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渠

605年，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运，战国时已为鸿沟所沟通。西汉以后，这条运道便逐渐被汴渠（即汳水）所代替。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又进一步对汴渠进行了整修和局部改建。炀帝在此基础上于大业元年（公元六零五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注：《资治通鉴·隋纪四》卷一八零。通济渠是隋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段，它分二段凿成：一段自今河南洛阳县西的隋帝宫殿“西苑”开始，引谷、洛二水达于河，大概循着东汉张纯所开阳渠的故道，由偃师至巩县的洛口入黄河；另一段自河南的板渚（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东北三十五里），引黄河水经荥阳、开封间与汴水合流，又至今杞县以西与汴水分流，折向东南，经今商丘、永城、宿县、灵壁、泗县、泗洪县，在盱眙之北入淮水。通济渠在今商丘以下趋向东南，直接入淮，这是与东汉的汴渠入泗不同的。因旧漕渠自今徐州以，下，流经泗水。由于泗水河道弯曲，又有徐州洪和吕梁洪之险，所以通济渠改行新道，撇开徐州以下的泗水迳直入淮。同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③[注：《资治通鉴·隋纪四》卷一八零。]同时还进一步疏浚了山阳渎。通济渠和山阳渎共长二千余里，渠广四十步，两岸筑御道，并种了柳树，既可护岸，又可给牵船人遮荫。

《禹贡半月刊》载《隋运河考》指出：“《史记·秦本纪》中记载，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河南通志·．河防考二》：“河沟者，鸿沟也。《水经注》：阴沟本莨荡渠，在浚仪县（开封市）北，自王贲断故渠引水东南以灌大梁，谓之梁沟，于是水出县南，而不经其北，遂自梁沟为莨荡渠，亦曰鸿沟。汉名之曰汴渠、莨荡渠。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诏修汴渠。嗣后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此渠渐淤塞。至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伐后秦，始开汴渠。宋书武帝纪：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此即后来隋之通济渠也。”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挖掘，以不到六年便完成了。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得以沟通，全长两千多公里。它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东至淮海。对隋朝以后南北物资的交流，经济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运河共分四段。第一段是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长安）到潼关，长一百多公里。第二段是大业元年开凿的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荥阳县东北）引黄河水东南流，经成臬、中牟、开封、陈留、杞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宿县、灵壁，到盱眙北，达于淮河。同年，隋炀帝又征发淮南民夫十多万人开通山阳渎，引长江水经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与淮水通，通济渠连同山阳渎，全长一千多公里，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的重要通道。第三段是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的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至余杭流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公里。第四段是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的永济渠，引沁水东北通涿郡（今北京）。可见，无论从规模、长度或从地理位置上讲、通济渠在整个大运河系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通济渠在唐朝以后称汴河。

通济渠到元代才湮塞，《开封府志》卷五《汴河》：“隋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门、下水门，岁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万石达京师。常至决溢，设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黄河决，始淤塞。旧府治南有汴梁故迹，即其地也。”

《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志》卷十四《河防》：汴河在府城门南五里，或曰即浪荡渠，元，至元中淤。嘉靖中曾疏之，今复成平陆矣。（元代年号中有两个“至元”，分别是公元1264----1294年、公元1335----1341年。）

《宿州志》（清。光绪 何庆钊等修撰）卷三《舆地志》：（汴水）南渡后渐湮。元泰定初，黄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埇桥亦废。

《宿州地区志》“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黄河行故汴渠，仍在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宿州埇桥亦废。”

《宿州市志》“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汴水复于徐州与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经宿州城的汴水湮没，埇桥由此废。”

此地区位于中原地区，与陇海、京广、焦柳、京九和京广等铁路线相互交织；运河一线有平行公路，交通方便，如开封市区以西的大运河基本沿郑开大道分布，商丘以东的大运河基本沿商永公路分布，安徽段基本沿永宿公路分布；此地还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徐州观音机场，洛阳机场等。

通济渠连接了长三角地区和中原城市群。长三角是中国最主要的旅游客源地之一，运河中部也靠近山东经济区，西接关中城市群。随着人们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景区文化内涵的开发将成为衡量其生命力的重要指标。该地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很大的优势。古老的中国文明是吸引外国游客的最主要原因，而郑汴洛地区正是中华文明的最主要的发祥地，中国八大古都中的三个都位于此运河一线。

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中国的商贸往来、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焉。”

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运河岸边的一些码头及旧城因运河的航运而迅速发展与繁荣了起来，如运河南端的杭州，长江岸边的江都，运淮汇合处的楚州（今淮安），运黄汇合处的汴州（今开封）及运河中途的宋州（今商丘）。而通济渠，更是连接黄河文明与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动脉。当时，通济渠两岸的城镇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当时的宋州，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大都市，至北宋时，因其繁荣与兴盛而被定为都城的陪都。

大运河的通航促进了商丘的繁荣。大运河通航后，商丘成了唐、宋时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尽显交通枢纽地位。唐玄宗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必须经过睢阳（商丘）城。唐代名将张巡以数千老弱病残之躯，抗击叛将尹子奇统领的10万大军达10个月，极大地消磨了叛军的意志，延迟了叛军南下速度，保住了江南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通济渠，是大运河重要的一部分，除洛阳至黄河的一小段外，通济渠绝大部分是“引黄入淮”，因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要经常疏浚。唐、北宋时期，朝廷都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疏通河道。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通济渠的淤积问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淤工作。在引黄河水处，向西开渠50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改善了水质。据记载，通济渠在唐、北宋时期的航运地位显著，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渐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11.62亿公斤）。

通济渠开通航运后，商丘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显著增加，至唐代时已成为全国的大都市之一。盛唐著名诗人杜甫、李白等纷纷慕名到商丘游览，并对当时商丘的繁华用诗词大加赞颂。杜甫在《遣怀》诗中写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舞影歌声散绿地，空余汴水东流海。”刘昭允说，从这些千古传诵的佳作中，可以隐约看到一座繁华大都市的景象：道路四通八达，汴水（即大运河）直达于海，舟车来往，络绎不绝。城内街道宽阔壮观，住着达9万户的居民。每当夜幕降临，酒馆茶楼高朋满座，灯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开怀畅饮…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据《揽辔录》记载，北宋灭亡后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经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苏杭。通济渠越来越落寞，成了一些文人骚客吟诗填词、寄托哀苦的荒草堤。历史意义

通济渠凿成后，与邗沟便成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意义更为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即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一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古通济渠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宏伟工程，是祖先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隋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及当时的水利史、航运史、造船技术、陶瓷技术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继2010年“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功申遗后，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作为中国大运河的一段重要河道，也成为郑州的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申遗项目中，河南省另外还有洛阳市回洛仓遗址和含嘉仓遗址，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通济渠商丘夏邑段，卫河（永济渠）滑县—浚县段，浚县黎阳仓遗址等其他6项遗产。

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包括通济渠索须河段和通济渠惠济桥段。通济渠索须河段为现状河道，西自丰硕桥，东至祥云寺村与贾鲁河交汇处，长约16公里，呈西—东走向，部分河段河面宽40余米，河堤基宽20余米、顶宽近7米，河床宽200～300米不等。此河道为不通航河流，主要是城市泄洪排涝景观河道。通济渠惠济桥段经考古调查和局部试掘，确认埋藏于地下的河床、河堤遗迹基本保存完整。现已探明的河道北起东孙庄村东侧黄河南岸大堤处，南至索须河段丰硕桥处，全长约4公里。除惠济桥处尚保留一段河道外，其余部分均已埋于地下。考古勘探显示，地下埋藏部分运河故道宽 150～220米，两侧断续保留有河堤，经勘探河堤顶宽 4～6 米，底宽8～12米。

2006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9年，由国务院牵头，8个省市和13个部委联合组成大运河保护和审议小组，大运河申遗上升为国家行动，郑州市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全面展开。

大运河郑州段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进一步彰显了郑州、河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增强了中原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为加快“文明河南”建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单霁翔向中外记者宣布：大运河已经被列入重新评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有媒体称，运河申遗，是“一场迟到20年的约会”。因为，中华文明有两大象征，长城与大运河。可是，1987年长城被列入首批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时，没有大运河的影子。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长城从山海关由东向西南延伸，写下“阳刚雄健的一撇”；大运河则从北京由北向中国东南沿海缓缓流淌，写下“阴柔深沉的一捺”。两大人工奇迹组成了中国汉字中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2007年6月20日，国家文物管理局在北京召开由隋唐大运河沿线24个城市参加的申遗工作协调会。为配合隋唐大运河的申遗工作，商丘市把开展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调查工作列为商丘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7年7月13日至8月4日，商丘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勘探、调查，掌握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位置走向及长度，绘制出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故道图。2007年年底，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带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到商丘市考察，充分肯定了商丘市对大运河勘探、调查的前期工作。

2009年1月8日，商丘市文物考古队在大运河的考古中，又作出重大贡献。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在睢阳区古宋乡武庄村地下，发掘出北宋时期的通济渠南京城南关码头遗址。在码头遗址发掘口处发现了房屋的地基、船板、灶台、青砖等，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陶器、钱币等珍贵文物，充分显示了当年宋州码头的繁华盛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