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闻主义

新新闻主义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运用于新闻报道，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因此，李良荣教授在论及西方新新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时指出：“新新闻主义其实为新闻特写与通讯体裁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借鉴范式，甚至可以说提供了变异的可能性。”后来，西方的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这样一些名词。在新闻写作中充分运用文学手法，调动文学手法为新闻写作服务，据称是为了满足社会变革、人们观念更新、审美情趣变化的需要。他们看到近年来读者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自主性、联想能力更强了，思想更活跃了，普遍文化层次提高了。

文学式新闻的特点是语言流畅，文字优美，情景交融，夹叙夹议，回味隽永。

如获奖好新闻《别了，“不列颠尼亚”》：“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

新新闻主义崛起于本世纪60年代，在权威与理性受到怀疑，情绪主义蔓延全美的背景下产生。

新新闻主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时代托马斯·潘恩写作《常识》的时候。美国的文学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都曾做过新闻记者，比如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等，他们最早进行了用把文学要素引入新闻报道的尝试。汤姆·沃尔夫认为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已经无法真实的展现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主张记者应该花费大量时间深入采访，记录人物的对话和行动，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当时在美国，大多数媒体坚持专业主义模式，信息至上的倒金字塔结构作品依然牢牢占据主体地位。随着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的失利、与第三世界冷战冲突日益加剧，美国国内似被一股巨大的失落、焦虑感笼罩，颓废情绪蔓延整个社会，理性主义逐渐被存在主义取代。严肃刻板的新闻报道除了为读者提供无关痛痒的信息之外，似乎并无更多功用。

“新新闻主义”就诞生于这样的历史时代。严肃的新闻可以被比作结实的碎瓷片，提供了实打实的信息，却冰冷、刻板、碎片化。“新新闻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将信息内化，热情，夸张，故事讲得生动而完整。

如果我们要对“新新闻主义”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将其表述为：在采访上，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采访对象对某一事件的深层次的、复杂的观点；在写作上，则利用小说的写作手法，将重点放在记者个人写作风格的构建和文章的细节描写上。“在这种新闻中，记者是作为中心人物出现的，他是一个对各种事务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新闻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汤姆·沃尔夫是这样定义记者在该类报道中的作用的。

虽然受到了恪守专业主义的媒体记者的猛烈抨击，但能够提供更为直接的感官刺激的“新新闻主义”仍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在许多当时的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等传统平面媒体的版面上，都出现了“新新闻主义”的作品。这样的势头持续了近十年，才慢慢平息下来。

新新闻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实务新闻学最激进的一种报道理论。其发展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杜鲁门·卡珀帝和亨特· 汤姆逊。这些人的作品主要发表在《纽约客》、《乡村之声》和《老爷》等杂志上。

新新闻主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激烈批评，因为新新闻主义涉及到了传统新闻学理论中的很多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禁区。例如，新新闻主义主张记者可以在新闻报道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这在传统的新闻学中是最为忌讳的。很多新新闻主义者都钟爱“亚文化”题材，为彼时的美国新闻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但理论界也一直指责以这种混淆新闻学和文学的报道方式写出来的新闻作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玷污了客观、公正的崇高新闻理念。

虽然这种新闻流派区别于“纯客观”报道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记者对新闻事实的主观性介入。记者在作品中直接表达个人的情绪和感受，“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而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但这一做法是对传统的客观理念的反叛，体现了新新闻主义对客观的独特理解，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西方新闻事业的客观主义理论。

我们知道，新闻事件在成为新闻作品时，记者的主观性不可避免。对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新新闻主义摒弃了传统客观理论的虚伪的掩饰，坦然地树起了主观主义的旗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还了新闻的本来面目，而对包括人物心理活动在内的情境再现，更进一步地把新新闻主义的“客观”观体现出来：主观性就是真理，现实存在离开了人就毫无意义，人类心理活动同样是一真实的客观存在。基于此，新新闻主义把大量的篇幅用于描摹人物的细节和心理上，强调人的主观体验，以此获得对新闻事件的“最真实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