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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年2月11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郊区的真如召开。11日上午9时,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彭述之、杨之华,区委委员罗亦农、赵世炎等10人,各地方代表52人,代表全区5157名党员。其中江苏的代表有谢文锦、刘少猷、杨桂林、张佐臣、秦起、陈自牧、徐水亭、白兴民,代表江苏各地党员(不含上海)525人。

目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在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和行业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1921年8月中旬,党在上海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职工运动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11月20日,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全体机务工人,为反对路局法国资本家的虐待,在陇海路大罢工中率先行动,罢工委员会负责人为姚佐唐。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李大钊迅即派北京地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领导陇海路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姚佐唐被选为徐州站工会会长,后又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委员。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到徐州,指导工人运动,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不久,发展了罢工斗争骨干姚佐唐等人入党,建立了江苏最早的基层党组织——中共陇海路徐州(铜山)站支部,属中共北京地委领导。

与此同时,1921年底,党在上海建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1922年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上海、江苏、浙江地区党的工作。上海地委兼区委派出党员到苏南地区开展活动,发展党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在津浦铁路浦口站开展活动,发展党员,组织工人大罢工。到1925年,江苏的各大中城市和部分的县都建立了党组织。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江苏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人数也不断增加。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92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亦称江浙区)执行委员会,工作范围仍为江浙沪地区。8月21日,江浙区委召开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中央指定尹宽为江浙区委书记,后罗亦农为书记。在江浙区委的领导下,江苏的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党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江浙区委决定召开全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6年11月19日,江浙区委主席团决定于是年12月12日召开全区党代表大会,后又决定延期至1927年2月中旬召开。规定每50名党员选一代表,而外埠独立支部未满30人者不选代表。192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和江浙区委召开联席会议,认为江浙沪地区党员数量有了迅速发展,大会的代表改为每100名党员推选1人。1927年2月上旬,江浙区委主席团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大会的筹备工作,确定了大会的议程和有关事项。

大会议程

开幕式由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主持,大会选举罗亦农、何松林、张佐臣、华林、赵济猛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及7个委员会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为韩步先,政治问题委员会主任罗亦农,组织问题委员会主任赵世炎,工人问题委员会主任何松林,农民问题委员会主任罗亦农,学生问题委员会主任余泽鸿,妇女问题委员会主任刘尊一,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谢文锦。

在大会上,彭述之代表中央作《中国目前经济政治状况及第三国际扩大会议的新决议》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部分地宣传了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罗亦农代表江浙区委作《江浙两省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进行之方针》的政治报告,赵世炎作《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何松林作《关于江浙区职工运动的报告》,罗亦农作《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余泽鸿作《关于学生运动的报告》,徐玮作《关于共青团工作的报告》。大会代表对各项报告进行了讨论;并于2月15日一致通过了《关于江浙两省政治经济状况及今后工作进行方针报告的决议案》,以及关于党务、工运、农运等决议案。大会还选举罗亦农等13人为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郑覆他等13人为候补代表;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江浙区委员会,委员为赵世炎、罗亦农、何松林、谢文锦、张佐臣、庄文恭、李泊之、郑覆他、尹宽、王亚璋、赵济猛、余立亚、江元青、张叔平、张之甫等15人,张永和、禹夫、杨培生、刘尊一、王成伟、李持民、余泽鸿等7人为候补委员。

2月16日,江浙区委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罗亦农为区委书记,赵世炎分工负责组织,尹宽负责宣传,何松林负责职工,并由罗、赵、尹、何等4人组成区委主席团。区委还同时决定成立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济难、军事等6个委员会。

会议精神

大会对当时全国和江苏的政治经济形势作了分析,认为“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及我党的策略已到历史严重时期,已可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反革命势力是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中国革命势力是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比起先进国家来,数量小,但在落后的中国,确是一个最有力量、最有组织、最富于革命性的群众。”“在农村天然有一个伟大的农民群众……天然成为最富于革命性的力量。”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也大半倾向革 命。大会指出:“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即是国民革命问题,亦即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问题。"要求全党"积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大会要求江浙区加紧发展工农运动及一切民众运动,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希望江浙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争领导权的模范区域。

大会对于革命阵营中存在的日益恶化的危险性是有所警觉的,对蒋介石的反动性有所认识。罗亦农在江浙区委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北伐军一来,江浙两省必有大反赤局面, 蒋介石太恨共产党,预备到南京与共产党算账,他并反苏俄。所以蒋一来必联合左、右派资产阶级等一致反赤。”在此关键时期,江浙两省的工农阶级特别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革命责任,即是“广大的发展本身的组织,提高革命的高潮,制止这一反赤的联合战线在江苏实现。”具体方针是:“努力争得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主主义独裁制的政治的实现;在城市加强工人阶级与市民阶层的联合,在这一联合民主政权未能形成之前,党应不断地提出政治的与经济的口号,以提高革命民众的政治觉悟与斗争情绪。”大会还指出应当充分认识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农民如果没有广大的组织,工人阶级势将处于孤立,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大会通过的《党务报告决议案》针对当前严峻的形势,提出“要更加提高党的权威,建立党在群众中的指导权”作为首要任务,要大力扩大党的组织,深入于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及革命的知识分子之中,使党群众化,提高群众对党的拥护和信赖。努力使党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核心。

历史意义

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浙地区党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面临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第一次危机爆发的前夕,江浙地区的党组织已经意识到这场危机已不可避免,他们没有被吓倒,没有退缩。大会制订、布置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试图将危机延缓,损失减少。但这场危机——国民党蒋介石右翼集团的叛变在大会召开的两个月后便骤然爆发,加之军事力量对比的极度悬殊,使得这些措施未能得到更多的实施。

中共江浙区一大之后,由于斗争形势剧变,不久中央即撤销中共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亦作为中共江苏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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