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德比

大连德比，是指中国足球协会举办的职业赛事当中，在同样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的两支同级别队伍的比赛。

大连德比

大连曾经出现过两次德比。第一次发生在2010年，大连实德队和大连阿尔滨队之间进行的中超联赛正式比赛。

大连德比

第二次发生在2016年，大连一方队与大连超越队之间进行的中甲联赛正式比赛。

在国际足球界，两支来自于同一城市(如米兰德比)或同一省/州/地区/(如罗马德比)的球队之间进行的正式比赛，便称为德比大战。广义来讲，两支在自己国家顶级联赛中占据最高水平的球队之间作赛，有时也会被称为该国的”国家德比“(如皇马VS巴萨的西班牙国家德比)。这就是大连德比命名的由来。

大连德比

第一届大连德比于2012年3月18日下午在大连市金州体育场进行，共进行两届，大连实德队一平一胜。

2012年11月3日，大连实德队在当赛季联赛末轮主场0-3负于贵州人和之后，正式退出中国足坛 ，而大连阿尔滨也于2014年11月2日在当赛季联赛末轮1-1逼平上海申鑫，因另一块场地上北京国安未能战胜河南建业，阿尔滨积分落后于河南建业队1分而惨遭降级 ，中国顶级联赛中的大连德比至此终成绝唱。

2016年4月10日15：30将迎来第三届大连德比，也是中甲联赛中第一届大连德比，大连超越对战大连一方。

1880至1945大连足球运动的草创期(1880-------1945)

在大连，数风流人物，不能不提足球!

在辽东半岛最南端，有一片依山傍海而生的大地，这里黄渤双海相拥，涛声拍岸，这就是因海而兴的港口城市——大连。大连不仅因美丽的港口城市而闻名遐迩，建国后也因被媒体称为“足球城”而享誉神州大地。

虽然包括相当的一部分大连人在内的人们都这样写这样说，由于建市才仅仅一百多年，大连缺少文化底蕴甚至是文化沙漠城市。但是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大连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先人居住，而且“千年金州，百年大连”以及“先有旅顺，后有大连”等说，足以佐证大连并非只有百余年历史，而且仅就海港文化和体育尤其足球文化而言，大连不仅不是文化沙漠而且属于底蕴相当雄厚的城市，试问哪个城市能以大比分战胜国家队?哪个城市球员为主组成的俱乐部球队夺得过亚俱杯冠军?又有哪个城市能为国家队输送的队员比大连多?大连籍无论哪一位国家队员都足足可以写成佳篇甚至一部书，集腋成裘就形成了大连足球文化的宝库，这里还不包括其他方面的大连足球人。

足球虽属运动项目，但细细吟味则乐趣无穷，热忱追求结果精诚所至其内涵则充满万千哲理。百年大连足球运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这种传统的力量、丰厚的底蕴形成了大连地区特殊的区位文化。大连人对于足球的酷爱程度，几乎达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地步。大连人对于足球简直就是难舍难割，可以说足球之于大连人生活中的快乐、悦心赏目以及奋发向上精神、大连人对于足球的认识甚至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创新的一种趋势。研讨大连足球的快乐，大有美不胜收之感。

现代体育的标志性起源应该是1863年在英国开始的现代足球运动，以及后来于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而早在1880年，清政府在旅顺建立北洋水师基地时，加之修建水师基地船坞，旅顺早就引用了就连慈禧太后都不曾尝到的自来水、设有路灯、海底电缆等标志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初具现代城市规模了。

大连德比

由于聘请了英国、德国等教官，外教们就将诸如体操、田径以及球类等项目作为辅助手段进行军事训练，由此西方现代体育开始在大连地区萌芽。加之北洋水师中的将校军官亦有多名曾留学欧美，所以也熟悉已经在英国开展起来的足球运动。

拥有不冻港的大连，由于战略位置重要，始终是列强觊觎的垂涎三尺的目标。日本军国主义和沙俄更是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两次在此发动损人不利己的战争，致使大连门户被早早打开。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1月6日金州城陷落，创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有200多年历史的南金书院(现金州区胜利路727号)被迫停课。

19世纪末，取代了日本在大连统治权的沙俄竟违约于1900年秋强行拆除了南金书院，并在原位置上建立了建筑面积1250平方米的俄清学校。1904年12月12日，俄清学校改为民立小学堂，该学堂开设有足、篮、排三大球以及体操、田径等项目的体育课。

那个时代由于航空事业尚不发达，而国际间的交往主要是通过航海来进行的，许多历史资料表明，全世界的港口城市往往都是现代足球开展比较早而且发达的地区，譬如伦敦、巴塞罗那、汉堡、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等。除了上述提到的清政府在旅顺建立北洋水师就已经开展了现代体育运动外，由于大连天赐良港，四季通航，旅行便利加之安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如此仙境历来为兵家所争之地。时值19世纪，大连的战略地位更令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不已，其中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发生在大连的两次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与沙俄先后占领了大连。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是年5月经过美国总统罗斯福斡旋，再经过日俄双方长达4个月的讨价还价，9月份在英国普斯茅斯签订了所谓“日俄停战和平条约”，据此日本取代沙俄抢占了包括辽东半岛的一切特权。1906年日本创办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接收了长春至大连得中东铁路，在石河驿设立了关东州厅，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在大连建成了掠夺中国物资的输出港。

大连德比

日本再次取代沙俄占领了辽东半岛后，大连港陆续对外开放，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商船进进出出大连港日趋频繁，大连港一度出现了少有的景气。大连也是因为紧靠黄渤二海加之良港，“近水楼台先得月”，如同中国上海、香港、广州、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一样，成为现代足球运动传入的较早而且出足球人才较多的地区之一。作为发祥于英国的世界第一运动的现代足球，历来受到人们普遍追崇。资料表明世界各地开展足球运动发达地区，大都与港口不无关系，无论是欧洲、美洲和亚洲，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当时航空事业并不发达，而航海则处于领先地位，各国之间的来往，多系船舶，港口城市就得天独厚了。这些城市得以舶来足球，完全是地理位置和港口文化所致。每当商船靠岸后，长时间在海上航行的年轻船员身体疲惫、生活单调，所以人人都想上岸后找地方娱乐放松一下，但是当时的大连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太多的可供娱乐活动的场所。于是喜欢足球运动的这些年轻人，按耐不住脚痒，就到处寻觅在离大连港不远的地方就近找个球场踢球玩耍。

20世纪初的大连，尚未开发，哪有现成的足球场?好在离码头不远的敷岛(今民主)广场一带，有一片小树林，那一带有一片空地，虽然不是正规足球场，但有足够的空地可以踢球，也让船员们高兴不已，于是这片小树林的空地就成为了大连足球的发源地。后来有人在那块空地处安上了两个杉木门杆子，画上边线，虽然不太正规，倒也可以分队打比赛了。

大连德比

大连当时还是以私塾教育为主，没有诸如上海圣约翰、南洋大学以及香港皇仁、拔萃、圣约瑟那样的学府，大连足球的初期传入纯属马路上的草根足球。

大连青年开初不谙此道，也没有形成像样的有序组织，临时凑起的球队，技战术且当别论，一盘散沙焉能不经常输给对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足球好像为大连人天生打造的赐物一般，人们不分老幼不仅喜欢而且大连人也富有足球天赋，后来竟形成了大连人不可须臾离开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外地人侃大山、摆龙门阵可以漫无边际，大连人生活中，总是离不开足球，足球是大连人生活中永恒的话题，大连足球文化也就此开始初成。

大连足球的初兴还离不开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催醒了民众觉悟,而且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传播，致使也起到了催生大连的新文化的作用,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革新运动。大连后来以体育名城响誉中外，是谁带头开创了大连现代体育活动呢?那就是老同盟会会员，爱国报人傅立鱼先生。

生于1882年的傅立鱼先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活动。1913年来连后，任《泰东日报》编辑长。这是大连地区最早的一份中文报纸，创刊于1908年11月3日，由大连华商公议会等出资举办。傅立鱼先生任职期间，利用该报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1920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发起组织了大连中华青年会。

从1905年起，日本殖民当局取代了帝俄侵占大连后，每年在五月第一个星期日都举办运动会，但却排斥中国人参加，中国人连开展体育活动的权力都没有了。于是，傅先生决心用中华青年会这个组织，来与日本人抗衡。他认为“民族兴亡之理，国家盛衰之迹，系于国民元气之消长。”他要向中国人灌输科技文化知识和增强大连中国人体质。他在中青会章程中写到，要让大连人“身体强壮，精神刚健”。

在中青会，当时设有体育部和武术部，可见当时对体育重视之程度，也可以看出大连早期有中国武术名城之称并非虚传。在体育活动中，最早开展的是游泳，这也是得利于近邻渤海、黄海之故。其它开展的而体育活动项目还有球类、田径等等。大连第一支正式建立的足球队，就是中华青年会足球队，简称中青队。经该会会员宋子仁、吕健生二位大连足坛先辈建议，于中华青年会成立翌年的3月10日宣布成立。组队初期全员37人，除了宋子仁、外商洋行的蔡寿山等外，大都是青年学生还有不少儿童。后来成为大连足坛名将的丛树茂、孙广深、孙广瑞、王兴普、周维璞、高常俊等，当时还都是少年。建队初期就是在小树林球场训练和比赛，比赛的对手也不强，都是临时凑齐的球队，实力较弱。后来增智学校、印联等队建立，与之交手还比较激烈，水准也相对得以提高。

足球既已传入大连，此项活动就被具有崇尚体育传统的大连人所接受。离大连码头比较近的附近地区，当时称为中央区，即现在的中山区，足球活动自不待说，后来就连其他开发出来的西岗、沙河口也常有足球活动。

20世纪初的大连城市地理是最初沙俄时代规划的，城市概貌是以“大广场”(今中山广场)附近路面以及向东的大连港地区构成了当时的中央区，人们称那是“街里”，这也佐证了大连就是建港立市的史实。

从大广场向西，就是“西广场”(友好)，再向西就是青泥洼了。那时青泥洼还是个小渔村，有小河通过，所以建了青泥洼桥。后来在青泥洼地带建立了火车站，其向北不远处就是大海了。那时大连西部大都没有开发，现在挺繁华的广电中心一带还是个叫刘家屯小山的屯子。至于后来建成的旅大体育场一带叫谭家屯，总之，还很荒凉，都是农村。再后来经过开发，才形成了现在的西岗、沙河口区等市内新貌。当时空地不少，中央公园(后叫过老虎花园、即劳动公园)、刘家屯小山(中山公园)、赤十字医院(今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以及市政府南面的二中、西面的露天市场(市法院旧址)，都是中国人常去踢球的还地方。

大连市内虽然早就有建立体育场的记录，但是由于棒球是日本的国球，1923年建成的第一座体育场却是日本人的满铁棒球场，即现在的铁路体育场。其后，鉴于大连地区田径与足球的发展，日本人打算长期霸占统治大连，殖民当局的关东州，就在当时称为谭家屯的地方，即现在的奥林匹克广场南边的五四路一带划定了占地约六万四千二百二十五点四十平方米的地盘，建筑一座适应多项比赛、训练综合性现代体育场，其中包括一座标准的足球场，足球场东西走向，长102米，宽65米。体育场可以容纳近两万观众，这在亚洲当时都是一流的体育场。满铁投资了大约32万日元(时币)，日本体育界的泰斗、时任满铁体育顾问的冈部平泰负责监督施工，据说事前还经过风水先生测量过，称此处为“风水宝地”云云。

当时除了内场外，还在北侧的外面建筑有四座简易足球场，即除了现在的东西外足球场外，在西侧的两座外场已经改成了居民区。其中东外场是日本人经常打橄榄球(RUGBY)的场所。当时称旅大(谭家屯)运动场，即后来的大连市人民体育场。体育场建成后，曾在1926年举办过日本与法国田径对抗赛，后来美国田径队也来到大连与日本队进行了田径比赛。

1927年在此举办了东北地区首场国际足球比赛，由大连中华足球队(大连中青队和隆华队混合组成，队长为罗仙樵)迎战来访的日本国家队(早稻田大学队)。赛前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当时中银行长张家鏊的千金还为比赛献了花(照片)。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大连体育场举办过多次国内外重大足球比赛，包括80年代当时担任国际足联主席的阿维兰热先生也曾于1985年在此处举行首届国际足联柯达杯少年(U16)世界锦标赛时，莅临了大连体育场。但目前正在改建为大型商业区，实在可惜。

1921年中青队大旗一竖，一马当先，引来万马奔腾之势，先后陆续建立了一批足球队，诸如商华、隆华、工华、华青、印联(泰东日报、满洲日日新闻等报界组成的球队)以及中华工学会等足球队。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初期建立的大连足球队名多带有“中”和“华”字，这是因为殖民当局不仅在政治上压迫迫害、经济上剥削压榨，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奴役大连人。大连人就偏不信邪，硬要起个带民族特色的队名。当然，这也引起了殖民当局的干涉，中青队后来就被逼改成了“大青队”，新秀华青队也被改成了“新青队”。气的该队创始人之一的王杏林(即闻名大连的老艺人王小辫)，非报此仇不可。由于傅立鱼一再伸张正义，他本人和中青队遭遇的迫害更深，甚至被投进监狱，最后不得不离开大连，但是福利余先生对于包括现代体育在内的大连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则是应该永远铭记的。

1923年12月4日大连举行了“全满足球大比赛”，所谓全满也只不过才4支球队：奉天(沈阳)医大、旅顺工大、大连西人团体和中青队。中青队是4支球队中唯一的一支中国人球队，由于建队不久，水平还不行，没有取胜一场。大连人都引以为耻。中青队做到了知耻而后勇，发誓一定要打败外国人球队。于是开始了艰苦的训练，通过与外国人球队的不断比赛，开始由屡战屡败，逐步在身体素质以及技战术水平方面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再与外国人球队交手时就开始取得了胜势。

另外，20年代初成立的商华队，由于建队者赵宋祥和温恒宁常与外商船队打交道，所以许多比赛，都是通过他们与外轮联系促成的。商华队由于经常和外商队必赛，水平也提高较快，更适应与同外轮比赛，这个情况类似于4、50年代与苏军驻旅大部队与旅大红黄队、造船、远东电业等队比赛的情况。

1925年，中青队曾与后起之秀隆华队交手四次，先后以6比0、3比0和1比0击败对手，没让小弟弟占到占便宜。但最后一场双方打成了0比0平局。

是年10月，大连奖学会体育部举办了一次足球比赛大会，邀请了东北、山东等地的一些球队参赛，中青队预赛时获得小组第一名，决赛时负于了山东益文队，能打入决赛让全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中青队的胜利，引起了外国船队的关注，停泊在大连港的外轮船队都前来挑战，这就形成了几乎节假日都有比赛的传统。开初双方还是互有胜负，但大连人实在是具有足球天赋，通过不断的比赛渐渐掌握了足球技术，实力提升很快，这时仅仅靠一只船的外轮球队，往往总吃败仗，于是外轮就联合组队与中青队比赛，但是中青队还是能够取胜。看看1926年的几场比赛结果，就会得出上述说法不虚的结论：譬如1926年6月15日6比1胜英商太古轮队, 6月21日2比1胜日本基督教青年会队，9月1日2比0胜日本大连第一中学，9月28日6比0胜英商船联队。中青队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家住体育场周围的居民，每逢有中青队比赛，都组成啦啦队前往应援，如同现在的球迷一般。送茶送水，以示关怀，足球离不开拥趸，球迷是球队的第12位队员和衣食父母。于是中青队当时名噪一时，“旅大各团体及欧美各国轮船上之白种足球健将莫不知本会体育上有相当之成绩”(青年会事物一览表)。

1927年中青队与参加远东运动会后顺访大连的日本国家足球队(早稻田大学)以及驰名欧洲的意大利海军舰队足球队都交过手，相继小负对手。1929年该队在全市秋季足球循环赛中，大胜满铁队，1932年再次获得全市联赛冠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殖民当局加紧了对大连的统治，迫使中华青年会更名为大连青年会，足球队也改成了大青队。傅立鱼更是在1928年7月，殖民当局以政治结社的罪名将其逮捕，关进监狱，后来又强行驱逐出境。1934年该会合足球队也被迫解散。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青会一度恢复活动，为庆祝大连市民主政权的建立，中青队12月举办了冬季足球比赛，获得冠军。然后在1946年8、9月期间，为庆祝日本投降和九三胜利，中青队也举办了足球赛。1948年下半年，由于有关部门对体育组织进行了登记、整顿，建队20余年的该队也就此解散。历史上的中青队，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大连足坛名将：祁福祥、陈家云、陈柏生、毕文金、宋发良、王铭堂、李宝意、马成美、刘文庭、白永兴、蔡寿山、刘仁秀、李永新、孙德信、夏树福、孙承祺、孙承祀、庞大可、周维璞、孙广琛、阎承宽、张君文、朱秉琦、朱长茂、张玉珍、崔里命、刘鸿儒、贾广会、夏元会、王思齐、陈治法、邱受德、段全图、安邦有、王清汉、杨振增、郑广禄、张仁贵、邓永超、安之鹄、朱秉昆等。

受中青队影响，当时一支常在今劳动公园附近踢球的年轻人组建了名称为“老虎”队的足球队，现今古稀以上老者大都认可老虎队。何为老虎队?原来劳动公园当初叫老虎花园，倡导建队者是大连足坛先辈罗仙樵老先生。关于罗仙樵先生对于大连足球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他是大连足坛不可忘却之师。罗仙樵自公学堂毕业后到华商夜校补习英语，该校校长姓傅，也是很喜欢足球，也组建了一支校足球队，已经踢了几年足球而且悟性颇高的罗仙樵自然就成为了其中一员战将。

世上任何一项事业大凡若想成功，须有知识为根基。罗仙樵精通日、英双语，凡与西洋船队比赛，皆由他用打字机形成英文邀请函，后来罗仙樵在上世纪80年代主编出版了《中日体育词汇大辞典》等等足以证明这是一位知识很渊博的人，大连足球有此人，实在万幸。

1925年老虎队更名为隆华队，自然隆华队树旗，也为队名绞尽了脑汁。既要宣扬正气还要不被殖民当局找借口取缔，难度不小。身为队长的罗仙樵的确睿智过人，恰好该队拥有数名正隆银行职员譬如郭义达、刘宜昌等，就利用这个名义，假借正隆银行华人队名义搪塞过去，其实暗喻“兴隆中华”之意。由此不难想象大连足坛先辈良苦用心之一斑。这也旁证了足球人不都是后来人们贬低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真正有所作为的足球人，应该是武庙文人。

当时国人对于现代足球规则以及其相关知识知之不多，难免不出一些乱象。于是罗仙樵函购了英人麦克乐所著《足球》一书，继而从中华体育协进会购进《足球规则》，从日本订阅了《朝日体育运动》。在与英人球队比赛时，获赠英国《足球年鉴》。博览群书后，茅塞顿开，正是罗仙樵奠定了大连现代足球理论基础。

隆华队建队后，罗仙樵根据所学足球知识和大连足球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约法三章的建队原则：

一，凡入隆华队者，不得再入其他球队;

二，比赛中不得有粗野动作;

三，尊重裁判，即使裁判判错了，也必须遵守。

这三章也是因为当时大连踢球的人员不是很固定一支球队，经常更换球队，这第一条就促使隆华队在组织上得到了落实，不再是一盘散沙了。第二、三条就是鉴于当时踢球者不懂体育精神实质，普遍现象是为了取胜不择手段，发现对手主力后，往往为了取胜，先使用非技术动作放倒再说，打架斗殴、甚至追打裁判事件屡有发生。那时也没有类似足球联盟、协会这样的组织，裁判也是临时找来充任，不很懂规则，甚至滥竽充数的也有。更有的裁判自以为是，胡吹乱判，如同职业联赛出现的黑哨一般。那时的裁判出的笑话能让人笑掉大牙：明明防守一方在自己的禁区内犯规，却判到对方禁区罚点球，可见荒唐至极。当队员提出质疑时，裁判不但不听还总以为“我是天王老子，我说了算”!当然年轻人一激动，发生追打裁判的现象也就出现了。裁判还觉得挺委屈，干脆就挂哨不吹了。这约法三章，即使在今天，许多职业球队也没能做到，大连足球先贤的行为实在令人敬仰。

约法三章的隆华队，的确有个好队风，并形成了好传统，全队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隆华队从建队到解散有20多年的历史，不仅战绩彪炳，涌现了大批人才，还因为作风良好，口碑极佳。后来的新秀华青队就是以隆华队为榜样成为了大连足坛一支优秀队伍，再后来大连红黄队学习华青队风格、大连第一支少年队又以红黄队为榜样，这样大连足球优良传统就一代代传承下来了。

隆华队成立后的第二年5月，在第五次中华运动会召开时，中青队约战隆华队在大会闭幕式上表演足球赛事。后来大凡运动会都要搞足球比赛成为传统在大连延续下来，今日大连无论厂矿企事业单位或者学校，一般举办田径运动大会时，往往都增添足球表演赛，增加乐趣不小。

得知中青运动会有足球表演赛，远在沈阳的冯庸先生特意赶在赛前，捐赠大银杯一座，刻有：“勇冠三军”四个大字。赛会规定此后每年举办中华运动大会时，都举行足球比赛，连胜三次者，将永久拥有此杯。长江后浪推前浪，结果从未战胜过中青队的以罗仙樵为首的后起之秀隆华队出人意料的2比0完胜老大哥，捧得奖杯，于是声名鹊起，逐渐取代了中青队的足坛霸主地位。

据罗仙樵回忆，那场比赛的观者竟多达2万余众，对于后来大连足球发展影响很大。自此开始，当时的《泰东日报》特聘请了旅顺工大学生、中青队员王兰，兼任该报体育记者，专门报道体育尤其足球消息，王兰则成为了东北体育记者第一人。

关于此战的经过如下：

1926年以前，中青队与隆华队的4场比赛为3胜 1平(6比0、3比0、1比0 和0 比0)，以为获胜捧杯不成问题。后者在一次次的交锋中，虽然没有赢过对手，而且也没攻破对方球门，但却在一点点的进步。那场比赛观众人山人海，当时双方还组织了啦啦队，备有洋号和大鼓。隆华队前锋郭义达在争顶中被踢得头破血流的情况下仍顽强的带球突入禁区先拔头寨领先1球，最后2比0完胜捧得了奖杯。

赛后当时的球迷啦啦队长叫王永盛，他会吹号，就建议捧杯游行。于是罗仙樵捧杯在前，队员、球迷列队随后，鼓号齐鸣从当时刚刚建成的满铁运动场(今大连铁路体育场)一路经过东关街、新开路，来到了大龙街的一家饭店，爱好足球的老华美经理成衍文先生在此为隆华队设宴祝捷。成先生特别偏爱隆华队，因为他们踢球很文明。这与罗仙樵建队初期就约法三章不无关系，到40年代后期解散为止，该队在20多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严重犯规动作。因此不仅球踢得好，而且球风很正，一提老隆华队，大连老球迷都很佩服这支球队，这正是大连足球优良传统的体现。每逢隆华队比赛，成先生都派车送饮料，后来他又开了一个鞋店——谦益号，隆华队再也不用从天津利生等体育用品商店函购足球用品了。想想看，20年代大连就有杯赛后举行游行还有企业家赞助球队，该是多有意思的事情。从此大连足球比赛不断，隆华队一年也能打20 多场比赛，还与外国队比赛。虽然冯庸杯因故只举行了一届，从以上的描述不难看出其对后来大连足球发展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927年参加远东运动会的日本国家队(由早稻田大学代表)，准备回国前顺访大连。中青会得知消息后，由于该队已经输给了隆华队，就建议联合组队迎战。结果一是配合不熟练，二是都有做客思想，结果两场比赛都输了，而且是大比分失利，当时的泰东日报记者王兰形容是“大开门进”。赛后，善于思考的罗仙樵得出结论，足球是靠团队精神取胜的，光有技术没有统一意志不行，更何况缺少配合训练时间仓皇组队的比赛往往打不好。于是在1929年日本足球冠军拓殖大学来连访问时，隆华队就单独迎战，结果以7比0 大胜对手。那一场比赛，对方竟一场比赛连换了三位守门员，仍旧不断被攻破球门，被打成了筛子。好消息传开后，很是令国人扬眉吐气。应援者(拥趸们)竟打起鼓乐沿街游行起来，足见其盛况绝非一般。看到大胜后的隆华队，大连人那个高兴劲儿，真如同过了大年一般。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真是大涨被奴役的民族元气，即使在那时，也足见足球在大连人们心目中是何等地位!

当时由于大连地区处于日本殖民当局统治下，与关内足球交往不多，所以要学习先进的技战术全靠自己琢磨。当时英国在上海有一支东洋舰队足球队，队中拥有多名曾参加过英甲联赛的队员，实力不同一般，即使在上海滩也很有名气。该舰队每年夏天都到大连避暑，1928年至1930年曾与隆华队约战三次，头两年隆华队分别以0比3和0比1输掉了，但差距在缩小。第三次双方打成了2比2平局，可见隆华队在逐年进步。关于这场比赛罗仙樵特别提到了来自旅顺高公的蔡宝珠的优异表现：蔡宝珠不仅足球技术出众，而且是位出色地篮球中锋，田径健将，短跑、高栏和跳高都很突出。那场比赛异常激烈，当双方打成2比2时，有个镜头是英队有位队员足球靴子掉了，当危急关头看见来球时，来不及穿靴子，竟光着大脚丫子把禁区里的皮球开了出去。最后时刻英舰队一记远射，由于隆华队守门员已经失去重心，眼看着皮球就要飞进球门，这时只见打后卫的蔡宝珠说时迟那时快火速奔向球门，跳起来一个直体后空翻的凌空倒钩将球打过了中场。当时就连英队舰长都看呆了，先是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然后回过味来才带头鼓掌，极为欣赏心服口服。那个年代中国隆华队就有如此队员，不能不让他深表惊讶。建国后第一任国家队中锋、同是隆华队队友的郭鸿宾教练一提到蔡宝珠的名字，总是赞不绝口。本人的朋友也是建国初期旅顺足坛名将、后来的国家级裁判曾担任过全国足球甲级联赛裁判工作的蔡宝珠后人——蔡朝本老人曾谈到过他的四叔蔡宝珠先生的事迹，确实是位体育很全面的人才，可惜仅仅28岁就因患有肺病英年早逝了。

隆华队在与外国球队比赛中学到了WM式以及3后卫打法，特别是与英国海军“沙佛克”队学到了三角短传渗透战术，打法就多样化了。有与隆华队的不俗表现，那时英国媒体也开始介绍大连足球了，将隆华队翻译成了“龙花”(DRAGON FLOWER),由此不难看出大连足球兴盛之一斑。1932年英国商船队哈特号前来约战被隆华队2比1击败。

隆华队不仅成绩彪炳，而且人才辈出，新中国第一代国脚郭鸿宾、王寿先、王礼宾等都是出自隆华队。更重要的是其良好作风，在大连足球界播下了种子。

看到大连人如此钟情足球，日本殖民当局也开始关注足球了，1927年也成立了满铁队。加之当时观众秩序混乱，每逢罚点球时，竟将禁区内围得水泄不通，往往致使比赛被迫中断，如果有个组织出面维持情况可能就会好些，于是建立足球机构的想法产生了。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将足球也掌控在自己手中，抛出了凡是加盟联盟的球队，可以进体育场内场打比赛的优厚条件，几经磋商，于是就在1932年成立了“大连足球联盟”。当时中青、隆华和满铁三支球队各出一人担任理事，而理事长则由日本电车公司总经理山冈担任。大连足球联盟当时制定了章程，并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行一次单循环的联赛。甚至提出了为了补助经费，开始出售门票的方案，从1933年至1937年在这些联赛当中，隆华队是历届冠军得主，未曾败北。

1936年，满铁总裁捐赠银杯一座，起名为满铁总裁杯赛，每年举办一次联赛，奖给获得冠军的球队，并规定连获三次冠军的球队可以永保此杯。1936、37赛季隆华连获前两次冠军。满铁为了能够打败中国球队，特从国内调来了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中锋本田长康(早稻田大学)、参加过奥运会的守门员缬(读音XIE)缬八郎等半个国家队班底，增强实力，以期打败隆华，但照旧输球不误。

1938年第三届满铁杯举行前，因为隆华队主力队员譬如李国瑞、郭义达、蔡宝珠、谭学高、郭鸿宾、孙世宽、邓永福、李成平、王克俭等都被伪满洲国队抽调走参加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实力受到了影响，结果被后起之秀工华队击败，失去了夺取满铁总裁杯3连冠的良机。进入40年代初期，流亡新京(长春)的部分主力回归，加之又一批新秀的涌现，隆华队又先后获得了关东运动会冠军、1941年和1942年连续两届的大连秋季比赛冠军。日本投降后，该队复出，获得了1946年庆祝九三胜利大型足球比赛冠军。1948年因为全市整顿社会体育组织，8月11日该队登报声明：今经全队集体决议，将球队更名为新华足球队，从此驰骋大连足坛20余载的隆华队就此偃旗息鼓。不过，这支球风球德球艺口碑俱佳的队伍留给大连足球一笔宝贵的财富。

20多年期间，先后在隆华队效力的除了上述提到的人员外，还有：刘宜昌、傅宝瑞、张文焕、耿恩华、吕作福、刘向真、夏树福、孙福德、孙德尊、孙世法、陈英凯、战风台、王寿先、谭学荣、杨水清、邹国裕、高荣楠、耿琦、文安福、魏中华、朱永寿、李大年、王鸿云、王鸿林、宋志红、孙世铎、温定国、李永顺、张吉才等等数十人。其中郭鸿宾、王寿先和王礼宾三人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国家队队员。

进入30年代，大连足球有了较大的发展，球队多达几十支，比赛不得不分一部、二部、三部(即甲乙丙)级别举行。当时的大街小巷野地广场到处可见踢球的人。有人形容当时可以说球队林立，比赛之风此伏彼起。这些球队中有常年存在，成员稳定，有赞助者牵头，有资金保障;也有的是松散组织，赛时即聚，赛后各分散，但总有核心人物保持联络，如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般。这些民间自发组织的球队，使得大连足球热潮兴起，也是广大民众抵制殖民当局的一种利器，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殖民当局企图把体育纳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阴谋。当时除了中青、隆华、满铁以及后来也加盟足球联盟的工人为主组成的工华队外，不算高公、工大、商学堂以及金县、旅顺等球队和各中小学的球队，还有商华队、印联队、启正队、运友队、师同队、少年为主的华青队、三井队、交通队、斯巴达克队、税关队、社华队、三菱队、熔友队、克斯摩斯(宇宙队)、国际队、体育队、消费组合队、满星队、关东队、奖学会队、新华队、中联队、满工队、研友队、育英队、沙勇队、西青队、香青队、南青队、柳青队、老青队、岭青队、昌光队等等。从上述球队的名字，不难看出30年代大连足球的兴旺程度如何了。

大连足球四强之一——以工人为主组成的工华队

大连工华队是上世纪20年代末期由大连工业株式会社的工人为主组成的一支工人足球队。受社会开展足球的影响，该厂工人也和喜欢足球篮球等活动，其中王国章、薛继昌等足篮球水平在大连都小有名气。既然工人们喜欢足球，从大连商业学堂毕业的也喜欢足球的当时在该厂营业部工作的胡家显，投其所好，就牵头开始组建足球队，并出任这支球队的领队。到了30年代后期由于该队实力增强也被吸收为大连足球联盟的第四位成员，胡家显成为理事会成员之一。工华队建队初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得到了该厂工人的捐献，再有就是工厂附近的油坊掌柜的姓周，爱好足球也给予了支持。

大连工业株式会社是个日资工厂，共有4、500人，主要生产供给满铁需要的一些产品，譬如家具、被服、篷布等。开初工人爱好足球也只是在厂内空地随便踢踢而已，后来经胡家显与薛兰亭、王庆志等协商，组建了球队，取名工华队。平时训练主要由队长段全图(曾任建国后旅大红黄队队长)、郭文才负责。因为工厂就在西岗公学堂(现大连一中)北面不远处，他们就经常到公学堂操场训练。因为都是工人，白天还要上班干活，训练只能安排在早晚的业余时间进行。不管五冬六夏，为了尽快提高技术水平，队员们都是在早晨4、5点钟就到了公学堂训练。想想看大连足球先辈为了提高技术水平以期在比赛中展现风采，是多么的艰困奋斗和不易啊。就这样坚持了几年后，随着一批有实力的队员加盟，该队开始参加一年两次的全市春秋联赛。该队的高峰期是出现在1938年击败了隆华队夺得了第三届满铁总裁杯之后，紧接着到1941年期间连续几次获得全市比赛冠军。当时的大连足坛四强是隆华队和工华队，中青队和日本人组成的满铁队相对实力较弱。1941年5月工华队以1比0击败了伪满洲国队，一时传为佳话。

1939年另一支也是由工人组成的足球队——启正队，在1941年全市足球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20世纪20年代不仅大连市内足球得以开展，也传入了郊区的金县、旅顺。当时金州公学堂在石洪玉、刘声源、孙长运、赵维纯等老师的带动下，经常在午休时间踢足球，其精良的球技经常得到学生的喝彩，这些老师可以说是金县足球的开拓者。学校的足球运动很快波及到社会青少年，于是自发的组织球队，足球运动在金县得以开展起来。金县最早的一支足球队成立于1932年，就是尙铁队，后更名为尚青队，主要骨干是李斡青、吕作琳、曹永福等人。加入该队先后有孙德信、曹立中、曹立范、曲福顺、刘燕、张厚基、陶其深、于春荣、潘洪恩、朱锡祚、郝传玺、姜殿宝、苏大年、于孝芬、赵元一、赵怡远(赵鲜凤)等。30年代后期，金县队曾与大连足球数次交锋。该队创始人之一的李斡青因经商发了财，便赠捐了银杯一座，举办金州足球比赛大会。参赛球队有尙铁队、金州公学堂队、金州农业学堂队、锦州内外棉株式会社队，结果金农队获得了冠军，作为赛会主席的李斡青向获胜队颁发了银盾。1939年尙铁队更名为尚青队后开始参加大连市民足球比赛大会。在有15支球队的比赛中，先是获得小组第一名，接着在决赛中又以2比0战胜了联中队，获得了冠军。但在1943年曾迎战来金县比赛的隆华队，尚青队虽然奋力对决，但终因实力不济还是0比3败下阵来。当时金县的金农队、金州公学堂队也经常与来自大连、旅顺的球队比赛。金州公学堂的主力是：队长陶其深、张毓祥、周永财、于春源、刘岱臣、李庆有、张德山、吕世发、宋岱展等人。从中，也出现了一批名手，新中国成立后的八一队的赵鲜凤、朱锡祚，东北体育学院的由忠恕、姜殿宝(东北队)等。

自古英雄出少年，中青队建队初期就有半数球员为少儿队员。20世纪初大连地区还没有像样的学校，国人主要是靠私塾学习文化。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在大连建立一批学校，一批公学堂出现了，于是孩童们学着大人摸样开始踢球了。当时在旅顺先后建立了寻常小学、旅顺二中(即高公，一中为日本人学校)、师范学校、警察学校、工科大学等。

建立于1921年的旅顺二中学当时是辽南地区的名校，学制5年，中学部招收高等公学堂毕业生的中国男学生，招生考试竞争激烈，只有学习好而且家庭条件殷实的学生才有机会进入该校读书。1931年，与“旅顺师范学堂”合并成立“旅顺高等公学堂”。这是所体育名将辈出的中学，参加过奥运会的刘长春、郭杰、旧中国第一个跳远突破7米大关的刘用栋(刘毅)都曾在此就读过。该校的足球队早在1926年就建立了，是当时大连第一所建立足球队的中学。进入30年代中校际间足球比赛始终不断，在中学足球比赛中，旅顺高公战绩辉煌，颇有名气，曾从1931年至38年连续获得全市中学足球比赛冠军，还连续5次夺得由《满洲日日新闻社》举办的全满洲中学生足球联赛冠军称号，被誉为“三十年代大连中学生足坛霸主”。先后入选过旧中国、伪满洲国、新中国足球队的就有夏树福、谭学高、蔡宝珠、李朝贵、邵先凯等等，都出自该校。尤其以夏树福为首的孙德信、孙承祺、孙承祀、李永新高公五虎前锋，堪称厉害，同时加盟了大连中青队。蔡宝珠、文安福、朱永寿、于世序、李国瑞、谭学高等则加盟了隆华队。鼎盛期的高公足球队，战绩辉煌。每年一度的中等学校体育大会足球比赛中，往往都是以大比分获胜夺取桂冠，曾有过一场比赛大胜日本一中足球队15比0的惊人纪录!足球打出了篮球比分。40年代以后，随着大连学校足球的兴起，高公足球队主力的流失，此消彼长，高公队实力开始下滑，虽然与冠军无缘，但是，其精湛的球艺仍然让人们津津乐道。当时旅顺高公足球虽然有名气，但也受到当局不少迫害。1928年因为该校参加一年一度的旅顺战地接力式(RELAY RACE)马拉松击败各支日本学生代表队勇夺冠军，而引起殖民当局不满，当时管理学校的日本人对于二中战胜了日本学生耿耿于怀，开始打压中国学生。一次竟把三年级的一名足球运动员的球衣鞋袜都扔进了垃圾箱，还大肆辱骂中国学生，于是激动的学生打了日本舍监，被学校开除了。为了表示学生的极度不满，在董秋农(原名董万丰，1910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二十里堡韩家村。1937年9月参加了八路军，在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长。1939年10月，在山东陵县陶家伏击日军战斗中牺牲，时年29岁。)的带领下，张有萱(后任大连市领导、国家科委副主任)等人发动了全校学生大罢课，罢课持续了19天，才由于军警的出动而被迫结束。

高公队还有一位打中场的队员，名字叫于世序，家住黄泥川。不仅有速度、而且柔韧性极好，异常灵活。他不仅代表学校比赛，而且是隆华队的主力前卫。特别是盯防能力很强，如果对方主力得分手被他盯上，就如同胶皮人似的形影不离，就像贴膏药那样，想摆脱那就太难了。罗仙樵曾形容他，即使身体失去平衡倒地前也能从对方脚下抢前鱼跃把皮球顶走。所以引得看球人竟给他起了个“胶皮人儿”的美称。于世序看不惯日本人的法西斯教育，就中途退学考进了烟台益文学校。日本警察却不放过他，天天到他家去纠缠，“为何不在旅顺念书而到山东?”非让他回来不可。老实巴交的父母亲受不了惊吓，只好找他回来。由于不甘在日本人的铁蹄下生活，他竟患上了抑郁症，学也上不了，整天就是到星阁浦(星海)公园去洗海水澡(游泳)。一次因为在沙滩睡着了，当醒来时已经是午夜斗星满天时分，因而得了风寒病，从此卧床不起，最后两耳失聪。当罗仙樵得知情况赶往前去看望他不久后就去世了，实在令人惋惜。 1938年以后，高公队主力队员大都毕业离校，另一支中等学校足球队、大连商业学堂足球队开始雄起。在当年的决赛中，双方经过120分钟比赛仍旧不分胜负，最后经过抽签，商学堂队第一次夺得冠军，其后就逐渐取代了旅顺高公的霸主地位。此后大连商业学堂队又连续获得39 、40年两届比赛冠军。其中1940年5月曾0比0逼和了来访的伪满洲国队，一支中学生足球队能有如此战绩，足以说明大连足球的实力非同一般。

另外，大连协和实业学校足球队后来实力增强，1941年战胜了大连商业学堂队，获得了中学生比赛冠军。远在金县的金农、金商足球开展的也很活跃。

从小孩队发展起来的后起之秀华青队

除了中学足球运动广泛开展外，当时大连小学生足球活动也很普及。后来成为大连足坛四强

之一的华青队，开始就是由小学生组队逐渐发展起来的。那时孩童们在学校踢的都是旧的棒、垒球、软式网球、甚至线球、棉花球，当然也有胶皮球。课间操满操场都是踢球的男孩子。还有放课后街头胡同两块石头或者书包一摆，就是球门，一踢到天黑才尽兴回家。沙河口、西岗、秋月町、土佐町、秋月町、海茂屯、水师营等公学堂都是经常参加全市小学生比赛的主要学校。当时较强的球队就是沙公和西公，这个传统几乎一直延续到今日。

1931年有位木匠师傅，叫王温厚，别看他不会踢球，但是很爱好足球，而且眼光远大，于是他就都出物色会踢球的小孩，把一批10岁左右的小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小孩队。练了几年后，小队员们都特的像模像样了。1935年由于生活所迫，他远走黑龙江，临行前，就连盘缠都是小队员们的章帮助凑齐的。这时候，队员之一的王清汉(足坛名宿)的父亲、老艺人王杏林(王小辫)和饭店老板卢玉和二人开始接手组队，就形成了著名的华青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过十年努力，该队曾在1940、41两年连续战胜工华队夺得冠军，成为大连足坛的一支新秀。 1945年光复后，该队复出，在市内的历次比赛中，都战绩不错。50年代的大连国脚马绍华、丛安庆、孙福成、袁吉发以及大连足协第一任主席刘玉田等都曾在这个期间效力于华青队。

进入40年代后由于战事不断加剧，殖民当局更加紧了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民不聊生，大连足球开始第一次出现了挫折，步入低谷。但是由于喜欢足球的传统已经形成，青少年们经常在街头踢球，还是出了一些好手。

1945年樱花节前夕，满铁队得知在满铁冶金研究所工作的马绍华，与经常在街头踢球的伙伴是一支不错的球队，于是为了庆祝樱花节，联系他要与街头队比赛。也是因为年轻气盛，马绍华就立刻答应了。哪知回去找街坊邻居大哥、华青队的陈勤(东北风主力队员)一商量，才知大事不好。原来满铁队不仅有一定实力，而且蛮横的不允许其他一般球队赢他。因为此前一年就是因为华青队击败了满铁队，当时的体育联盟就找茬强迫华青队更名为新青队。于是陈勤领着马绍华去找华青队组织者王杏林老艺人商讨对策。王老先生本来就对逼迫更换队名耿耿于怀，沉思半晌后愤怒的说：“本来就难消更名之气，这次被逼上梁山，只好豁上去了，来他个假戏真唱!”原来王老先生安排原华青队主力以连友队名义出战。结果上半时打平了，满铁队中场休息时就来质问马绍华为何派华青队队员并穿华青队队服比赛?马绍华就回答说，马路队没有队服，那些华青队员也都是街头马路牙子从小一起踢球长大的伙伴，就应对过去了。岂料下半时连友队凭借陈勤的入球最后2比1击败满铁队后，大祸就来临了。霸道的满铁队，本想拿街头队开涮，在节日里输球让他们很不爽。于是恼怒的满铁先是把马绍华开除了，然后又把他抓去当劳工。正巧押送到火车站等车时，也是因为马绍华多才多艺的缘故，他不但会武术还打得一手好网球，混乱中有位打网球时结识的日本人松木暗示他快跑，机灵的马绍华心领神会借机溜之乎也。即使如此他也不敢回家，跑到一起学武术的大师兄“玉田商店”的老三家里，一待几个月，直到日本投降才开始出头露面。当时的邻居陈勤大哥就惨了，因为被发现家里有白米面，这还了得!当时根本不允许中国人吃白米洋面，只能吃棒子面，于是当成经济犯被投进了监狱。还是王杏林老人办法多，联系人广，一再托人才得以把陈勤保释出来。马绍华如果不摆脱当劳工的灾难，新中国还真缺了一位传奇式的国门。

1945年日本投降前，虽然大连足球人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一再刁难，但是足球运动项目既然已经传入，就埋下了种子， 深入人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大连足球的传统终于在日本投降后，从民主建政时期就得以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