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

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大公报》主笔、总编辑、社长。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郊区，早年家贫，曾在天津当学徒，自学成才。王芸生将毕生精血倾注于《大公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风云变幻的近现代中国，奠定了《大公报》不可动摇的文化史地位，也成就了一代优秀报人的人格风范。

王芸生1929年8月22日应《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之请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无法分开了。王芸生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

1931年至1932年，写出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本书在当时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

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

抗日战争期间，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

1941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报》总编辑。

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

1948年底，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入华东解放区，旋抵北京。

1949年5月返回刚刚解放的上海，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

1949年9月，王芸生到北平与胡乔木等14位新闻人士组成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9年10月1日，王芸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著有《芸生文存》等。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9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于6月19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王芸生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叶剑英、邓小平、彭真、邓颖超等同志分别送花圈或参加追悼大会。王芸生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作为一位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与受人尊敬的日本问题研究家，他的逝世引起人们的悲痛。

王芸生

新闻专业主义

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1929年，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以后，他深受张季鸾的“四不”方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他的笔已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在报纸独立与自由精神的思索与实践方面，王芸生上承张季鸾的独立精神，并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看得更远。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同时，王芸生也非常注重新闻的客观与真实性原则以及报刊的舆论功能。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抗战期间，依照此原则写的很多抗日报道，使《大公报》的影响和声誉达到了顶峰，在重庆、桂林和香港三地同时发行，后来又在上海、天津、重庆和香港四地同时出版，总销售量达20万份，为当时各报之冠。

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文人论政”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众的活动，成为民众喉舌。王芸生就以“敢言”著称，他的文章更多带有文人论政的性质，他的言论立足点就是黎民百姓和国家的利益。

王芸生以及许多著名报人提倡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对20世纪近代报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当我们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思索以“文人论政”为代表的民营报人的办报理念时，会发现当今许多办报理念，如“媒体就是服务”、报业集团化、独立报道、客观报道，都是在前人基础上演进和发展的。

传统上，新闻从业者并不被认为是“专业人士”。因为最初的新闻从业者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地位不高。到了20世纪，一批民营报人开创了新的局面，在社会信息传播和舆论的引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开始思索新闻记者这一行业的职业信念和要求。王芸生在这一点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王芸生说过：“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来看，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是要干的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此外，王芸生还告诫人们：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王芸生对新闻记者的这些要求都体现了职业报人的理念。在他看来，报人应已形成一种行业，对记者的规范和操守，应有明确的认识。他要求记者无论是报道新闻，还是发表言论，都不应受到权势和任何外界的影响，王芸生对此的概括是，“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王芸生的这些思想，对当今报人来说仍是可遵循的原则，也是作为一个职业报人的追求。

1934年8月，王芸生以《大公报》编辑部主任和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受蒋介石邀请上庐山对这位委员长进行采访，并且给蒋讲课，主要内容是关于“三国干涉还辽”。王芸生后来回忆说：“我当了八九年新闻记者，大概都是在屋里抹桌子，出门访新闻，这是破题儿第一遭。”

这“破题儿第一遭”源于两年前王芸生在《大公报》的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931年“9·18”事变，举国震惊。三天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召开了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在会上严肃地宣布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所谓“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9·18”事变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

1943年，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工作

在准备过程中，王芸生还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如袁同礼、王希隐、胡馨吾、汪衮甫等。许多学者和当时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遗老也提供了不少资料，如从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那里，王芸生获得了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东三省中俄交涉的珍贵史料。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王芸生初步整理出头绪，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连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

正是借着这个机缘，王芸生被蒋介石请上庐山，为他讲“三国干涉还辽”，蒋介石听得很仔细，并提出很多细节问题。讲完后，蒋对王芸生非常赞赏。王芸生自己也倍感荣耀，这倒不是因为受到所谓的“最高领袖”的接见，而是因为他终于有了和“最高领袖”“平等对话”的机会，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影响当时的政治，造福苍生。

蒋对王芸生的好感加上《大公报》不断扩大的影响使国民党祭起了他们惯用的高招——高官厚禄来收买王芸生。1939年，随着抗战的爆发，《大公报》迁到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就给王芸生下了“聘书”，聘他为“军委会参议”。“聘书”前脚刚到，蒋介石的秘书长陈布雷的电话后脚就跟着来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万勿推辞。”到了月底，“军委会”竟给王芸生送来了丰厚的“薪水”。但坚持独立立场的王芸生并没给陈布雷“面子”，他将“聘书”和钱款一并退回。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一时山城为之震动。当晚，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忙碌着，亲自安排第二天的版面，对毛泽东抵渝不仅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还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昨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社评的结尾处王芸生流露出天真的愿望：“说来有趣，中国的传统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嗜好的。”

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王芸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继续为和平宣传。”并相约过几日再面谈。

9月5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约见了王芸生，晤谈近三个小时。一见面，王芸生急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毛回答说：“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王芸生回忆道：“毛泽东很健谈，谈话时好像旁若无人似的。”当时，王芸生期望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只要和平团结，不打内战就好。

9月20日，仍然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毛泽东再次约王芸生晤谈，继续交换对国事的看法。当晚，作为东道主的王芸生以《大公报》名义发出请柬，在李子坝报馆“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

在重庆谈判后期，内战乌云密布。王芸生对国共和谈从抱有热望到逐渐迷茫，而且开始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了。为此，他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既然蒋介石拿不出像样的方案，毫无诚意，应暗示毛泽东尽快离开重庆，“三十六计走为上”。两人不谋而合。事后当章先生当面向毛泽东提出离开重庆时，一再说明这是他和王芸生的建议。

上世纪40年代曾有人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公报》的理念之所系。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王芸生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年。他的一生是在绵延半个世纪的政治浪涛中游泳。作为一个大时代的产儿，五四运动给他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其认识了自己的国家。他亲历了这个时代的风雨血火，他炽热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王芸生以其热情、无私、远见献身于新闻自由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他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 “文人议政”的传统。作为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作为一个正直的、执着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名字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是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