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

瑞安地古属永嘉郡，故他常自署“

江浙行中书省官闻其名，辟为丞相掾吏。杭州任，为他仕途上春风得意之日。高明为人刚毅耿直，为官清正廉明，办事干练闲熟，得共事者之赏识。“而君亦雅义名节自励，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他从参政樊执敬核实平江圩田，得蠲租米无征者四十万石”，又与葛元哲同为参政苏天爵编定《滋溪文稿》30卷。每当别掾有故，他即权代其事，“君稽典册，定是非，酬应如流”，故而，“儒生称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声闻益隆矣！”遇上不合意愿事，“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

在杭州，他曾去凭吊岳飞子冢。诸多诗人曾为“三字狱”写下诗作，或激昂高歌，或低回咏叹，高明作《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莫向中州叹黍离，英雄生死系安危。内廷不下班师诏，绝漠全收大将旗。父子一门甘伏节，山河万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琵琶记》

高明此诗与众多咏岳飞诗作不同，不只是流露出、也不仅是停留在对宋朝国亡之悲痛上，尤为难得者，在于揭示国亡罪责得由南宋最高统治者承担。由于“内廷”下“班师诏”，致“绝漠”落金人之手，使大将未能乘胜追击收复失土。同时指出岳氏父子“愚忠”，“甘伏节”，而置分支之万里山河于不顾，“竟”字见指责。此种识见，远较他诗为深刻。尾联更以“有理身地”与“二帝游魂”显强烈比照，对南宋帝王作进一步批判。诗之写作与其在杭州任上之作为及感受分不开。

高明忙碌于仕途，踌躇满志，其内心却并非平静，矛盾、苦闷、彷徨，时时泛起，以至于对仕宦生活感到厌倦。至正九年八月，他去昆山会友人顾仲瑛，归杭州后，作《碧梧翠竹堂后记》一文，吐露心曲。“比至城廓，车马杂喧，尘坌纷起，慨想昨昔所游，疑为梦中见矣！”文未，寄语仲瑛：“君碧梧翠竹之乐，不易得也，第安之，他日毋或汩于绿仕，而若余之不能久留久。”

至正八年（1348），台州方国珍聚众起事，受招抚，成为元朝官史；十年十二月复叛。有旨：令行省臣总诸郡兵平“乱”。省臣以高明为温州人，熟悉海滨事，“择以自从。君亦庶几因得自效”。浙东帅达公赏识高明才干，“一见君欢然！”主帅以“除凶”为已任，高明则与之相左，“论事不合”，便“避不治文书”，致“师出逾三时”，亦不顾。事后，回省城，受冷遇。经此事后，高明感到宦海风涛险恶，对友人及乡人深有感触地言道：“前辈谓土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遂萌退志，“莫将尘土污儒冠”。然而，既入仕途，身不由己，他仍为宦事所羁绊，不禁感叹：“飘零王粲辞家久，牢落潘郎感发稀”、“孤松三径依旧在，童仆正迟陶渊明”！至正十二年秋，任绍兴路判官，未久，转庆元路（今宁波市）推官。他借《

傲骨嶙峋，卓然特立，十年奔走，天地无情，当赋归去，“自脍鲈鱼买浊醪”。

至正十六年后，朝廷命他为福建行省都事，他无意恋栈。时分省庆元之方国珍欲留其在幕下，高明力辞不从，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归家也不成，旅居于庆元。元廷任其为国史院典籍官，未之任，“旅寓鄞之栎社沈氏，以词曲自娱”，撰写戏文《琵琶记》。

肖像画

在宋代温州戏文中，原有《

高明不仅是一位戏曲作家，而且还是一位书法家。明人汪珂玉《珊瑚网》中载其“善书，《元名公翰墨卷》有高明书”。晚年居四明。多次为友人题识，为碑刻书丹，“词章翰墨，人得之者不啻拱壁。”（高）则诚书法方正刚劲，凝重深厚，具有庄重正大气度。《题唐康居国贤首祖师墨迹跋》手书，为瑞安林大同所发现，后传其哲嗣林镜平，报告，“文化大革命”中迷失。现仅存照片复制件。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载：高明有诗文集《柔克斋集》二十卷，“明中叶时已无传本”，今仅存残篇散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