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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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或称垃圾焚化，是一种废物处理的方法，通过焚烧废物中有机物质，以缩减废物体积。焚烧与其他高温垃圾处理系统，皆被称为“热处理”。焚化垃圾时会将垃圾转化为灰烬、废气和热力。灰烬大多由废物中的无机物质组成，通常以固体和废气中的微粒等形式呈现。废气在排放到大气中之前，需要去除其中污染气体和微粒。其余残余物则用于堆填。在某些情况，焚化垃圾所产生的热能可用于发电。
焚化是其中一种将垃圾转换成能源的技术，其它如气化，等离子弧气化，热解和厌氧消化。可是，不是所有焚化系统都配以产生能源和材料的设备。
虽然垃圾焚化有以上的优点，在一些国家仍有专家和地方团体对焚化炉对环境的影响有顾虑。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兴建焚化炉开始于几十年前，常常没有在焚烧前进行废物分类，以去除有害的、体积庞大的或可再生的原料。这些焚化炉由于没有足够的尾气净化和有效的焚烧流程控制，容易危害焚化炉职员的健康和周围的环境。通常，这类焚化炉是不发电的。
垃圾焚化会减少原来垃圾80-85%的质量和95-96%的体积（垃圾在垃圾车里已经过压缩），减少程度取决于可回收材料的成分和其回收的程度，如灰烬中有可回收的金属。这意味着，尽管焚化不能完全取代堆填，但它却可以大大减少垃圾量。垃圾车一般在运送垃圾至焚化炉前，会以内置压缩机内压缩以减少垃圾的体积。或者，未经压缩运输的垃圾可以在填埋场进行压缩，减少体积近70%。很多国家常在堆填区作简单的垃圾压缩。
另外，垃圾焚烧在处理某些类型的垃圾，如医疗垃圾和一些有害废物时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焚烧过程的高温能销毁垃圾中的
1.层燃燃烧（机械炉排炉）（Grate Firing） 2.流化床（Fluidized Bed） 3.回转炉（Rotary Kiln Firing）
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中的二噁英是近几年来世界各国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二噁英类剧毒物质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有效控制
环保人士唤起的最受公众关注的担忧是焚烧城市固体垃圾会产生大量的戴奥辛和呋喃的排放。戴奥辛在焚烧炉内的生成来源是石油产品、含氯塑料等。生活垃圾中含大量的氯化钠（NaCl）、氯化钾（KCl）等化学物质，而当这些垃圾中的有机物质在含有氯的环境下燃烧，就会产生戴奥辛。
戴奥辛和呋喃被许多人视为健康危害。老式的焚化炉，因没有配备足够的气体净化技术确实是二恶英排放的重要来源。然而，如今由于气体排放控制设计的提高以及政府新的管制的加强，焚化炉的排放事实上已经没有戴奥辛了。在2005年，针对当时全国的66座焚化炉，德国环境部估计“...在1990年德国有三分之一的二恶英排放来自垃圾焚化工厂，到2000年，它们只占到全部戴奥辛排放的1%。其它烟囱和家庭燃气灶合计向环境排放的戴奥辛是垃圾焚烧工厂的20倍。”据美国环保署，焚烧厂不再是戴奥辛和呋喃排放的重要来源。在1987年，在政府法例规定要求排放控制之前，总计有10000克（350盎司）的戴奥辛排放源自美国的垃圾焚烧炉。现在，全美87座焚烧炉仅仅年排放10克（0.35盎司）戴奥辛，减少达到了99.9%。家庭后院焚烧家居和园林垃圾，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是被允许的，它们每年能产生580克（20盎司）的戴奥辛。美国环保署1997年的研究表明，一个家庭使用一个大桶焚烧垃圾的的排放比一个垃圾焚烧工厂每天处理200吨垃圾的排放更多。
一股股反垃圾焚烧的维权风波在全球范围内熊熊燃烧，越烧越旺。实际上，垃圾焚烧法在国内外已开始进入萎缩期。即使在世界上垃圾焚烧炉最密集的日本，对垃圾焚烧的反抗也十分普遍，有上百个反二恶英团体在运作。就连制订欧盟标准的欧洲国家也已进行反思，纷纷关闭焚烧炉，颁布禁烧令。目前有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对焚烧垃圾的部分禁令。新的垃圾焚烧炉在欧洲几乎没有市场。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使用焚化炉最多最早的发达国家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许多欧洲国家均已承诺2020年前停止在环境中排放任何有害物质。这意味着焚化炉排放的烟气或灰烬，均不能含有害化学物质，这是目前的焚化技术难以达到的。
垃圾焚烧这个所谓的“环保节能技术”在国际上已经成了昨日的黄花。1985年，
城市固体垃圾（MSW）焚烧（焚化）的历史是和垃圾填埋和其它垃圾处理方式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判断垃圾焚烧的好处时不可避免的与其它垃圾处理方式做比较。自1970年代起，垃圾回收和其它垃圾处理手段的变化改变了对垃圾焚烧的优缺点的判断。自1990年代起，其它垃圾处理技术也逐渐成熟并可应用到实际中。
北美
美国第一个焚化炉于1885年建于纽约的总督岛（Governors Island）。到了1949年，Robert C. Ross在美国成立了第一间有害废物管理公司——Robert Ross Industrial Disposal。公司的成立源于他在俄亥俄州看到了市场对有害废物处理的需求。1958年，公司建成了全美第一座处理有害垃圾的焚烧炉。而美国第一座全面的，由政府运作的焚化设施是Arnold O. Chantland资源回收厂（Arnold O. Chantland Resource Recovery Plant），该厂于1975年建于艾奥瓦州的恩慈（Ames），并一直运作至今，和生产垃圾衍生燃料（refuse-derived fuel），然后将其送往当地的发电厂作为发电的燃料。美国第一个在商业取得成功的焚烧厂是于1975年10月建于马萨诸塞州索格斯（Saugus）的Wheelabrator Technologies，该厂也是一直运作到今天。
Robert Ross Industrial Disposal公司的有些环境或废物处理最后是将废物运送到焚化炉或水泥窑处理中心的。现在（2009年），主要经营焚烧垃圾三个业务：Clean Harbours, WTI-Heritage, and Ross Incineration Services。Clean Harbours购买了很多较小的独立运行的设施，渐渐在全美累计有5-7个焚烧炉。WTI-Heritage有一个位于俄亥俄州东南角的一个焚化炉。（横跨Ohio河的West Virginia西弗吉尼亚州）。
美国一些老一代的焚化炉已经关闭，其中186个MSW焚化炉关闭于90年代，到2007年只剩下89个，另外，在1998年仍有6200个医疗废物焚化炉，到2003年只剩下115个。在1996年至2007年，没有建造新的焚化炉，其主要原因主要有： 1.）经济因素：随着大型的低成本的地区性垃圾堆填区的增加，并且现今电力的价格相对较低，焚化炉无法在美国提供燃料（即垃圾）竞争。2.）税收政策：美国在1990年至2004年废除了对由废物发电的发电厂的税收抵免。
在美国和
据
解决城市垃圾的最佳方法不是焚烧而是综合利用。据业内人士测算，目前中国可回收利用的再生资源价值约3000亿元。可事实上，除废钢铁的回收率较高外，废塑料的回收率为25%，废橡胶的回收率为32%，废纸的回收率为35%，废玻璃的回收率只有13%……中国对废旧资源的利用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其实垃圾中的蕴含着巨大的财富，不能一烧了之。填埋也好，垃圾焚烧也罢，都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佳方法。国际上目前比较推崇的做法是综合利用处理，这也是今后垃圾处理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垃圾综合利用这件事情能够办成，这才是真正的环保与节能，不仅回收利用价值几千亿的资源，还可以向联合国出售因不焚烧垃圾而节约的CO2的排放指标，同时避免焚烧垃圾而导致的对大气的毒害污染，让人民享受洁凈的空气。
垃圾分类处理，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在政策法规层面支持，同时把花在垃圾焚烧上的资金用于扶持相关企业在垃圾产生的源头小区入手进行分类或分拣处理。在小区建立垃圾分类设施，促进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这样就可以把垃圾中的资源直接分类再回收利用起来。根据小区的实际，在推广垃圾分类处理的初期，可以考虑以小区为单位，增设垃圾分拣处理站，吸纳大量社会人员就业，担当垃圾分拣工，把小区的所有垃圾，利用人工来分类分拣，回收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实在不能利用的垃圾再送去合格的不渗漏的垃圾填埋场填埋，以免再次出现目前的垃圾填埋场渗漏污染地下水的情况。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类似目前已经行之有效的限塑令的方式来限制过度包装，限制未经处理的蔬菜进入居民消费的环节等有效措施在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
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这早就是社会共识。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社会共识，不是公众的素养够不够，而是城市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垃圾分类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正如媒体已经指出的，日本人垃圾分类做得细，首要原因是他们垃圾分类运输设施做得好；台北近年垃圾总量锐减，也因为垃圾分类设施服务周到；美国人垃圾分类意识强，同样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运输排班表容易一目了然。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强大基础设施。不论公众的分类冲动多么强烈，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强大基础设施来配合，就绝无落地的可能。
所以，垃圾分类试点在诸多城市迄无所成，板子不能都打到公众的屁股上，怪罪于所谓公众素养，该检讨的是城市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是否尽职尽责，如果并未尽职尽责，则说明其于垃圾分类纵然不是毫无诚意，起码也是半心半意。半心半意不可能做成任何大事，分类无成空耗公帑，理当问责城市政府，而不能反过来，充作城市政府大干快上垃圾焚烧发电的理由。
2013年4月的一个研讨会上，主烧派旗手、清华大学教授聂永丰欢呼：“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在2008年-2015年将迎来黄金时期。”他为什么会如此情不自禁？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一位负责人当时就道破天机：由于获得回报相对稳定，垃圾焚烧设施备受投资人青睐，所以比较容易市场化；特别在当前全球经济严峻的形势下，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将目光转向能源领域和环保领域，以寻求长期的、稳定的投资回报。
毋庸讳言，市场化已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明显趋势。但巨大的环境风险却注定，在国情特殊的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并不适合市场化。发达国家可市场化，因为无论权力还是资本，在发达国家都受到严厉制约，而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环境。跟权力结盟的垃圾处理巨头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只能无可奈何，最终的恶果则是社会买单，用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来买单。
这不是单纯的逻辑推导，而有铁的事实支撑。国家发改委之所以去年就考虑要调整垃圾焚烧发电的发电补贴政策，盖出于焚烧发电企业普遍的弄虚作假。为骗取发电补贴，他们大量使用煤和油来发电，焚烧发电厂因此很大程度上蜕变为火电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监管的失灵。
面的问题如此严峻，点的问题就更触目惊心。最近媒体披露，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村民癌症死亡率剧增，已是一个响亮的警钟。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深圳。早在今年8月，媒体就披露，私营企业龙岗垃圾焚烧厂，其臭气在1.6公里外都能闻到，遂引爆当地居民集体抗议。
不难想象，垃圾焚烧企业失控到了何种程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付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除炉温要达到设计标准外，烟气处理必须添加大量“活性炭”来吸附二恶英。但活性炭极昂贵，所以很多垃圾焚烧发电厂偷工减料，只在应付检测时才姑且照章使用。这是垃圾焚烧反而助长污染的重要因素。当下中国，制度环境的根本改观非一日之功，只要制度环境没根本改观，监管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企业社会责任也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企业惟利是图的本性就无从遏制。
这种背景下，把垃圾焚烧发电这种高风险产业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去主导，后果极其严重，垃圾焚烧发电极有异化为打着环保旗号的环境公害产业的可能。如果城市垃圾危机确实严重到非烧不可，那么这种事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产业，就完全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就应该主要由城市政府买单，应该属于财政全额保障的公益行业。惟有财政全额保障，不计成本，才可能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业黑洞。这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先例。同在深圳的宝安垃圾焚烧厂，安全系数就大得多，据媒体报道，它的烟囱几乎没有任何可视烟雾排出。政府测试也表明，该厂几乎没有二恶英及其他污染物排放，原因就在于该厂全系政府投入。只不过，其投入比私营垃圾焚烧厂高得多——宝安厂每吨垃圾燃烧所耗费成本是龙岗厂的10倍。但财政本应取之于民用于民，垃圾焚烧发电既然非上不可，就不必像葛朗台那样过于计较。烧不起就不要烧，要烧就应该不惜血本，以绝对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为最大追求。
台北市民及环保团体常常半夜出击去垃圾焚烧厂“抓现行”，监督有无违法垃圾焚烧，那种境界我们差了十万八千里。原因很简单，谁敢出击去垃圾焚烧厂“抓现行”？看工厂保安不一棍子把你打出来。围墙一入深似海，天知道里面咋个烧？
所以，能否做到垃圾焚烧全程公开透明，也应是决定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上马的重要指标。这方面，台北的经验足资借鉴。据报道，现在台北的焚烧厂所在地，都会成立民间的监督委员会；焚烧厂每隔两月发布一次运行指标，方便市民质询。焚烧炉与民营业者之间的经营合约也在台湾环保署网站上公开。台北市环保局还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可随时上网检查进炉烧的是什么。
对环境风险的监控没有谁比潜在受害者的监控冲动更强，也没有什么监控比潜在受害者亲力亲为的监控更有信用。垃圾焚烧发电在信用严重缺失之当下中国，必须做到向整个社会，尤其向作为潜在受害者的所在社区的居民全方位开放，接受整个社会尤其是所在社区居民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真正取信于人，真正让人放心。
垃圾焚烧发电不可避免的环境风险，显然要对周边居民的物业带来一定损失，既有损失就该赔偿，不能说为了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少数人损失了就损失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不仅是指不被私人侵犯，不被民间侵犯，更包括不被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所侵犯。利益只能置换，不能被牺牲，无论当事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这个原则必须是刚性的，否则，借着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今天被牺牲的可能是他，但明天就可能是你，这不过是个概率问题，谁都不能担保自己终生不在这个概率阴影的覆盖之中。所以，他在今天被牺牲、被侵犯的悲剧如果不被制止，明天轮到的就可能是你，那时你也就没有什么委屈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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