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又名《基督山复仇记》）是法国作家

1842年大仲马在地中海游历时，对基督山岛产生了兴趣，打算以它为主题写一部小说。他在1838年出版的《关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个《复仇的金刚钻》的故事，其内容是巴黎一个制鞋工人将要结婚时，被一个嫉妒他的朋友诬告而入狱七年，出狱后得到一个米兰教士的照顾，并在教士死后获得了一个秘密宝藏，然后他化装回到巴黎复仇，最后自己也被人杀死。大仲马仔细研究了这份资料，与人一起制订了写作计划，于1844年8月28日开始在法国巴黎的《议论报》上连载，到1846年1月25日结束，共136期。

基督山伯爵是一个人们非常喜欢的人物，他敢爱敢恨、非常的豪爽气派，也聪慧过人，由于饱经沧桑，他对任何事都格外的执着。基督山伯爵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他并不是凭空捏造，他蕴藏了部分作者的写照。

《基督山伯爵》的浪漫主义特色还体现在人物的理想化上。尤其是对复仇阶段的爱德蒙的塑造，显示出了作者自己呼风唤雨，支配一切的梦想精心策划，心计重重，一步一步将自己的仇人逼向绝境。所有的人都成了他操作之下的玩偶。基督山伯爵简直成了上帝的化身。复仇是古典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复仇主题的意义何在如果不是孤立地描写个人的复仇行动，而是把人物的复仇放到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去描写，放到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中去表现，那么就能揭露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使作品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基督山复仇的手段是诉之于金钱的威力。本来，资本主义世界，就是金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正确地描写金钱的作用，会给作品带来一定的价值，正像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中所反映的那样大仲马虽然在小说中也生动地刻画了卡德罗斯，维尔福夫人等谋财害命的场面，但从整个小说的基本倾向来说，对金钱的关系不是揭露批判，而是赞赏歌颂，从而宣扬了有钱就能主宰一切，支配一切的思想。

本书更多的是揭露当时社会的暗无天日、金钱至上。唐泰斯的悲惨遭遇足可以说明这一切。唐格拉斯、费尔南、维尔福三人的飞黄腾达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事实不仅仅是如此，金钱、名誉对人性的毁灭超乎了想象。且看维尔福一家，维尔福先生自私自利，为了名誉、前途不惜违背自己的父亲，为了金钱，他凭靠着他法官的身份不知出卖陷害了多少人；维尔福夫人贪恋金钱，为了一份价值可观的遗产，她不惜毒死四个人，其中有她丈夫前妻的父母和女儿。由此可见人性的卑劣。相比19世纪，如今金钱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高，那么人性的毁灭也越来越深吗？但有黑自然也有白，莫雷尔一家就是不被金钱所吞噬的好人，最后金钱却不请自来。而维尔福夫人最后却落个两手空空，这就是事与愿违吧，老天还是有眼睛的。书中有一句：“直到天主垂允为人类揭示未来图景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括在这五个字内‘等待’和‘希望’。”耐心的等待加之希望带来的动力，必然能迎来黎明的曙光。基督山伯爵也正是靠着这两个词度过了他最艰辛困苦的岁月。

《基督山伯爵》长时间受读者欢迎。故事背景跨越了波旁和七月两个王朝，这时的阶级矛盾极为复杂社会经济与政权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革，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正在进行最后的较量，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走上了历史舞台。作者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本可以将七月革命前后法国的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表现出来。

《基督山伯爵》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不仅显示了大仲马卓越的小说技巧，还寄寓了自己鲜明的爱憎，这就是政治上讨厌专制，在道德上主张惩恶扬善。大仲马的父亲老仲马曾是拿破仑的将军，大仲马体格健壮，精力充沛为人豪爽，勇敢刚强，基本秉持一种英雄主义的历史观点。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一些高于一般人的英雄人物，他们经历不同寻常，生活充满奇遇意志坚强，毅力非凡，没有什么复杂的心理活动，善于在危险的境况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爱德蒙·唐泰斯就是这样一个”完美化”的人物形象。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强调创作绝对自由，要求文学描绘突破现实范围。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塑造的爱德蒙·唐泰斯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所追求的超凡人物。大仲马也确实以他编织故事的高超技巧，从一桩案件记录引申出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3个仇人，或者说3个反面人物的丑恶灵魂把主人公，或者说正面人物的正直、疾恶如仇的形象充分凸现，达到入木三分强烈的艺术效果。

《基督山伯爵》中的基督山伯爵则更多是一个传奇人物形象。这就是大仲马小说的创作特色：其成就不在思想内容，而突出表现在艺术上。主要情节跌宕起伏，迂回曲折，从中又演化出若干次要情节，小插曲紧凑精彩，却不喧宾夺主；情节离奇却不违反生活真实。就结构来说，小说开卷就引出几个主要人物，前面1/4写主人公被陷害的经过，后面3/4写如何复仇，脉络清楚，复仇的3条线索交叉而不凌乱，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之后才汇合在一起。

《基督山伯爵》除了“一千零一夜”式的传奇故事性，还有相当浓厚扬善惩恶，伸张正义的色彩。书中“善”的代表人物是老船主莫雷尔，“恶”的代表是费尔南，道格拉斯，维尔福。老船主莫雷尔诚实守信，他曾冒着政治风险多方营救被捕的爱德蒙，并接济照顾爱德蒙贫病交加的老父亲。他在自己的货船频繁出事，濒临破产的情况下，仍信守借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善有善报，在莫雷尔陷入绝境，几近自杀时，爱德蒙慷慨无私地协助了他。这是书中“扬善”的主要段落。但更为惊心动魄的是书中”惩恶”的描写。基督山伯爵花了九年的时间，为他的复仇作了充分的准备。用不同的复仇方式来对付自己的三个仇敌。小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情节设计上除了卓越以外，还能想象出一些”非现实”的带有奇幻色彩的内容。就拿黑牢生活来说，爱德蒙与法利亚长老相邻而居就是个偶然，法利亚长老的逃跑计划偏偏出了一点差错，隧道贯通了两个人的囚室，这又是个偶然。法利亚长老学识渊博而且知道一笔巨额财富所在地，这似乎只是小说一种有意的安排，爱德蒙要完成自己“体面的”复仇，离不了学识和财富，而法利亚却两样都具备。而且法利亚有一种怪病，需要一种奇特的药水来治疗，这些内容显出独特的“神话”色彩；法利亚长老的死又为爱德蒙的逃跑提供了可能，如此等等，没有法利亚长老这一看似非现实的人物，小说就无法继续向前发展，爱德蒙也完成不了自己的”启蒙”生涯，从而由幼稚走向成熟，从无知走向有知。大仲马将现实和“非现实”糅合在一起，读者从来没有被骗的感觉，反而得到一种想象力超越现实的满足感，感受到一种”超人”的力量和才能，这正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特色之一。

总之《基督山伯爵》是一部叙事艺术杰作。糅合了浪漫传奇，故事新奇的多种叙述体裁的元素，写成了一部离奇曲折，充满叙述艺术魅力的作品。我们在欣赏时尤其应注意书中那种过分的复仇意识和对金钱崇拜的心理。

自小说问世以来作者的人生哲学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其中最著名的句子出现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世上没有幸福和不幸，有的只是境况的比较，唯有经历苦难的人才能感受到无上的幸福。必须经历过死亡才能感受到生的欢乐。活下去并且生活美满，我心灵珍视的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直至上帝向人揭示出未来之日，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基督山伯爵》被公认为通俗小说中的典范。这部小说出版后，很快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在法国和美国多次被拍成电影。100多年以来，这本书拥有了难以计数的读者。他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精湛完善的艺术技巧，博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小说出版后，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轰动，而后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在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被拍成电影。尽管这部小说问世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但它至今仍在世界各国流传不衰，被公认为世界通俗小说中的扛鼎之作。

大仲马，全名亚历山大·仲马，法国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杰出的通俗小说家。其祖父是侯爵德·拉·巴那特里，与黑奴结合生下其父，名亚历山大，受洗时用母姓仲马。他父亲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大仲马继承了父亲反封建传统，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专制；他憎恨和不满复辟的波旁王朝。他曾被视为拿破仑分子而受到歧视。他先后参加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和 1848年推翻七月王朝的二月革命。他曾两次被迫长期流亡国外，1860年他还去意大利协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作战。大仲马三岁时父亲病故，二十岁只身闯荡巴黎，曾当过公爵的书记员、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他因为拥护共和而流亡。大仲马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专政，憎恨复辟王朝，不满七月王朝，反对第二帝国。由于他的黑白混血身份，其一生都受种族主义的困扰，心中受到创伤。家庭出身和经历使大仲马形成了反对不平、追求正义的叛逆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