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是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先锋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

青年时期

  其许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其符号学著作使他成为将结构主义泛用于文学、文化现象及一般性事物研究的重要代表。他提出写作的零度概念以反对萨特关于文学干预时事的理论，认为文学如同所有交流形式一样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系统，并在多部著作中运用其文本分析法消解言语所指，尝试按照作品本身的组织原则和内部结构揭示文本种种因素的深层含义和背景。他概括出文本的三个层次，功能层、行为层（人物层)、叙述层，以此分析读者对文本的横向阅读和纵向阅读。受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影响很深。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于1915年11月12日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瑟堡。父亲路易·巴特是一位海军军官，在他未满一岁前于北海的一场战斗中死亡。他的母亲安丽耶塔·巴特与他的姑姑与祖母共同扶养他，在法国巴荣那市，他跟着姑姑学习钢琴，是他初次接触文化的经验。9岁时他跟随着母亲迁移到巴黎并且居住在那直到成年。（这造成他一生中对乡村文化的热爱）

巴特在学生时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1935年到1939年于巴黎大学的学习让他获得了古典希腊文学学位。其后因为肺结核使他经常进出疗养院，亦因健康问题中断了他的学术生涯，但也使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被征召入伍。在无法进入法国主要大学进修的状况下，他辗转于各地做法语讲师，其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也刻意避开这些主要的正规大学任教。

罗兰·巴特于受健康所苦的的这些年间，他将大部份的时间用在取得文法与文字学学位上，也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同时参与了一个医学预科的研究。1948年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在法国、罗马尼亚与埃及的研究机构里得到一些短期的职位。这段时间里他参与了巴黎左派论战，后来将观点整理成第一篇完整的作品《写作的零度》（1953）。1952年他进入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词汇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之后的七年间他发表揭露大众文化的迷思的文章于新文艺杂志上，尔后集结成册《神话学》（1957）。

巴特于60年代初期，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开始对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探索，这时其他主要的作品是对传统学院文学理论观点以及大众文学型态的论述。他独特的观点引起法国思想家的不满，他们称巴特为新批评，认为对于巴特漠视且不尊重文化中的文学根源。巴特则以《批评与真实》与其对抗，控诉旧的、布尔乔亚式那种不重视语言细节的、刻意忽视其他理论概念（如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批评方式。

60年代晚期巴特开始建立自己的名声，他到日本和美国旅游，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于1967年发表了他最著名的论文“作者之死”，主要是受到雅克·德里达逐渐崛起的解构主义所影响，这篇论文变成为他向结构主义思想告别的转折。巴特且持续地在飞利浦·索雷尔斯所主编的前卫文学杂志《原样》（Tel Quel）上发表文章，该杂志亦相当赞同由巴特作品所发展出的各类理论。1970年发表著名的作品《S/Z》，是对巴尔扎克小说作品《萨拉辛》的批判式阅读，被认为是巴特最为质量兼具的作品。整个70年代巴特持续的发展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出文本性与小说中的角色中立性等概念。

1977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文学与符号学主席。同年他的母亲逝世，对于从小被母亲独自扶养长大的巴特而言是重大的打击，他将过往与摄影相关的论述与理论集结成册为他最后的伟大作品《明室》。本书从他对一张母亲的老照片沉思开始论起，包含了他对摄影媒介对传播的理论论述，以及他对母亲思念的哀悼。在他母亲过世三年之后，1980年2月25日，当他从密特朗主办的一场宴会离开返家时，于巴黎的街道上被卡车撞伤，一个月后伤重不治，逝世于3月26日，享年64岁。

罗兰·巴特无疑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天才，做为法国符号学理论的大师，结构主义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里，似乎毫无清规戒律可言。任何一个企图要将他归类的想法在他的那些著作前会变得徒劳而白费，也许把他定义一个喜欢在文本里捉弄倒腾的“捉狭鬼”会更加合适。他是一个喜欢两边奔跑的人，他会一面推崇新小说，一面却将大量的热情用来解释经典的文学作品；会一面做着结构的工作，一面却已经在拆砖挖土解构着自己的理论。他那狡黠的智慧使他相信世界并不存在所谓完美和无懈可击这样一些蠢话，也使他相信那些浪漫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只不过是一些瞎了眼的家伙在那盲人摸象。而浪漫本身就是发狂失性的表征，否则不会说恋人都很愚蠢。昆德拉为此写了本《好笑的爱》，而巴特更绝，干脆一锅端，对那些所谓缠绵悱恻，神秘痴狂，喃喃自语的恋人情话来了个“一个都不能少”。于是他有了这本《恋人絮语》。《恋人絮语》是一本无法让人定义的书。就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没有理论话语的漫漫征途却不乏深刻洞见。它没有小说文本的故事情节却不乏一个个让人回味流连的爱情场景。他貌似体贴的将恋人的心态和言语的方式安排成了这本书的结构方式，然而其后却不乏嘲弄。他用一种开放式，流动的，无定向性的言语方式开始了他对爱情的胡言乱语。

巴特精巧的勾勒恋爱状态的每一个场景，然而却并把他们有序的编排。所谓相遇，一见钟情，交谈倾诉，挫折误解，等待，依恋等等，诸种状态本身就毫无先后顺序可言，它们有时交替进行，有时同时发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恋人心绪哪里有什么逻辑可言？因此巴特只能针对每一个场景进行勾勒分析。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巴特的分析是建立在恋人这一方，而以恋人爱上的对象为情偶之上的主体性分析。他用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所显示的心态做例，细致入微的分析每一种状态下的矛盾和潜台词。

比如在墨镜一条下他谈到恋人在情偶面前遮遮掩掩的心态。他说：掩盖。一个让人斟酌的情境：恋人举棋不定。她并不是在犹豫是否要向她所钟情的对象表白爱情（这位恋人素来含蓄），而是在斟酌她究竟应将自己的痴情掩盖几分：要暴露多少自己的情欲，痛苦。总而言之，自己极度的感情。他将此种状态称之为双重的自由，一方面恋人要为对方作想，因为爱他。所以不能倾诉太多以免引起对方厌烦。另一方面这种考虑又是以牺牲自己真实感情为代价，明明是内心的风暴，却因为害怕对方厌烦而不得不掩饰。因此只能闪烁其辞，只能戴着假面前进，通过掩饰来解决一个悖论——---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瞒着什么。而达到此种目的的方式就是必须在有限的言语中透露无限的内容.巴特对恋人语言的丰富性的分析由此展开。有句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诗人，但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成为诗人的那个时期，那便是恋爱。人们在恋爱时都会说出诗人般的话语，因为恋爱中的语言最具模糊性和多义性.一切尽在不言中，或说东而言西。巴特对恋爱中语言的模糊性与多义性的分析极有意思。比如在“情书”，“献辞”，“我爱你”等诸条目下，他十分精辟的揭示了语言双向性的特征，尤其对“我爱你”这一语词的分析更见精彩。他通过对匈牙利语中我爱你这个粘着语的分析，说明这一情境不是指爱情表白或海誓山盟，而是指爱的反复呼唤本身。因为在匈牙利语中我爱你这一语句是无法被分析的，它无法被拆解，我爱你不是个句子，它不传情达意，只是伴随一种特定情境而生：“主体被悬吊在与异体的映照当中”，它是一种呼唤，和我们平常在说啊，哈，哦，这些语气词毫无二致，它是在某种特定情境里产生的特定话语。因此对我爱你这句话最好的回应，并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沉默。对于召唤的拒绝.这样它所否定的不仅仅是我爱你这个句子中的某一个指称，而是直接否定说话人本身，是对说话人主体的拒绝.这无疑是对恋人的最大打击。巴特在语言的分析里腾挪跌宕，不时的精彩之论让人惊喜不已。巴特在此书中玩弄了不少文字游戏，从词源学，相似性的角度对恋人心态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然在这样的玩笑里，我们深谙语言的魅力，同时也不无惊讶他怎么能把所指和能指玩得如此娴熟而不露痕迹。比如“交谈”这一条目，法语原文是L’entretien。它有多重含义，既可以指维持原状，保持感情，也可指供养（比如女人，妓女等），还有交谈的意思。巴特说恋人之间的交谈本身是一种触摸，恋人用言语来触摸情偶，用美丽具有独特魅力的辞藻将对方裹住，这种裹住的状态暗合了这一词语的另外一层意思供养，而交谈所达到的目的则使得保持感情这一意思得到显现。巴特狡黠的智慧由此再现。

通过语言的有趣分析巴特新见迭出，妙语如珠。然而，他当然还有他诚恳的一面。诚恳的在状态本身进行别有洞天的分析。当语言无法救急的时候，他会直接回到心态本身，对心态本身来个淋漓尽致的展示，从而发现其种种可笑之处。在“等待”一条中，他分析现代人的无奈情境，“人总是在等待，处于一种移情状态之中。……可以这么说，哪儿有等待，哪儿就有移情。我依赖并介入另一个存在，而这个存在的实现又需要时间——整个过程的是在克制自我欲望，销蚀我的需求。让人等着——这是超于世间所有权利之上的永恒权威，是“人类最古老的消遣方式。”巴特不用玩弄语言游戏同样也能在情境中展开他思想的火花，见常人所未见，因此他不仅是语言的专家，同样也是思想的大师。

其实仔细捉摸巴特的思考方式，也还是不难觉察出巴特是借否定语言的终极意义来否定神，权威和理性。他对恋人情话的分析，也见得出他对主体性高扬的浪漫主义的鄙视。这一鄙视也许只是他个人的偏见，然而我们却无法不喜欢他在这本《恋人絮语》中的支言片语，他那五彩斑斓自由而快乐的叙述，诱惑着我们进入到他思想的迷宫里去窥视他那时时迸发的狡黠智慧。

巴特最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对40年代存在主义思潮的回应，尤其是针对其代表人物萨特。在萨特的作品《什么是文学》中，他将自己从既已建立的书写形式以及他认为敌视读者的前卫书写形式中抽离。而巴特的回应是：何不寻找书写中那些特别而独创的元素。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认为语言与形式都是呈现概念上的常规，而不完全是创意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巴特所称的“书写”是个体选择以独特的方式操作形式上的常规来达到他所想达到的效果，这是一个独特且创造性的行动。当一个人书写的形式向大众发表以后，将无可避免的成为常规，这表示创作成为一种在持续不断改变与反应中的连续性历程。他认为加缪的《局外人》中那种诚意地忽略矫情的细节描写与风格的塑造，正是理想的例子。

从对法国史学家en：jules michelet作品的批判阅读中，巴特持续发展他的观点，并且将其运用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他解释米什莱对历史与社会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但是透过对于他的作品的研读，个人不应该学习他的观点，而是保持着批判的距离，从他的错误中学习。了解他的思想如何、为什么有缺陷将能更了解他的历史分期胜过他的观察。

同样的，巴特认为前卫书写在作品与读者间刻意保持距离的态度应当受到称赞。前卫作家透过这种明显刻意而不宣称的方式，确保读者保持客观的观点阅读他们的作品。从这角度来看，巴特相信艺术应是批判的，并且询问着这世界，而不是寻找并解释这世界，就如米什莱所为。

由神话巴特表示思想意识 ( 意识形态）：哪个以积极提升价值和耸立组在社会内的兴趣，保护流行的权力的架构的许多想法和惯例。（ 意识形态可了解为 概念及实践去提升社会上统治群的价值及利益，保卫现行的权力结构）。

著作二十余种，主要有《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1957)、《符号学基础》（1965)、《批评与真理》（1966)、《S/Z》（1970)、《文本的快乐》(1973)等等，影响了人们对文学和文化的看法，也可视为巴特对文学研究工程延伸而成的一套思想体系。生平参见《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1975)、《偶遇琐事》（1987)等，后一本书由友人编辑出版。

通过语言的有趣分析巴特新见迭出，妙语如珠。然而，他当然还有他诚恳的一面。诚恳的在状态本身进行别有洞天的分析。当语言无法救急的时候，他会直接回到心态本身，对心态本身来个淋漓尽致的展示，从而发现其种种可笑之处。在“等待”一条中，他分析现代人的无奈情境，“人总是在等待，处于一种移情状态之中。……可以这么说，哪儿有等待，哪儿就有移情。我依赖并介入另一个存在，而这个存在的实现又需要时间——整个过程的是在克制自我欲望，销蚀我的需求。让人等着——这是超于世间所有权利之上的永恒权威，是“人类最古老的消遣方式.”巴特不用玩弄语言游戏同样也能在情境中展开他思想的火花，见常人所未见，因此他不仅是语言的专家，同样也是思想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