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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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而他的民主法制理论则是这一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集中体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和党的各种文献之中。早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提出了加强法制的大政方针，指出“为了保障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1989年，他强调“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992年春，他在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中国共产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２４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２０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最重要的是要澄清被搞乱的理论是非，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伟大成果。
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1956年到1966年，我国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也发生过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在内的一些错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果断地纠正了这些错误，深刻地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同时又继承了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伟大成果。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这一崭新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引导群众的这种创造。他领导我们党从总结群众成功实践的经验中，也从总结工作的某些失误的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把经验上升为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伟大成果。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 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一定的质变( 即哲学上所说的“部分质变”) , 由传统资本主义转化成现代资本主义, 获得了一些带有本质性的新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前称为帝国主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再必然引起战争, 它们相互打仗反而变成不可思议。简单说来, 这是因为: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的改良与改革, 抑制了垄断资本以军事手段对外扩张的倾向; 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相互依存与一体化的加深, 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俱损俱荣的格局中; 经济成为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重点, 本国的民主化和殖民地独立,
二是现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改良, 使一些妨碍发展的因素得以消除或减弱, 一些固有矛盾趋于缓和, 因而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一定意义上社会革命的作用, 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不再是/ 垂死的了。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和管理、资本的更加社会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收入与分配的调节、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等, 大大缓和了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作为这一矛盾的反映、为马克思揭示的/ 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0 、/ 资本主义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0 , 也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企业的改革与调整、信息化的发展、国民收入一定程度上趋于公平的再分配等, 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 使危机受到限制, 周期有所变形。虽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 有时还会激化, 造成经济与社会的危机与动荡, 但总的看来, 不断的改革和调整还会使它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 并在世界经济与科技中继续居于统治地位。由于资本主义还有比较强大和持久的生命力, 所以战后没有, 今后相当时期也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足以影响全局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次, 殖民体系的崩溃和第三世界的兴起, 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面貌和人类历史进程, 占人类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成了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主要力量。二战后, 一方面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严重削弱, 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了; 另一方面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遍布全球, 百余个国家先后取得政治独立。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 标志着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在两极格局中既是美苏争夺的对象, 又对它们的对抗起到一定的平衡和制约作用。正像党的十二大报告所说, / 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0它/ 大大改变了超级大国可以任意摆布世界命运的局面0 。例如联合国作为美国表决机器的情况就一去不复返了。70 年代, 第三世界国家在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 还掀起了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高潮。进入90 年代, 西方大国又在惊呼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据国家统计局数字, 1979 ) 1997 年,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高出发达国家一倍。虽然现在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 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巨大冲击, 但这只是短期的事。从长远看, 南北差距缩小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正是在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并向拉美蔓延时, 克林顿却在访华前夕讲, / 据预测, 在未来20 年,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三倍。0 而且一般估计, 再过20 年,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将会超过发达国家, 那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会更高一些, 也更有利于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估计不足, 轻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 对它们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对/ 永远属于第三世界0 的中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第三步战略缺乏信心, 都是没有根据的。第三, 二战后, 经济全球化( 以前称为国际化)进入一个新阶段,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无论什么国家, 都只有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 才能跟上世界潮流, 取得经济快速增长,而闭关自守最终必然导致落后。全球化虽然伴有一些弊端, 带来很大风险, 但它加速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技术的扩散普及,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难得机遇, 积极面是主要的。同时, 全球化把世界连成一体, 加强和加深了相互依存, 扩大和增加了各国间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 使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流。全球化还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其主要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大国实力均衡化。由于多极化是建立在多种力量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基础上, 因而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 成为当代世界两大潮流, 是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
第四, 随着战争与革命周期在50 年代的结束,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重大变化, 走上曲折道路, 逐渐进入低潮。战后初期,苏联由于对战胜法西斯作出重大贡献, 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得到空前提高。同时又有十来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 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 不但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 更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因坚持反法西斯和争取民主而享有崇高威信, 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所有这些, 都使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影响达到空前的高度,有力地支持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成为迫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和改良的重要因素。但是,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由于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 搞扩军备战, 对内坚持日趋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压制民主的专制政治, 造成国力衰落和民怨四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建设上又照搬苏联的模式,遭受挫折在所难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多追随苏联或在政策上犯错误, 导致脱离群众和陷于孤立。所有这些的结果, 都使社会主义的威信和影响受到极大损害, 社会主义实践走了下坡路。紧接着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改良和改革, 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走上曲折道路, 两种制度的竞赛出现了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形势。这一转折发生在两个时代交替之后, 决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十五大报告所说, / 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比较系统的从十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建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路线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3、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而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4、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动力问题：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5、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6、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7、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是我们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和保证。
8、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我国从本世纪80年代起到下世纪中叶实行分“三步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0年到199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9、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军队是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10、关于祖国统一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国家统一作为自己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新时期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构想。
一、关于“不争论”
提起“不争论”，人们很容易想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那段经典论述：“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有人由此将“不争论”绝对化，提出“只管改革开放，一切不用争论”的观点。这当然是完全误解和违背邓小平本意的。首先，邓小平不是泛泛而论，而是针对特定问题讲的。改革开放开始后，由于受“左”的思想的束缚，有些人不加分析地对改革的一切具体措施进行争论，非要争出个姓“社”姓“资”来，阻碍了改革开放的步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在一些不涉及改革方向和根本原则的具体措施上“不争论”。其次，之所以提出“不争论”，邓小平考虑的主要是争取时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如果浪费大量时间用于无谓的抽象争论，就有可能再次错失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后，允许看、允许试，“不争论”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人们。实践证明对了的要坚持，错了的要改正，不完善的要进一步完善。为增强说服力，邓小平在这里专门列举了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从起初受到质疑到经过实践检验逐步得到普遍拥护的例子。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显然是有特定的指向和用意的，并不能由此推出对任何问题都“不争论”的结论。实际上，“不争论”只是邓小平对待意见分歧、观点不一的其中一种态度，他在主张“不争论”的同时，还经常强调“要争论”。
比如，在改革的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上，邓小平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和根本原则，对于任何有悖于此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他主张必须进行争论，甚至运用行政、纪律和法律手段进行批评、教育和斗争。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针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特别注意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页。他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页。“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邓小平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关系改革成败和中国未来的重大问题，“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页。。
再如，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邓小平主张通过争论、辩论来统一和深化认识。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理论界发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十分关注这场大讨论。1978年7月22日，他在同中央有关同志谈话时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346页。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形象地将真理标准讨论比作“基本建设”，如果不进行这场讨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因此，“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和肯定，充分表明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允许通过争论来消除分歧形成共识的一贯主张，但是这种争论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其目的是使真理越辩越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
总之，邓小平既主张“不争论”，又主张“要争论”。这看似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虽各有所指，却又不可分割，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转化，无论是把“不争论”还是“要争论”简单化、绝对化、扩大化都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措施、方法问题上，不要陷入无休止的抽象争论中，而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上，则要同任何违背这一方向和原则的思想、做法争论甚至进行批评和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学术文化领域的问题上，允许、鼓励、提倡通过争论深化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但争论并不是没有限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这个前提。无论是“不争论”还是“要争论”，都不过是手段，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平稳健康进行。正确认识二者的辩证关系，着眼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该“争”的不“争”，需要“争”的必须“争”，这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
二、关于姓“社”姓“资”
这个问题是与“不争论”问题密切关联的。“不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姓“社”还是姓“资”。关于这一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集中谈过：“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有人由此演绎出下列观点：只要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一切无须问姓“社”姓“资”，谁问姓“社”姓“资”就是“左”，就是阻碍和反对改革。如果联系当时邓小平谈话的上下文，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断章取义，是对邓小平本意的误解和篡改。先联系上文。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这里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后面谈话内容的一个根本前提。
再联系下文。接下来邓小平明确回答了经济特区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邓小平还举了深圳的例子：“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这是不问姓“社”姓“资”吗？
讲到姓“社”姓“资”问题，不得不提到另一则材料。1998年2月18日，吴邦国在《光明日报》撰文回忆了1992年他陪同邓小平在上海考察的情况：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视察上海贝岭公司。当公司总经理陆德纯介绍通过合资引进的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时，邓小平指着离子注入机意味深长地问，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当大家正在发愣的时候，小平同志接着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两天后，邓小平在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时又谈到，到20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要讲综合国力，讲社会生产力，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作假。闵行开发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回了投资，是原投资的28倍，这就是事实。但这还不够，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参见吴邦国：《牢记谆谆教导，推进伟大事业》，《光明日报》1998年2月18日。
综上，邓小平既反对事事问姓“社”姓“资”，也反对事事都不问姓“社”姓“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一方面，邓小平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专门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对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做法甚至整个改革开放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无端担心和怀疑的现象而说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和阻碍改革开放的步伐，因此，正确分析和辨清姓“社”姓“资”的问题，走出抽象争论姓“社”姓“资”的误区是非常有必要的。邓小平的做法是让实践和事实来说话，他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个判断标准中，“生产力”、“综合国力”之前特地加上了“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人民”之前无需加），这就巧妙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寓含其中。只有既强调推动经济发展，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前提，达到既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才能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是姓“社”而不是姓“资”的。偏废其中任何一条，都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
另一方面，邓小平主张以辩证的分析方法对待姓“社”姓“资”，不能笼统地说问或不问姓“社”姓“资”。在涉及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问姓“社”姓“资”，因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能含糊的；而在一些不涉及政治方向、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的具体方法、手段以及资金、技术等问题上，不必拘泥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积极、大胆地引进、采用。
三、关于解放思想
邓小平曾给解放思想下过三个定义：“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这三段话虽然文字表述不甚一样，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核心意思有三条：一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使思想和客观实际相结合，这是解放思想的实质；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这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三是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即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去实现思想解放，这是解放思想的唯一正确途径。根据这三点，再结合邓小平的其他相关论述，就足以对容易出现曲解、误解的几个关键点分别作出分析。
第一，解放思想并不是说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追求什么思想的“绝对自由”，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绝对自由”只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5、125—126页。这就是说，自由来源于人们对事物必然性的认识，认识越深，自由越大、思想越解放。但是人们的认识总是要受到特定客观条件及自身主观条件的制约，因此，抽象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总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关系我国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在谈到解放思想时，他总是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那种追求所谓“思想绝对自由”的做法，既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也是违背邓小平本意的，更为严重的是，为个别人企图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便利。这种做法危害巨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
第二，解放思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解放思想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反对“左”的、右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思想，其错误的根源是在政治上脱离了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原则，导致思想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相脱节。因此，“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只有摆脱“左”的、右的思想束缚，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一贯主张“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运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当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但在纠“左”过程中又出现了右的倾向。所以邓小平提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指出：“‘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8页。1987年，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和蔓延，邓小平几次讲到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概而言之，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出现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反对和批判不同的错误思想，有什么批什么。就像邓小平所指出的：“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
第三，解放思想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不存在“到头”和“终止”的问题。解放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就是实事求是。但是，世界万物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要受到特定条件的制约，因此，人们的主观思想难免出现与客观实际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这就需要解放思想。具体到人类社会领域，社会发展往往并非一帆风顺，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求得主观思想与社会实际的一致更是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更要坚持不断解放思想。特别需要指出，一时的思想解放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必然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解放思想没有一个时间期限，它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邓小平说得好：“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当然，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样解放思想，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这个“宗”。
四、关于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着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入理解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创新发展，对于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新的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同志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正如1986年他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所说的，“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倡导和确立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理论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形成和展开的。邓小平同志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任何剥削阶级居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发展目标，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指明了为达到上述目标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基本观点。他一再强调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他最关切的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平理论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遵循。邓小平同志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比如，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关于必须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的论述；关于中国搞改革开放，“老祖宗不能丢”的论述；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四有”新人的论述；关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论述；关于端正党风，反对腐败，加强党的建设的论述；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论述；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的论述；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论述；等等。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科学总结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并正确分析时代特征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是科学总结我国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正确分析当代时代特征的结果。
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分析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特殊国情，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1956年，党的八大制定了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路线。但是，从1957年开始，我们党逐渐偏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具体国情，急于求成，政治思想方面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扩大化和绝对化，犯了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和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党和国家；同时，又坚决维护和创造性地继承了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这样，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过程中，认清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认真研究和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历史经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曾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辉煌。但后来由于经济、政治体制僵化，对外奉行大国沙文主义，与美国争霸，内部产生脱离群众、背叛人民的官僚阶层，苏联逐渐衰败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了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管得过死，缺乏活力，社会主义制度不健全，民主和法制常遭破坏等问题。他反复强调：“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科学分析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还指出，和平问题虽没有完全解决，但发展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更重要，是“核心问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尤其需要很好地解决发展问题。实际上，邓小平理论就是构筑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的，是以敏锐地把握住时代主题的转变为客观的、逻辑的前提的。邓小平同志还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一时代大趋势；阐述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指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等等。这样，邓小平同志不仅指导我们党确立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还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正确方略，指导我们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坚定执行“三步走”发展战略，朝着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稳步前进。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一切成功理论的真正源泉。实践正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进行了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城乡的落后面貌，在各个方面创造了许多新鲜宝贵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创办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发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第三产业，进行科技体制、教育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腐朽思想侵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经验。邓小平同志始终密切关注群众改革开放的实践。他最相信群众，最尊重实践，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考察群众的愿望，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善于代表群众的利益。他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前头，满腔热情地鼓励、支持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并适时加以引导、总结和提高，升华为理论。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创造，是他理论创新活动的不可或缺的源头。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邓小平同志的心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总是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装在心中，放在首位。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他领导各项工作和指导制定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他判断各种意见、办法是否正确可行以及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准绳，是他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实现这“三个有利于”，是他集中群众智慧、创立邓小平理论的真正目的和深层动力之所在，是整个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领会、弄通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观点是怎样形成的、精神实质何在，进而弄通、把握整个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一方面,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巩固的, 即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巩固的。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旧的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得到很大改革, 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格局初步形成; 政治体制得到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很大成就,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发展与完善; 精神文明建设, 科技文化教育有很大发展, 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这些情况表明了我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另一方面, 人口多, 底子仍然很薄,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 十二亿多人口, 九亿多在农村, 多是手工工具搞饭吃; 现代化的工业同许多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的工业同时并存; 经济发展不平衡。总的看来, 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生产力的状况, 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 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 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不发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在上层建筑方面, 建设高度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中国特点”、中国式”,而且取得过一些积极成果, 这都是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导, 而其在探索中出现的失误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 在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时, 更要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经验。因为没有近十几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伟大成就, 就不可能有这些伟大实践提供的新的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 没有近十几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 就谈不上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新的理论的正确性、重要性。
其三, 坚持走自己的路, 还必须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这里主要指我们同一代人自己的经验。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还得靠自己继续走下去。骄傲自满、故步自封, 不求新的开拓前进, 就是是新的停滞不前。如果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 那么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则是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如果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达到一个新的思想理论境界, 那么近四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又提供了许多更新的经验并使这一理论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当然, 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战略性决策必须坚定不移, 一以贯之;但在新的伟大实践中又要在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下, 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 使伟大的理论日益丰富和发展。
第一阶段, 从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 年6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一阶段的特征, 是着重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大家知道, 早在1956 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直接参与了这一历史性的探索。他在《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和《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等文章中, 提出经济建设要面对国家的现实,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 要从体制上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等重要思想。邓小平曾经亲身经历和强烈感受过毛泽东的成功与挫折, 深知毛泽东晚年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设计的蓝图不符合具体国情。1975 年在党和国家被“四人帮”搞得一团糟的情况下, 经周恩来等推荐, 毛泽东提议, 邓小平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在危难中受命而出, 他不辱使命, 不避风险, 大胆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狠抓经济的正确主张。他主持的全面整顿, 实际上成为结束“文革”浩劫的尝试, 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邓小平理论就在此时孕育和发轫。他后来说过: “说到改革, 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 用的名称是整顿, 强调把经济搞上去, 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虽然当时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可喜的转机, 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 他还不可能全面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粉碎“四人帮”后, 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在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过程中, 对这条思想路线作出了“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完整表述, 突出了实践观点、实践标准的地位和作用, 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结合, 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精髓。这些都为全党全国人民从根本上拨乱反正, 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次全会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开始拨乱反正, 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可以称做“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
它不仅是一个小的历史阶段的起点,而且是可以同取得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相并列的又一大的历史飞跃的开端。由于工作重点的转移, 完整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展开, 历史的新时期得以开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当然也吸收了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 但主要精力是花在总结三中全会以前的经验教训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总结出十条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要点。从中国实际出发, 是邓小平理论的前提;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 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必须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与此同时,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就开始形成后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在这个阶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纵向历史总结到横向全方位展开, 内容已经非常充实并逐渐体系化。当然, 这时邓小平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的概念, 但已提出“要适合中
国情况,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按笔者理解, 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为指导( 共性) , 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模式( 个性) 。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正式宣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由此可见, 在这个阶段, 以实践的需要为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 以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契机, 紧紧围绕着中国建设道路的问题, 开始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阶段, 从1981 年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经过十二大, 到1987 年10 月十三大。这一阶段的特征, 是总体命题的提出和理论上的升华。
1981 年6 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标志着我们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 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 认识得到一致, 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实践证明, 邓小平这个预见真是深谋远虑, 这个期望和估价也基本上实现了。十多年来, 国际风云变幻, 国内也出现过一些大大小小的风波, 而我们党和国家却保持了安定团结, 使经济建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上了新台阶, 这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主持起草、讨论和通过历史决议, 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分不开的。1982 年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 是一次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盛会。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郑重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由于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总体命题, 就把我国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加以理论升华, 着重回答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紧紧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提出这一总体命题, 就能包容邓小平的整个理论和实践活动, 构建他的思想理论体系, 反映他对时代特征、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新的思考, 也能包容他有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战略构想和决策。在邓小平理论这一总体命题下, 十二大确定了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和步骤, 由此制定了一整套具体路线、方针、政策, 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突破了许多禁区, 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国有经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观点, 沿海经济要逐步转变为外向型经济的观点,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观点。这些观点, 有的突破了旧的框框和束缚, 有的发展和完善了前人的认识成果, 无不凝聚着邓小平的智慧和心血。在这一阶段, 党中央和邓小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国特色, 并加以精辟论述和展开, 从广度和深度上都使邓小平理论更加体系化, 到中共十三大就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第三阶段, 从1987 年10 月中共十三大到1992 年10 月十四大。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理论体系的形成。
十三大报告从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高度, 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所经历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次飞跃论”从历史方位的高度肯定和评价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十三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整个报告立论的基础, 加以正面的系统的阐述, 并由此出发, 展开报告的各个部分。初级阶段论构成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对此江泽民强调指出: “今天所以有必要重新强调这个问题, 是因为: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 我们解决种种矛盾, 澄清种种疑惑, 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 关键还是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看来, 要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关系着战略全局的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一把钥匙。
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分析、社会特征、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全方位的发展战略的论述, 概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和发展, 列举了十二个方面的观点, 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从而使邓小平理论体系化。十三大报告的概括, 比起历史决议中十个要点的概括, 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 增添了初级阶段论、党的基本路线和生产力标准三个问题, 并对这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这是十三大不可磨灭的功绩。
十三大前后, 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 同时, 在前进中也出现了经济过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经过十三届四中全会, 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通过总结前几年的工作, 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 对十三大报告所勾划的理论轮廓作了一些归纳和展开, 但侧重点在于阐述基本方针政策。1991 年7 月, 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70 周年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高度概括为在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显然, 这又从新的角度, 阐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以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分别反映了我们党当时的认识水平, 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认识发展过程。但是, 所有这些概括, 都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条, 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不足。1992 年初,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 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 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基本理论, 鲜明地回答了这些年经常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其中就包括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等重要观点。他还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十四大报告吸收和反映了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新思想, 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 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建设的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问题。这九个方面的新概括, 着重从理论的角度, 简要地阐明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成为十四大的重要理论贡献和历史功绩载入史册。十四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 其基本精神与以前几次概括是一致的, 但更加清晰、简练, 理论色彩更浓。关于这一理论体系的理论表述, 从十三大报告开始, 到十四大报告基本完成。所以, 笔者把这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为邓小平理论发展第三阶段的上限和下限, 以便充分体现出第三阶段是以形成理论体系为特征的。十四大高度评价邓小平为创立这一理论所做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确定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教育干部和人民, 这必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四阶段, 从1992 年10 月中共十四大到现在。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承前启后, 开拓前进。
十四大后,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 第二卷修订后再版, 它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传世之作, 是邓小平领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 也是引导我们开拓前进的科学指南。特别是第三卷, 紧紧把握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上有了重大的或者独创性的发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邓小平著作, 必将巩固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成果, 充分发挥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关注和全力支持下, 我们党顺利地完成了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承前启后,开拓前进, 正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是我们完全可以信赖的; 在推进邓小平理论发展方面, 也有新的建树和鲜明特色。高度自觉、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这既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重任和功绩, 也体现了“承前启后”的鲜明特色。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在国际国内、党内党外都是公认的。他逝世后, 人们对我们党和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十分关注。马克思指出, 纲领是一面旗帜, 外界就是根据它来判断一个党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旗帜问题。从党的成立之日起, 就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党的七大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 党的十四大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在党的旗帜上。江泽民今年5 月29 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阐明了“旗帜就是方向, 旗帜就是形象”的道理。强调指出, 在当代中国, 要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就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因为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实践中发展着, 理论在指导实践的同时, 也不断地经受着实践的检验,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要研究理论的历史发展, 更要研究理论的新发展。研究理论发展的大小阶段性划分, 研究每一阶段的特征和阶段性成果, 特别要捕捉一些“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它很可能就是我们思想史研究上可以纵深发掘的生长点。十四大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在承前启后的过程中, 也有新的建树和创造, 也在不断地开拓前进。十四大之后的几次中央全会, 包括江泽民关于十二个重大关系、今年5 月29 日重要讲话等, 研究和解决的都是事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其中有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 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系列理论和运作问题, 加强党的建设,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强调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 , 未来5 年到15 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特别是最近江泽民又从战略全局上加以概括, 指出“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 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 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 这三个方面围绕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相互配合, 相互促进”。. 我个人认为, 这是科学地总结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工作成果和经验, 也是十五大以后全局工作的一个纲领性的展示。它说明在邓小平理论历史发展的第四阶段, 在承前启后中确实具有开拓进取的鲜明特征。
什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早在半个世纪前的延安整风时期, 毛泽东同志就精辟地指出,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 就是要我们去研究。可以说, 它是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和综合概括,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也是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和精髓, 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小平同志, 他之所以能够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并最终找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 关键在于他敢于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党的这一思想路线。他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 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1 “ 不解放思想, 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 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 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 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 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 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o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 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百废待兴的时候,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 通过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 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突破“ 两个凡是” 的束缚, 从而使全党、全国人民逐步从那些不合乎中国实际, 不合乎时代进步, 不合乎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 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 为实现全党中心工作的转移, 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奠定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就必须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 小平同志曾明确地指出: 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 最重要的一条, “ 就是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 他多次强调, “靠本本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 一切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科学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 对此, 小平同志在十三大前夕明确指出, “ 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 正是由于他科学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从而使他能够正确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等一系列问题。因此,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庞大体系中的重要基石, 是党制定一切方针、路线的基本依据, 它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发点, 是我们跨世纪的历史座标, 是科学把握国情、反“ 左” 防右、统一思想的强大思想武器。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括如下四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第一个层次: 主题和主线。邓小平理论有一个鲜明的主题, 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说明我们不再一般谈论建设社会主义, 而是探索怎样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 探索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邓小平理论还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即基本线索贯穿其中, 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 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江泽民认为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都十分重要, 但哪个是首要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 确定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例如, 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现在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实现人们共同富裕的社会, 在实践上就必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最重要最有说服力的回答是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是对社会主义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 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是全面的和全局性的。四项基本原则, 即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 是对社会主义特征的理论概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探索中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邓小平还说过什么叫社会主义,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个反思极为重要, 对人们有很大启发意义。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一些失误特别是重大失误, 其原因很多, 但最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对所有问题的论述, 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和贯穿这条主线的。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二个层次: 哲学基础。邓小平理论有深厚的哲学基础,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也是卓越的哲学家。他一生读了很多哲学著作, 思考了很多哲学问题, 并用哲学观点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在延安时期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著名的哲学著作和许多充满哲理思想的政治与军事著作。他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它的精髓用“实事求是”四个字加以概括, 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指出: 实事求是,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 是靠实事求是; 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依据他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经验, 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解放思想, 是因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 可是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 处在僵化和半僵化状态, 跟不上变化了的客观新形势。而只有解放思想, 才能摆脱这种状态, 实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 达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全面纠正“左”的错误, 正确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重新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个层次: 核心内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有一个核心内容, 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方面,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正确的方面。提出和制定党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 毛泽东是首创。党的基本路线( 总路线) 是党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全局性的根本指导方针, 它是关系全局、指导全局、决定全局的。党的基本路线正确, 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前进、胜利; 党的基本路线错了, 我们的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制定党的基本路线, 这是我们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伟大创造。这个创造是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这个哲学思想就是抓主要矛盾的思想。虽然最早提出主要矛盾这个哲学概念的不是毛泽东,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中就曾提出过。但是, 从哲学思想上真正重视主要矛盾, 运用主要矛盾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并确定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基本路线, 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毛泽东的首创和功绩。我们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 都是为了解决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 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的认识, 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报告对这条基本路线做了明确的全面的表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包括: ( 1) 实质内容: 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我们只有一个中心, 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不能搞两个中心, 更不能搞多中心; 我们有两个基本点, 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而不是一个基本点, 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2) 奋斗目标: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3) 发展道路: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 又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必须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道路。( 4) 领导和依靠力量: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依靠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实践证明, 这条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 主要靠的是它, 今后要想取得更大成就还得靠它。正因为基本路线如此重要, 所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有人可能会问: 基本路线是路线, 怎么又成了理论? 不能把路线和理论对立起来。一般说来, 不能把政策说成是理论, 把二者混淆起来, 它们之间显然有很大区别。理论是对事物本质、规律性的认识和反映。但是, 路线则不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 也是这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它的核心内容。
第四个层次: 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围绕主题和主线有一整套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理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贯通, 构成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基本理论中, 有的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有的指导意义仅限于某一个领域。本文的第三部分, 专门展开论述基本理论。在每个基本理论中还包括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 如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发展是硬道理; 稳定压倒一切;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构成某一个基本理论。笔者认为, 只有观点、论断, 没有基本理论, 不可能构建理论的科学体系。
总括上述,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括四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和主线,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二是有一个深厚的哲学基础, 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是有一个核心内容, 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四是围绕主题和主线有一系列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四个不同层次内容的总和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作了一个新的概括:“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概括的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毛泽东思想, 一个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相对于毛泽东思想来说, 是一个“ 新阶段” 。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呢?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用“ 四个新” 作了科学回答。
(1)“ 新境界”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新的实践基础上, 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一国两制” 的理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2)“ 新水平”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 抓住“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根本问题, 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3)“ 新判断” 。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 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 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 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着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等新的科学判断。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4)“新体系”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并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代中国始终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这一重大课题，过去一个相当长时期，未能从总体上得到解决，留下许多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的基础上，经过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系统总结了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创立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实践证明：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的新观点，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要求人们在新形势下，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要求人们依据世界的变化，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四，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也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发展的科学体系。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理论不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成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实现民族振兴、祖国统一的强大精神支柱。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要我们按照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道路和发展战略干下去，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就一定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对此应该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它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总之，通过总论的讲述，我们应该清楚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所具有的特定内涵，重点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形成和发展的条件，认清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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