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

江渭清同志

在中共平江西三区委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7年参加平西游击队。1929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任湘鄂赣红军独立师连政委。1931年任平江保卫队大队政委。1932年任红十六军七师团政委、独立二师四团政委。1933年任红十八军五十四师团政委。参加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1935年任中共咏生(即平江)中心县委书记兼边区政委、湘鄂赣省苏维埃驻湖北代表团主任，中共鄂东南道委书记。1936年3月任中共西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37年5月任湘鄂赣军区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在湘鄂赣边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渭清率部奋战在江苏大地、长江两岸，打击日本侵略军，历任新四军十八旅旅长、十六旅政委和苏南区党委书记。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参谋长、副团长，率部在高淳、当涂、溧水边界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1年初，任新四军皖南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率部在江苏南部地区参加反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并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后率部到江都、高邮、宝应地区，领导开辟根据地。1942年起，任十六旅政委、苏皖区党委书记、苏甫行政公署主任。1945年1月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政委。参加过天目山战役和攻占金坛、高淳等战役、战斗。战争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1946年5月任六师副政委，兼中共苏中二地委书记，参加苏中战役。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参加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等战役。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战争期间，江渭清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副政委等职，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战争年代，江渭清曾负伤八次，他每每以此为自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渭清离开战斗了20多年的部队，来到江苏领导地方工作，又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献给他曾为之流血的土地。

建国初期的江苏，面临着十分艰苦的任务，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江渭清在南京市的领导岗位上不分日夜，辛勤地工作。

解放南京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1952年底恢复江苏省建制时，任江苏省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1954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56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9年任江苏省政协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直至1967年初。他在省委主要负责人岗位上工作了10多年，为江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江渭清像热爱自己的家乡一样热爱江苏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块土地上，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大雪纷飞的寒冬，他出现在农民家中，问寒送暖；在炎热的盛夏，他来到高温的车间，送去清凉。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混乱的日子里，江渭清仍带病工作，坚守岗位，尽力维持大局，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江渭清斗志不减，初衷不改。

江渭清虽被打倒但毛泽东依然惦记着江渭清。1967年2月，毛命周恩来用专机将江渭清等几个华东地区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的 京西宾馆，使江渭清摆脱了被造反派批斗之苦。

1974年底，毛泽东又重新起用江渭清，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直至1982年。

晚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1987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0年6月1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

江渭清同志于2000年6月16日在南京逝世，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丁关根、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吴官正、曾庆红、乔石、薄一波、宋任穷、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王兆国和张劲夫、张爱萍、习仲勋、彭冲、廖汉生、王恩茂、张震、洪学智等同志以各种形式对江渭清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20世纪60年代，江渭清时任江苏省第一省委书记。在工作过程中，他敢于在毛主席面前说真话，反映基层的实际问题，使得中央能够及时采纳群众意见，起到了党员干部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

1960年，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他把6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

汇报中涉及“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是说还是不说？他一直在琢磨，公共食堂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不是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倾吗？但是，他还是想说，因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他认为必须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江渭清正在沉思，毛泽东点他的名了：“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唯独你不发表意见，是什么道理？”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江渭清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了出来。

他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您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操着湖南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就是3亿口猪。现在您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您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得有道理啊！”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吧！”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3个月。”

事后，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详细调查，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1958年中国大地上的“大跃进”，使“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毛泽东热情地肯定了它，但对这其中的很多问题，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20世纪60年代，郑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深入调查情况。他来到上海，把曾希圣、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见到省委书记们，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柯老（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

毛泽东坐镇上海，并叮嘱他们，这次调查的时间不要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毛泽东已经在等他们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江渭清听曾希圣汇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调查来的实际情况讲给毛泽东听，不管那些情况是不是阴暗面，因为主席是要听真实情况的。一时走了神，毛泽东又在叫他：“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待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平调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毛泽东听得十分认真。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听：“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