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

郭威自称为周朝虢叔后裔，因此以“周”为国号，史称“后周”，以别于其他以周为国号的政权，又以郭威之姓，别称“郭周”。

周太祖郭威，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西尧城）人。有的记载说，他本姓常，幼随其母改嫁郭氏，遂冒其姓。年轻时，郭威不愿从事生产，只喜欢舞枪弄棒，十八岁应募从军。曾经负气杀人，被关入监狱。潞州留后李继韬因他有勇力，遂秘密纵他逃走，待事情平息后又召置麾下。郭威少年时曾在其颈上黥有一飞雀，故人称郭雀儿。李继韬被唐庄宗杀死后，其军队被编入从马直，郭威因能书会算而被任为军吏。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时，特别器重郭威；后调任河东节度使，也将郭威带到任上。刘知远当了皇帝，任命他为枢密副使，隐帝时升任正使。郭威多次统兵征伐，皆有功勋。他在军中穿幅巾短衣，与军士无异，皇帝所赐钱财，多分与诸将与军士，因此在军中威信很高，士卒乐为其用。

后汉武夫的蛮横相比前朝尤为突出，武夫首领汉高祖性极残酷，所用大臣如苏逢吉、史弘肇等人也极凶恶。汉高祖刘知远称帝仅一年便病死，其子刘承祐继位，史称后汉隐帝。汉隐帝时，苏逢吉为宰相，枢密使杨邠管机政，枢密使郭威掌出兵作战，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统率禁兵，三司使王章专掌财政。这些人都是最有权力的所谓国家勋旧之臣，他们武断专横，重武轻文，什么制度都不在意中，各行其所是，乱成一团。

这群武夫中，只有郭威比较有些知识，留心搜罗有才能的文士，得到文官们的好感。948年，李守贞据河中，赵思绾据长安，王景崇据凤翔，同时反叛。汉隐帝令郭威督诸军讨伐三叛镇。郭威临行，向文官首领太师冯道求教。冯道说，李守贞著名老将，诸军多是他的旧部，他依恃向来得军心，所以不怕讨伐，你只要不吝惜官物，赏赐士卒，就可以夺取他的依恃。郭威听从冯道的建议，果然大得军心，诸军都愿意为郭威出力击李守贞。九四九年，郭威灭河中、永兴（长安）两镇，杀李守贞、赵思绾，别将赵晖灭凤翔镇，杀王景崇。郭威得胜还朝，不肯独受重赏，推功给在朝诸大臣和将士，汉隐帝因此遍赏诸大臣及诸藩镇。郭威这一作为，仍是冯道所教不要吝惜官物的意思，形式上得赏不比别人多，实际是换来了这些人的好感。950年，辽军横行河北，诸藩镇各守本境，不相援救。朝议任郭威为天雄节度使，出镇魏州，仍兼枢密使，节制河北诸镇，得便宜行事。他被授与这样大的权力，就是因为取得了内外诸大臣的好感。

汉隐帝厌恶诸大臣，想用自己的亲信人执掌朝政。杨邠、史弘肇曾在朝上议事，汉隐帝说，再仔细想想，不要让人说闲话。杨邠说，不用你开口，有我们在。汉隐帝不能忍受，与亲信人密谋，杀杨邠、史弘肇、王章，又遣使者到魏州杀郭威。郭威被迫起兵，下令攻入京城，准许抢掠十天，全军踊跃听命。汉刑法极残暴，但军纪也还严肃，士卒不敢妄动，郭威用抢掠来收买士卒，军纪又败坏了。郭威留义子郭荣守魏州，自率大军出发，沿路无阻，只走七天，就到开封城外。汉隐帝被部下溃兵杀死。郭威入开封城，纵诸军大掠，城中到处火起，第三天，有人对郭威说，再不禁止，怕今夜只剩下一座空城。郭威下令禁抢掠，到午后才恢复秩序。这次大掠，民奴自然也受害，但被掠的人家主要是汉文武百官。

当时，汉高祖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以备辽为名，拥有强兵；忠武节度使刘信在许州，刘崇子刘赟为武宁节度使，在徐州。如果三镇连兵，号召复兴汉朝，对郭威是不利的。郭威定计，声称迎刘赟为汉帝，使刘崇满意，等到刘赟离徐已远，去京稍近，然后连刘信一起消除，刘崇一镇就无能为力。定计以后，郭威请李太后下令立刘赞为帝，使冯道等大臣到徐州奉迎。951年，辽兵入寇，攻破内邱、饶阳两城。李太后令郭威率大军渡河击辽兵，又令国事暂委王峻等人，军事暂委王殷。自然，二王是郭威的心腹。郭威到澶州，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对郭威说，皇帝该你自己做，将士抢掠京城，与刘家结了仇，不能再让刘家人做皇帝。裂黄旗披郭威身上，拥立为皇帝。郭威拥众回来。澶州兵变时，刘赟已到宋州（河南商邱市），王峻、王殷派人带兵去宋、许二州，刘赟被拘，以李太后名义，废为湘阴公。刘信自杀。随后，郭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广顺，国号周，史称后周，郭威即后周太祖皇帝。

周太祖即位之后，能够躬行节俭，下诏禁止各地进贡珍巧纤奇、山珍海味，又将宫中原有的金银玉器、镂宝床几、饮食之具，砸碎于殿廷，表示自己厉行节俭的决心。面对晋汉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他又下诏奖励耕殖，招抚流亡，平均赋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在其统治的数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针对当时轻视发展文化，轻视文士的现象，采取了一些较积极的措施，力图改变当时的不良风气。比如周太祖曾亲至曲阜拜祭孔子，以表示对儒学的重视；他还重用文士，重视科举选士，表现出了与五代其他各帝不同的一些风范。面对当时的骄兵悍将和败坏的吏风，周太祖首先从中央做起。枢密使王峻专横跋扈，居功骄矜，排斥异己，就连周太祖的养子柴荣请求入觐，由于担心会被留下而予以拒绝。王峻要求兼任青州节度使，得逞后又要求罢免宰相李谷、范质，另行起用自己推荐的人选，周太祖婉言推却，王峻马上出言不逊。周太祖忍无可忍，遂下令拘押王峻，将他贬死。对于敢于反叛的藩镇则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限制藩镇对州县的权力，实行民政、军事分工管理。为了改变吏风，周太祖对贪浊的官吏实行严厉惩治的政策，处死了一批贪赃枉法、残酷暴虐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吏风。

周太祖郭威死于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在位四年。郭威诸子早在其起兵邺都时，就被后汉杀害于汴梁，所以只能由养子柴荣继位。柴荣是其妻柴氏之兄柴守礼的儿子，幼年即随其姑母长于郭威家，遂被收为养子。

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遇到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抵御北汉的进攻。北汉主刘旻利用周太祖新丧，世宗刚刚即位，人心不稳之际，联合契丹发兵，妄图一举灭亡后周。当时朝中许多人反对用兵，只有宰相王溥一人支持世宗，世宗力排各种干扰，决定亲率禁军出征。双方在高平相遇，刘旻见周军兵少，遂不等契丹军到便发动了进攻。两军交锋，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率右军溃退，一路杀掠百姓，并造谣言说：“官军大败，馀众已降。”这一情况的突然出现，使得周军的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周世宗屹然不动，率领亲兵，临阵督战。禁军主将张永德等率偏将赵匡胤冲锋陷阵，拼死奋战，双方血战至傍晚，北汉军队支持不住，开始后退，万馀人被赶至山涧边，死伤惨重，死尸弃甲，填满山涧。刘旻仅率亲骑百馀狼狈逃走。夜间迷路，寻找一村民引路。由于北汉统治残暴，百姓恨之入骨，走了百馀里路，才发现走向了晋州，遂将引路村民杀死，另外找路逃回太原。到达沁州时，当地官吏前来献食，尚未举筷，听说周军追到，又仓皇逃窜。此战之后，北汉再也不敢轻言伐周了。

高平之战周世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出骄兵悍将难以驾御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世宗决意改变五代诸朝对骄兵悍将纵容姑息的政策，他召集诸将，当众宣布樊爱能等将校七十多人罪状，并立即斩首。此举使骄兵悍将有所畏惧，初步整顿了败坏的军纪。周世宗深知仅靠杀若干个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想改变五代军队长期遗留下来的积习，提高战斗力，必须从整顿禁军入手。返回汴梁后，周世宗任用年轻将领，裁汰禁军中的老弱病残，召募天下豪杰，精选骁勇，将藩镇军队中的善战之士，选入禁军。周世宗甚至亲自试阅武艺，选拔人才。经过此次整顿后，旧史记载说：“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有了一支精锐的军队，只能说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不等于完全具备了统一的条件。于是周世宗又从平均赋税，发展生产，整顿吏风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显德二年（955年），世宗遣凤翔节度使王景、宣徽南院使向训为将，率军伐蜀。仅动用偏师，小试锋芒，便收复了秦、凤、阶、成四州之地，然后答应后蜀的求和请求，罢兵归朝。此战并不在于灭亡后蜀，而是夺取战略要地，将后蜀封锁在两川的范围内，使其不敢轻动兵端，骚扰后周的西部边境。接着周世宗又策划了征伐南唐的战争，目的在于夺取淮南富庶之地。从显德二年冬开始，至显德五年，世宗前后三次亲征，终于击败南唐，完全占据了淮南十四州，饮马长江。此战巩固了后周的南部边境，扩大了疆土，达到了削弱南唐，使其俯首称臣，不敢轻易向北用兵的目的。经过这一系列战争，后周形势更加稳固，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北伐了。

显德六年（959年）一月，周世宗正式对契丹用兵，他亲率大军自汴梁出发，直抵沧州，然后统步骑数万直入契丹境内，大军一路顺利，契丹军非逃即降，势如破竹，兵不血刃，连下莫、瀛、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之地。正当周世宗准备向幽州进军时，由于身染重病，只得班师回朝。这年夏天，周世宗病逝于汴梁，终年三十九岁。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三十日，周世宗柴荣驾崩，继位的周恭帝柴宗训年仅七岁。赵匡胤此时任殿前都点检（禁卫军的最高长官）、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960年）春正月初二日，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县）报称北汉和辽国的军队联合南下，攻打后周，声势浩大，请求派兵援助。后周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王溥等执政大臣不查之下，慌忙令澶州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兵抵御。又命赵匡胤率兵北上御敌，赐于他金带、银器、鞍马、铠甲、器仗数十万。初三日（02月03日），赵匡胤领军出汴梁爱景门，宣徽南院使昝居润安排筵席，朝廷众大臣饯送于郊外。傍晚时，军队行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赵匡胤在其弟赵光义，以及赵普、石守信、王审琦等策划下，鼓动士兵发动兵变，授意为他黄袍加身，拥其为皇帝。而后，赵匡胤率兵回师开封，约束将士，严禁烧杀抢掠，“宋太祖陈桥之变，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赵匡胤陈桥兵变还京，只有京城巡检使韩通仓皇抵抗，但随即就被王彦升所杀。宰相范质率王溥、魏仁浦等人责问赵匡胤，帐前罗彦瓌拔剑厉声：“三军无主，众将议立检点为天子，再有异言者斩”。王溥面如土色，降阶下拜，范质亦拜，赵匡胤亲自扶起，以优礼待之。

几乎没有任何抵抗，正月初四日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帝位，“宋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榖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

赵匡胤即位后，初五日改国号为宋，改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定都开封，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皆得授节度使位号，史称“陈桥兵变”。

大抵是华北地区与关中地区，后来还有淮南地区。政治核心因为战乱与经

济因素，由长安、洛阳过渡到开封。当时关中因战乱而荒废，较强的藩镇只有岐国李茂贞与定难军，而河陇地区也持续衰退，而开封处于隋唐大运河中枢地位，负责转运河北、关中、江南与湖广地区的货物，是天下粮食、货物的转运站。当关中因战乱而荒废时，聚集天下财富的开封就成为五代的首选地位。五代的战争大多以开封的宣武节度使与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对峙为主，例如李克用的晋与后梁、后晋与后唐、后汉与占据中原的辽国、北汉与后周等都是如此。这也是因为太原所位于易守难攻的太行山山区，如果获得背后北方民族的支援，能够与位于平原的开封鼎力争位。

范围与唐朝后期相比，萎缩明显，比之范围小，外族大举占领中原的周围，最后建立辽国与西夏。河西地区被归义军、甘州回鹘与吐蕃诸部所占领。燕云十六州在938年被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国（后为辽国），使汉、唐以来北方的国防线全部后退，黄河北岸几乎没有屏障。再加上中国政治核心东移，使得五代、宋朝备受辽国的压力。而安南地区被静海军的首领所割据，并在吴权于白藤江之战击败后汉军后，使越南北部地区正式脱离中国。而在陕北夏州割据的定难军，也在宋朝时建立西夏。

节度使成为地方行政军事长官是由唐朝中期才开始设置的，又称藩镇，主管地方军事、行政与财政，位高权重。五代各朝或地方十国的内部时常发生藩镇叛乱，这是五代十国动荡不安的主因。此外还在某些地方设“军”，成为一级行政机构。如907年后梁在辉州砀山县置崇德军，939年后晋改旧威州为清远军，954年后周以莱芜监为广利军等，其军使委命本道差补。

第二行政区为州，州设刺史，第三行政区县则设县令。部分州因首都地位或地势重要而升级为府、例如五代在汴州设有东京开封府、洛阳设有西京河南府、魏州设有大名府，有些重要的府在宋朝形成五京制。

中央行政机构有三省六部。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与中书省，下设六部尚书，并分司办事。中书令和侍中均为正二品，左右常侍从三品升为正三品，门下侍郎从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设中书门下省，置“中书门下平章事”，改司政殿为金銮殿，设大学士一员，以崇政院使敬翔为金銮殿大学士。中书省和门下省方面，其官员品级也比唐朝高，其长官侍中在唐代宗以前均为正三品。

五代十国还设有枢密院以掌管军事，又大多为武将。枢密使掌握军事，其实权往往超过宰相，可直接下令任免藩镇。所以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有时又以宰臣兼任枢密使。例如959年后周世宗命司徒平章事范质与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参知枢密院事，借此以加强文人官僚制度。最后由宋朝所继承之。而十国等各国或地方藩镇也大抵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显德元年（954）年后周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律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后周在首都设龙捷左右军、虎捷左右军。后周世宗时改革军事制度，实施练选制度，精简中央禁军，补充强健之士，设有殿前都指挥使、水陆都部署、殿前都点检等高级军官，形成“殿前诸班”的禁军。其中殿前都点检掌握军事实权，后来担任此职的赵匡胤在后周世宗去世后发动陈桥兵变，篡位建宋朝。其次是严明军纪，命兵部尚书张昭远制定新的军法。最后是限制藩镇权力，例如禁止造军器、干预民政等等。

后周太祖郭威为了减轻农民压力，于952年直接将兵屯的营田赐给佃户，以提升税收；并且废除后梁太祖朱温实行的“牛租”，使农民免除牛死租存的负担。到后周世祖时，建立均田制，按实际占有田亩征税。这不同于隋唐前期的旧制，而是同两税法之后普遍实行税产是一致的。

商业方面，由于北方五代战乱不断，农业遭受破坏，连带商业也难以发展。华北需要大量的茶叶，而楚国、南唐与闽国等南方茶商也需要运送至河南、河北等地，使得荆南成为茶叶转运中心，商人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而江南所需的食盐一部分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五代与北汉、燕、岐等势力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

根据史料记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户口统计有2309812户，显德五年（958年）攻占的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共得226574户，加上显德六年（959年）北伐收复关南得18361户，综合上述在籍共有2554747户，以户均口数五口计则有12773735人。

后周世宗时，更做了一些恢复儒学的努力，使儒学的传统不至于中断。而民间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培育了不少的儒学人才，这都成为宋代儒学兴发的重要养分。

由于社会动荡和时代短促的缘故，时常发生叛变弑君事，而君王大多重武轻文，士人也重实轻虚，使得本时期比较少有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有名的儒者只有冯道。冯道为五代政治家，大规模官刻儒学《九经》，侍奉九姓十五君，“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前后为官四十多年。其行为事君不忠，但是事亲济民、其主政提携贤良，在五代有着“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晚年著有《长乐老自叙》。

由于乱世灾祸，人们对前途深感无从把握，大多采行消极避世的思想，部分儒者与百姓转向佛教与道教。有研读道籍者，也有隐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个人养生，而有“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其中道教学者谭峭继承老子“道”为世界本源的说法。他认为天地间万物均是由道演化而来，而道的本质则是虚，许多观点蕴含着人民性、民主性因素。谭峭著有《化书》，其中《道化篇》云：“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

五代乱世，但佛教的发展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至后周时，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且广占良田，不交赋税，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早在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当时有一个小官李钦明曾上疏指出：“佛寺精舍，每县不下二十馀处，僧尼求化斋粮，不胜饱饫，寺院之田，又免征税。”认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要求朝廷裁汰僧尼，抑制佛教的发展。后汉朝政混乱，他的这个建议自然无人理睬。周世宗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显德二年（955）颁诏裁减僧尼，拆毁佛寺，严禁私度僧尼，规定除了政府审核确定可以保留的寺院外，其馀一律拆毁。根据文献记载，共计废除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保留的寺院计有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三百人。文献未载勒令还俗的僧尼人数，估计不下保留僧尼人数的十倍。周世宗把收来的铜佛像及各种铜法器用来铸造钱币，发展商品经济，俗传此钱可以保佑家人平安，治病助产，人们得到后珍惜而不舍得用于流通，所以后世很少有“周元通宝”钱存世，至今已经非常珍贵了。

由于周世宗在抑制佛教方面，雷厉风行，措施得力，对佛教打击很大，佛教史上将此次行动与历史上的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三次打击佛教的行动并列，称之为“三武一宗之祸”。

后晋出帝继位后不愿称臣，并滥杀契丹商人。辽太宗为此多次出兵南征未果，后来有赖后晋大将杜重威投降，而攻陷汴州，改国号为辽。而后因为辽军打草谷滥杀汉人，使中人举兵抗辽，辽太宗也在北返之际于杀胡林去世。此后辽国内争大起，国力衰退。虽然后来扶持北汉，但与后周作战败多胜少，最后于959年被后周世宗夺下瀛洲、莫州等地。宋朝建立并灭北汉统一中原和江南后，宋太宗于同年亲伐辽国。此时宋军久战疲惫，终被辽将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大败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此后进入宋辽对峙时期。

西域地区则有西州回鹘、高昌回鹘、龟兹回鹘、于阗与喀喇汗国等。其中于阗和喀喇汗国是西域大国，其范围涵盖整个西域地区。拥有塔里木南部广大领土的于阗是盛行佛教的塞种人国度，统治者尉迟家族自汉朝起就掌握该国的政权。唐朝时，于阗属于毗沙都督府，由当时的国王尉迟伏阇雄兼任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