的三位一体包括旧的东西的毁灭，由此而产生的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新的东西的确立。巴伊设想了一个两阶段的过程，通过这两个阶段，每一次科学中的革命都将首先是破坏一种现存的知识体系，然后创造并采用一种新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