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自2010年3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全面启动TPP谈判以来，到12月止共举行了4轮谈判，计划于2011年再举行5轮谈判，并于2011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结束谈判。

TPP成员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共有11个。除P4外，其他协定（生效时间）包括：澳大利亚－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3月6日）、澳大利亚－新西兰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1983年1月1日）、澳大利业－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03年7月28日）、澳大利亚－美国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1月l日）、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1月1日）、美国－秘鲁贸易促进协定（2009年2月1日）、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1月1日）、秘鲁－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8月1日）、智利－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3月1日）、新西兰－新加坡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2001年1月1 日）。此外，美国还与越南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2001年12月10日）。

由于成员间的贸易协定纵横交错，如何处理原有自由贸易协定与TPP的关系是谈判主要议题之一。澳大利亚为进一步扩大出口市场，坚持要求在原有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继续贸易自由化进程。美国倾向于不受原有贸易协定的约束，达成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TPP谈判采取闭门磋商的方式进行，谈判结束前不对外公布技术文本。据媒体报道，谈判共涉及以下议题：农业、劳工、环境、政府采购、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SPS）、透明度、文本整合等。

农业将是谈判的重点和难点。虽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坚持达成高质量的贸易协定，但最终能否在澳大利亚－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在食糖、乳制品等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上取得进展，无法预料。从美国国内情况看，美国部分利益集团要求新的贸易协定不能突破原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但农产品加工业则要求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因此美国于2009年多次通过举办听证会等形式进行国内政策协调，并将原定于2009年3月进行的首轮TPP谈判推迟到2010年3月。因此，农产品贸易能否最终实行全面自由化取决于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的谈判，以及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马来西亚同意在政府采购方面对国内相关立法进行修订，满足TPP成员的相关要求，因此被允许加入谈判。由此可以判断，TPP成员将在政府采购方面放松管制，允许其他成员的企业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

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关报道看，两国部分民间团体在第四轮谈判期间集会，表达对投资议题谈判结果的担忧。第二轮谈判期间，美国媒体也曾报道其国内不同团体对投资进一步自由化问题存在不同看法。由此可以推测，投资议题存在较大争议，成员政府对跨国公司投资的约束力可能会受到削弱，但具体结果取决于各方谈判和谈判最后的总体需要。

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境标准等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成员的重要关注。通过商谈TPP制定与上述议题相关的标准，是美国打造所谓新型、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样板的重要内容。预计上述领域会取得积极进展。

日本曾高调宣布“加入谈判”，但国内农业部门认为2010年3月政府出台的新农业补贴政策不足以弥补日本农业因加入TPP谈判可能遭受的损失。日本民主党政策研究委员会经过仔细研究和多次协调后表示，政府将在决定是否加入TPP前继续进行谈判收集信息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negotiations for collecting information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o join the TPP）。日本能否加入TPP将最终取决于其国内政治斗争及TPP是否最终放宽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标准。

加拿大表示有兴趣加入TPP谈判，但由于其未能在乳制品、禽肉、禽蛋等供应链管理政策改革方面满足TPP成员要求，尚未被允许加入谈判。加拿大能否加入TPP取决于其能否开放本国乳制品、禽肉等农产品市场及TPP是否最终放宽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标准。

韩国2010年12月初与美国完成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补充协议的谈判。韩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展顺利。韩国工业品竞争力较强，农渔产品保护程度较高，但其具有通过增加农业补贴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成功经验，不能排除其未来加入TPP的可能性。

第一，阻止亚洲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亚洲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区域之一，除了在政治、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还要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以便巩固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就区域经济合作而言，阻止亚洲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目标。美国学者认为亚洲形成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贸易集团对美国不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能使美国公司的年出口至少损失250亿美元，或者约20万个高薪岗位。美国通过TPP谈判，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之外，从而可以获得现实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

第二，全面介入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确保其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

2010年1月1日，有19亿人口和6万亿美元GDP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名义上是东盟主导整个东亚一体化进程，但是，中国的影响力始终是美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地位的提升，美国在亚洲的经贸影响力相应衰落，如果任由亚洲形成将美国排除在外诸多优惠贸易协议，那么美国出口企业和整体经济将会因此受到损害（Myron Brilliant，2009）。美国通过TPP谈判可以对中国东盟FTA起到制衡作用，削弱中国经济在该区域的影响力，确保其东亚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

第三，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日等国的区域影响力。

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明显加快，形了“10+1”、“10+3”、“10+6”（东亚峰会，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经贸合作机制。美国在该区域的贸易份额持续减少，有可能被排除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之外。

在此背景下，美国认识到亚太区域对其国内经济的增长、就业能力的提升和大国地位的巩固具有基础性作用。美国不想再当旁观者，要采取切实的行动成为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领导者，与太平洋对岸的政府、企业和公众进行沟通、交流与融合。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打开新的市场空间，确保美国企业能够自由和公平地进入这些最具活力的出口市场。因此，美国调动一切行政、经济和外交资源全面主导TPP谈判，打破亚太原有的区域经济整合节奏。通过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介入，进一步稀释中、日等大国的区域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第一，TPP将打破传统FTA模式，达成无例外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

一般FTA谈判都涉及很多例外，包括产品和服务的例外，而TPP协议在这方面比较激进，试图打破传统FTA模式，创立新的FTA模式，制定高标准的贸易协议，使其成为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典范。

其实，FTA模式的创新问题，在美国贸易政策中已经有所反映。例如，2008年12月，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的贸易政策研究小组，给当选总统和第111届国会递交了一份贸易政策建议《A New Trade Policy for theUnited States》，在谈到美国的FTA战略时，指出可以与中国、巴西甚至印度开展对话，但是不能按照传统的FTA模式去谈判，应该专注于基础服务业、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谈判。

而此次美国高调参与TPP谈判，目的就是与TPP成员达成新型的自由贸易协议。该协议将无一例外地涵盖所有产品和服务。规则透明度是TPP谈判的优先关注点。亚太经济体之间规则和标准的差异为贸易和投资带来了很大障碍。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能够确保贸易商、投资者和消费者获得TPP协议带来的潜在好处。

第二，贸易协议新标准将更加关注工人和环境问题。

原有的贸易协议标准已经在国内引起强烈的政治冲突。由于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严重，很多民主党议员将责任归咎于过去的自由贸易协议。面对国内的反对声音，奥巴马表示，与先前的协议相比，TPP协议将对美国的工人和环境提供更强大的保护。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目的之一就是开创21世纪贸易协议的新标准：更加关注工人、中小企业、农民和环境。

第三，高举自由和公平贸易旗帜，意在维护美国出口利益。

奥巴马政府将履行贸易协议承诺。柯克作为贸易代表，负责清除不利于美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壁垒，敦促贸易伙伴遵守劳工和环境标准，制裁伤害美国企业权益的行为。执行贸易协议，确保美国企业拥有自由和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美国签署的贸易协议有利于美国的就业和企业，能够更好地保护工人权益和环境。

第四，在贸易协议中推行美国的全球价值观。

通过TPP谈判，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在与政府、企业和公众沟通、交流与融合的同时，推行美国的全球价值观。

美国提出出口五年内翻番，意味着出口年增幅要在15%以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四大战略支柱之一。通过TPP谈判将美国未来出口战略的重心锁定在亚太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19.3亿人口和5.7万亿美元的GDP，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GDP年增速高达8% 。广阔的市场前景为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布什政府出于战略或策略的考虑，搁置了区域贸易协议谈判进程。奥巳马政府改变了这种做法，认为履行与哥伦比亚、韩国的贸易协议，能够为美国带来30万的就业岗位。国会应该尽快批准这三个自由贸易协议。

而且，开始全力推进TPP谈判进程，试图通过设立新型的区域贸易协议，使美国企业快捷、便利、无障碍地进入亚太地区，扩大出口、增加国内就业，拉动经济持续、平稳增长，进而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TPP多边谈判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将于2011年11月10日宣布参与TPP多边谈判。

日本参与TPP谈判，目的是摆脱的经济低迷状态。在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上摔下来之后，日本试图通过加入TPP来分享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果实。

中国没有被邀请参与TPP谈判。中国外交人上对此表示警惕，认为“美国牢牢掌握着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这一谈判将成为日美再度接近的契机”。

中国国内还担心，如果日本经济因为TPP而得到复苏，那么中国在经济实力和对美关系方面将会处于弱势。

日本加入TPP谈判刺激了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此前一度停滞的亚洲地区经济合作谈判开始出现启动迹象。

随着TPP谈判取得进展，2011年8月，东亚峰会（10+ 6）经贸部长非正式会议对中日提出的加快“东亚自贸区”和“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联合提案表示了欢迎。11中旬召开的东亚峰会将正式作出相关决定。亚洲各国暂时搁置了在“东盟+3”和“东盟+ 6”问题上的意见对立，努力推进地区经济合作。

世贸组织多哈谈判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而陷入僵局，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趋于复杂化。不过各国都不希望被排除在圈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11月25日在参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上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表示，“日本目前在谈判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将全力推进谈判争取在年内达成协议”。他还再次强调“该守的要守，该攻的要攻。将寻求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

另一方面，TPP政府对策总部首席谈判代表代理大江博2013年11月25日于首席谈判官会议结束后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就关税磋商称“与其说论点集中了，不如说对立仍在持续”。

参加TPP的12个国家在美国盐湖城与日本交涉，要求其撤销包括大米、小麦等在内的所有商品关税。在农产品及工业品关税、“商品的市场准入”方面，参加交涉的各个国家针对日本提出要求，要求其撤销包括大米、小麦等在内的所有品种的关税。

日本一向坚持保留5类敏感产品关税的立场。另一方面，日本国内还出现了增加大米最低进口数量以寻求获得各国的理解的提案。

优势

对于日本而言，TPP最大的吸引力就是美国。在TPP多边框架下，日美经济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不仅仅会给日美两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同时也会在政治及安全上制造足够的信任价值。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美国。可以说，日美两国实际上是“各有所需，战略重于战术”。因此，日本参与TPP协定的重要意义可谓是“一石二鸟”，即不但有助于经济的复苏重建，更有助于日美关系的进一步修好。

劣势

TPP对日本而言也是把“双刃剑”，会给日本的经济与政治造成一定的负面效果。

具体而言，TPP已明显成为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新框架，其中的制度安排、规则制定、机制建设等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及相应政策，换言之，美国因素将成为推动或阻碍TPP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加入这样一个多边经济协定，并不利于日本决定未来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同时也可能导致日本长期所追求的政治大国目标失去必要的经济号召力。

中国的对策

将TPP当作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契机

TPP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借此可以提升与亚太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创造出一个适合21世纪经济发展趋势的高标准区域经济合作平台。该平台涉及的经济体将占据全球一半的GDP和40%的贸易份额。这是一次巨大的机遇，中国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在亚太区域整合中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对称的作用。TPP是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包括所有货物、服务和农产品贸易，可以作为推动APEC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有可能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一趋势，中国应该提前有所觉察和准备。

对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权保持谨慎

美国作为世界的“领袖”担心被排除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之外，因此积极与新加坡和韩国签署FTA，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积极进行FTA谈判。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进程中需要主导力量的出现，美国以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试图主导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主导权的问题上，中国无法直接与之抗衡。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打开亚太市场，为中国出口企业开创更加便利的国际市场环境。

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参与TPP谈判

亚太区域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和区域贸易协议，各个协议具有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 “意大利面条碗”现象日益显现出来（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本来是促进自由贸易的FTA协议，反而成了进一步贸易自由化的障碍。通过谈判将亚太区域贸易协议整合成统一的TPP，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区域内FTA的复杂和重叠。

中国前期可以密切跟踪研究TPP谈判议题和进程，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国际政治格局，权衡自身综合利益以后，选择合适的时机参与到TPP谈判中来。可以采取列席或者观察员的方式参与协商，待到时机成熟可以全面参与。如果WTO多哈回合谈判继续停止、TPP谈判进展十分顺利、中国台湾要求与其他经济体进行FTA谈判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可以果断加入TPP谈判，推动TPP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不过从当前发展形势来看，美国并没有明确提出要中国参与，可见其具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

加快与东亚经济体实质性区域经贸合作进程

当前中国正在逐步履行WTO的承诺，多哈回合的谈判进程短期内不是中国的最优先关注点。中国仍然需要将更多精力用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领域。虽然东亚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益并不大，但是其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却很大，涉及美国与中国和日本争夺该地区的领导权。

中国需要加快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巩固中国与东盟、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贸合作关系，在主要领域进行实质性合作。中国希望与日本和韩国签署FTA，韩国态度比较积极，日本的反应比较冷漠。为此，中国可以先重点巩固与东盟和韩国的经贸关系，引导日本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并以此为突破口，加快与东亚经济体实质性区域经贸合作进程。

制定应对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贸易壁垒的预案

美国希望通过TPP谈判，将其打造成一个21世纪贸易协议的标准模式。其实质是想继续主导新时期全球贸易规则，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成本增大的情况下，转而依靠区域贸易协议，将其主张的多边贸易议题先行纳入到区域贸易协议谈判中来。可以预见，无论是在多边还是区域层面，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议题的谈判将会加快。中国应该制定自己的谈判预案，制定切实的应对措施。未来中国企业将会面临来自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的冲击。中国应该在国际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制定中发挥作用，体现自身利益，否则将会陷入被动局面。

在产业层面上做好准备：发展绿色制造业，提升现代服务业

美国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多哈回合无法满足美国对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问题的关注，那么美国将会借助TPP来推行这些标准。加之美国国内已经开始实行绿色制造业计划，有可能出台针对中国的绿色环境贸易措施。中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发展绿色制造业。

TPP协议达成将促使服务业的自由化进程将加快。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贸易政策委员会举行的TPP谈判征求意见会议上，美国服务业联合会（Coali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CSI）提出服务业应该是TPP谈判的重点。因为美国服务业占据GDP的80%，吸纳了80%的就业人口。在TPP谈判中美国应该重点关注快递服务、金融服务、电子支付、电子商务、电讯服务、视听服务、知识产权和能源服务等服务部门的市场准人、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问题。中国应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大国博弈提供坚实的国内产业支撑。

与美国进行新兴战略性产业合作

美国曾经并且仍然拥有生产效率最高的制造业，曾经制定过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措施。正在制定激励清洁能源设备制造业的措施。这是具有国内外竞争力的新兴行业。中国可以借助美国发展绿色制造业的契机，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减少贸易摩擦。为清洁能源工业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打下基础。可以在以下领域进行产业合作：风力发电、太阳能等能够产生能源的技术；电池、职能电网等能够储存和输送新能源的技术；电动汽车及零部件，碳捕获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等。

对中国台湾加入TPP的问题早作应对预案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市场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两个层面。市场一体化包括货物、服务、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以及人员流动等。制度一体化包括政府之间的制度合作与政策协调。签署FTA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和贸易的目的，而且还包括地区安全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考虑。

东亚区域一体化为中国提供了参与东亚经济合作的机会，客观上也起到了缩小台湾在国际上进行政治经济操作的空间（Lampton，2008）0 Kawai and WiWaraja （2008）通过GTAP模型计算发现，中国台湾被排除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之外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从政治和战略层面来看，中国台湾将FTA作为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重要途径，特别积极主动的要求参与TPP谈判。考虑到中国台湾是APEC成员，从法理和舆论上无法阻止其加入TPP。而且，中国台湾已经将主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了参与FTA谈判的理论研究、政策博弈和国际舆论宣传方面，试图采取系统性的方案，解决自身参与包括TPP在内的区域贸易协议谈判问题。

大陆可以主张FTA是主权国之间的协议，台湾无权单独与其他经济体进行双边FTA谈判。台湾可以借鉴香港和澳门的模式，参与CEPA谈判（台湾不接受）。短期内比较现实的选择是要求两岸先签署并履行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在此框架内共同协商参与TPP谈判以及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

长远来看，可以将ECFA发展成为两岸共同市场，以两岸共同市场的名义与其他经济体签署FTA，也就是说其他经济体要想与台湾谈FTA，必须与两岸共同市场谈，不能单独与台湾进行FTA谈判。这样一来既发挥了FTA的经济功能，又可以避免台湾以FTA之名进行国际政治操作的可能，从而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

TPP构建危机后全球信用体系以及中国的危机

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世界信用体系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货币问题是国家金融信用问题，债务问题也是国家信用问题，社会保障泛滥还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问题，在危机后原有的世界信用体系难以维持，美国急需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危机后信用体系。

对此，笔者认为TPP更关键的战略意图就是建立危机后新的全球信用体系。美国希望TPP成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借此可以提升与亚太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创造出一个美国主导的适合21世纪经济发展趋势的高标准区域经济合作平台。该平台涉及的经济体将占据全球一半的GDP和40%的贸易份额，即便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TPP国家的GDP也占到全球GDP的1/3。

从表面上看，美国主导TPP的目的之一，是将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纳入到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来，从而制衡中、日、韩等区域大国的经济影响力。但是，考虑到日韩与美国之间的紧密政治关系，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次主要是针对中国，意在削弱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

从TPP的金融开放等协议，可以看到TPP建立的是一个以美元为主导的核心金融系统，以此来保障未来美元信用不发生坍塌，未来这些国家的金融资本将在TPP的框架下深度整合，从而互相绑定力量大增，这也是TPP协议对于金融等领域开放的规定比一般的国际贸易协议走得更远的原因。

以前世界各国对于自己的金融均视为核心利益，对外的开放都是有限的。因此TPP整合各国的金融就成了关键问题。有人认为，TPP出台就是为了遏制中国，但问题来了：如果美国成功遏制了中国，中国经济垮了，中国哪里有那么多钱进口美国产品？失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美国制造业的出口又在哪里？

美国能够向中国大量出口的前提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进口美国的商品。所以，美国当前的战略是绝不是放手中国崛起，也不是搞垮中国，而是抑制中国的崛起，保持“世界工厂”的低端制造业地位，继续为西方打工。因此TPP的作用更关键的在于要把中国出口的产品价格压制在低位，压低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就要降低对于中国世界工厂的依赖，即便是中国的出口产品利润很低，但是如果形成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中国产品的利润提升是迟早的事情。更进一步的是，中国企业的利润可能很低，但是在中国的工资处于上涨周期，如此一来，进出口博弈的不只是企业的利润和收入，更大的部分是本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本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也是重要的部分，在创造的价值分配里面，中国的工资增长才是关键，涨出来的工资在国际贸易当中是要西方买单的。

因此美国建立TPP，是在高端制造业上与日韩结盟压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附加值的提高；在低端上扶持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以他们的低人力成本压低中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而澳大利亚、智利、加拿大等国拥有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最需要的金属矿产资源。石油紧缺是世界各国都类似的，有色金属和铁矿石等的紧缺却是中国特色，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必然的结果。

综上，美国主导的TPP在资源上对于中国的控制也是有特色的，这些因素通过TPP整合，是要在整体上控制中国的根本信用，也就是中国产业的劳动力收入水平和金融能力，把中国控制到“血汗工厂”的水平，从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美国主导TPP，在亚太区域上看是针对中国，放到全球上来看也是对付德国和俄罗斯的手段。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德国有过人的制造业。在欧洲衰落以后，欧洲留下的经济空间是要被人填补的，从当前趋势来看，这个空间的得利者很可能是德国；而金融危机以来大宗商品的暴涨使俄罗斯成为得利者。因此，美国强势主导TPP的野心，不仅仅在亚太遏制中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遏制所有最强的对手，建立危机后全球的信用新秩序。

在TPP中关于环境的约定也是重要的方面。环境保护已是全球性的重要课题，环境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信用体系，甚至有人提出以碳交易为背景建立碳本位，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在这个议题里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欧洲人，其集大成者就是美国拒绝加入的《京都议定书》。而TPP的建立和未来对于环境问题的讨论，很可能将架空《京都议定书》，等于是借助TPP建立一套新的环境信用体系的。其中关于环保的协定，其愿景是要抗衡欧洲主导的以碳排放为主的环保信用体系。TPP把日本拉进来，日本在环保等问题上的立场也必须符合TPP的要求，也就是要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了，这样与欧洲抗衡的太平洋环保体系就可以建立起来。未来人们可以看到世界围绕环保信用的大博弈。

TPP这个信用体系建立起来后，不但是要架空原有的APEC这样松散的区域性组织，还要在环保问题上架空欧洲主导的绿色力量和《京都议定书》，还要与欧盟、俄罗斯、中国等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竞争，因此认识TPP，要站在全球高度来认识，这是美国的一个全球战略而不是简单的区域性战略，是美国在危机后继续主导全球新信用体系的雏形，在这个信用体系下进行全球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对此中国应当有更深入的认识，应当早日着手建立应对的长期战略。

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

新西兰、越南、秘鲁、日本和美国有两个共同之处。首先，它们全都希望加入一个初具雏形的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自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以来自由贸易舞台上上演的最大一出戏。

这两个共同之处密切相关。尽管没有人会公开这么说，但TPP的目标其实就是创建一个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排除在外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希望加入TPP的12个国家（除了上述5国，还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澳大利亚），其经济产值合计占到全球的40%，贸易额合计占到全球的约三分之一。这是一个“禁止中国入内”的大型俱乐部。

这么做的动机有两个。第一个动机是想把时钟拨回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许多政客、工会和企业都对准许中国加入WTO后悔不已。获准进入全球市场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提振。但有人认为，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小。加入WTO并未阻止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未阻止它操纵招标程序，未阻止它将廉价资金输送给大型国企，也未阻止它系统性地藐视知识产权规则。有人认为，中国只知索取不知付出、而且还搞欺骗。这些人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全都在其经济腾飞阶段大力推行过重商主义政策。但这些人就是要这样认为。

第二个动机听起来正好与第一个相反。它是想创建一个极其强大、极有吸引力的组织，从而让中国感到有必要改正其错误做法以加入该组织。为了推动这一目标，TPP的规则将在某些领域对中国不利。一个例子是原产地规则。按照TPP的规定，产于（比如说）越南并输往美国的服装，其关税将降为零。这将对越南规模业已可观的服装业产生潜在的巨大提振。但要想享受零关税，越南就必须得从TPP成员国（可能性最大的是美国）进口制衣原料，比如棉花。

越南庞大服装业所需的很大一部分棉花是从中国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