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中国青年报国内时事部主任,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兼职教授。1992年开始从事记者职业，2004年获得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作品《繁峙矿难系列报道》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03年“非典”疫情蔓延时，独家追踪报道了“华北第一例非典患者”，被中宣部、全国记协授予“抗非典优秀记者”。

关注中国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内容涉及拆迁占地、安全生产事故、劳动权益纠纷、输血感染艾滋病和公共权力监督等领域。曾以舆论监督和调查性报道的新闻实践被评为“首届中国十佳曝光勇士”、“我心中的好记者”、“2006影响中国九大记者”等。

刘畅

出身新闻世家的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年三十，他和哥哥在家等爸爸妈妈回家，却迟迟不见人影。别人家烧起火、包着饺子，小哥俩却饿着肚子没人管。这时，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父母在新闻一线发回的报道。听着熟悉的声音，那一刻，小小年纪的刘畅感到莫名的兴奋，一颗理想的种子就此埋下。

2002年6月25日上午，一个电话打进了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值班编委刘健听到对方陈述，面容立刻严峻起来。这是一个关于矿难的举报电话。 “我的亲戚到山西省沙河镇的金矿打工，6月22日，那里发生了一起金矿爆炸，死亡五、六十人……”来电人非常悲痛地说。

中青报领导层立刻感到事关重大。矿难发生以来还没有任何消息披露出来，有可能存在瞒报！报社决定派采访中心记者刘畅和摄影记者柴继军赶往山西调查真相。

26日，刘畅和摄影记者柴继军从北京搭上了去太原的大巴士，转道太原，换乘到繁峙县砂河镇的依维克，6月27日到达砂河镇。

到第一现场去是中国青年报一贯的理念，更是刘畅的追求。从大漠边关，到雪域高原，从边远海岛，到都市村庄，他的足迹遍布了除台港澳以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1999年11月份韩国登山队在珠峰遇险，请求中国登山队支援，刘畅是唯一一个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当时时间紧迫，容不得做“充分准备”，刘畅匆匆忙忙在王府井买了一件羽绒服，穿着脚上的单皮鞋，便搭乘飞机飞往拉萨了。因为种种原因，当地相关部门不能提供任何援助，刘畅只能独自一人赶往珠峰大本营。高原反应、交通问题一直困扰着刘畅，但这些还是没能挡住他的脚步。为了能有机会深入采访韩国等山队员，在座位有限的情况下，他毅然爬上了敞棚行李车。因为寒冷、空气稀薄，他昏迷了过去……在雪域高原的生死线上，他发回了《雪域大救援》等独家报道。

到达砂河镇后，刘畅立即拨通举报人的电话要求见面，但是这次见面却因为受到跟踪而不得不草草结束。举报人答应多找几个人继续谈，可他离开后，刘畅打了几次电话都不见人影。

强烈的责任心和多次的调查报道经历练就了刘畅的机敏，在离开北京之前，他就打电话向举报人多要了几个联系号码，以防万一。果然，就用上了。刘畅马上拨打其他号码，可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

最后一个电话终于通了，“我们是北京来的记者，你那里情况怎样？”

顿时，电话那头传来忧伤的哭音：“我叫邱洪刚，我哥哥在爆炸中死了。”

“能出来见见我们吗？”

片刻的沉默之后，电话那头传来：“可以。”

刘畅立即租了辆面包车赶往约定地点，果然见到四个人，可是他们却犹犹豫豫不敢应承，生怕被骗。刘畅拿出了蓝色记者证，才取得了他们的信任。采访在一个路边店的小屋里开始了，这四个人有遇难者家属，有爆炸现场目击者、有逃生者，有人还参与了搬运尸体。

你们有人经历了爆炸吗？”刘畅问。

“有。”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抢着说。

田正遥，金矿爆炸物品管理员，爆炸发生后从井下逃生。一开口，他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他反复哭诉着：“不带着弟弟的骨灰回家，我怎么向父母交代呀。”刘畅连忙安慰他：“别哭，慢慢说。”整理了一下情绪，他继续说：“由于阴雨天气，炸药被违规存放在了矿井里。电缆负荷太大，发生了短路，引爆了炸药。”

邱洪刚说：“我哥哥在矿上炸死了，以为能见着尸体，火化了，把骨灰带回家。但一直见不到，我怎么向年迈的母亲交代啊。”

何永青，金矿矿工，参与了搬运尸体。“搬运尸体时，井下的巷道是完整的，许多死者都嘴角流血，我大哥也是我亲手拉上来的。”何永青木木地，仍心有余悸，“我亲手搬运了24个，自己触摸过的还有8人。”

“他们像牲畜一样，被人拖到车上，捆在一起，不知运到哪里。”田正遥泪流满面地说着。

“第二天，井内现场全被破坏了，所有知情者被遣散。”

……

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情景在脑海里晃过，一声声血泪的控诉在耳边回荡，刘畅的心绷紧了，他陷入了深深的震惊里。事件这样重大，这些资料那么原始，为什么没有人报道出来？繁峙县政府的矿难报告“死亡2人，伤4人”是怎么得出来的？为什么真相被掩盖了？……刘畅心里打了一连串的问号。

“现在，第一要证实这是一起死亡很多人的特大矿难事故，第二，要搞清楚为什么发生了瞒报。”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

采访进行着，突然一个目光凶残、满脸横肉的人，在窗外走了一个来回，并向窗内张望。这时，刘畅注意到，接受采访的家属、矿工们脸色大变。摄影记者柴继军将数码相机藏到身后，刘畅也将微型录音机藏了起来，以应对随时发生的不测。采访再一次被迫中断，刘畅和四人约定晚上9点再见面拿死者名单和矿工们写的“情况反应”，接着，他找车将家属、矿工送回了驻地。

晚上9点，一份29个遇难者的名单，被颤动着交到刘畅手里。同时，一份油笔书写的“情况反映”，犹如一声声泣血的呼唤。

“我们就全靠你们了，一定要为我们讨个公道呀。”邱洪刚满脸期望地跟刘畅说，“我们现在被控制住了，很不安全，请你们帮助。”此时，依然有路过的车灯闪烁，家属们悲苦无助的眼神，深深地印在了刘畅的心里。刘畅深深感受到他们对正义、对真相的渴望，他明白：记者，就是他们希望的寄托啊！

“传播真相，让当事人，让读者对社会公正更有信心，这是我全力搞调查性报道的第一个原因。”刘畅顿了顿，继续说道，“很多人不理解舆论监督，认为舆论监督是添乱的。其实，舆论监督是给社会添活力，添动力的。它可以让当事人看到希望，同时当记者带着正义感，带着社会良心去考察并报道事件时，能够带给读者、带给社会、带给国家信心。因为舆论监督可以让人们感到人间自有正气在，社会充满阳光。”

长篇报道《艾滋病引发的血液官司》的采访经历仍历历在目，刘畅在报道中详细披露了一个无辜感染艾滋病的中国小女孩的经历。很多读者看完报道后踊跃给他们捐钱捐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娜内女士来北京访问时特意会见了小女孩的父亲，她表示“让我们共同帮助你！”刘畅继而写了一篇报道《告诉世界，有这样一首爱之歌》，记叙了这段佳话。

“让每一个受到权益侵害的人看到希望和光明，是一个记者的莫大荣幸。”此时，在繁峙的夜色里，死亡名单在刘畅的手中颤动着。每一个死者名字之后，都有家属、亲友签字，因而，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刘畅知道，这份名单背后，是一些悄然逝去的年轻生命。他们满怀希望，远离故土，出外淘金，却做梦也想不到，会将生命永远地丢在了这片盛产黄金的贫瘠的土地上。透过名单，刘畅好象看到了那些不散的灵魂，对草菅人命者发出的血泪控诉。刘畅激愤不已，然而理性的他，将注意力又集中到了死亡人数上，矿工家属统计的46人会不会有误呢？需要进一步核实！所以在先期报道中，刘畅客观、准确地报道了爆炸发生经过，遇难者家属的疑惑等等，并没有武断地将“46”作为死亡人数揭出来。

在这份名单面前，繁峙县政府向忻州市政府做出的报告的真实性就不攻自破了，繁峙县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刘畅并没有停留在“可想而知”上，他第二天便赶往繁峙县政府要求采访，却被告知“领导不在”。刘畅想法设法找到了繁峙县一位领导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要求采访。

“为什么还要费劲找他们呢？”我不解地问。

“做调查性报道有三个原则：第一、平衡原则：对于介入事件中的多元主体，你必须给他们同等机会的话语权，所以我必须给繁峙县政府说话的机会。第二、事实原则：记者必须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对真相、事实负责，采访时你可以和受害人一起感伤，但写稿时，必须客观公正，不能有任何偏颇。保证客观公正，我必须听各方的声音！另外，第三条是无罪推论，即记者必须有法制意识，不能搞媒体审判。”刘畅细细地给我解释。

刘畅在一家宾馆找到了刚吃完饭的繁峙县某领导，他一直拉着刘畅要请吃饭，刘畅和同事拒绝说：“吃过了。”这位领导一直否认特大矿难的存在，采访变成了一场斗智。

尽管这位县领导一直不肯承认矿难事实，但对刘畅他们却非常“礼遇”，给刘畅他们订好了宾馆的客房，甚至将他们的行李都搬到了房间里。刘畅和同事心里明白，这是“盘丝洞”，偷偷地跑了出来。

“搞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时常会遇到一些诱惑。但舆论监督，特别是调查性报道是一条底线，不能有任何松动。”刘畅很坦诚地说，“这时，不能给对方机会也不能给自己机会！”

在采访繁峙县领导之前，刘畅给公安部打了电话，值班人员十分重视，公安部刑侦局指示山西省公安厅，要求“一定要保护遇难者家属和记者的安全”。山西省公安厅随即致电刘畅：“随时沟通情况，保护家属和记者安全。”

“这样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外界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如果我们遇到不测，一定会引起大的反应，整个事件不会被掩盖掉。”在刘畅的脸上我看到了当时的无畏。

矿难初步明朗，第一篇报道写成了。

6月28日晚上下着瓢泼大雨，刘畅坐车赶到附近的地方向北京发稿。路上经过一座小桥，浑浊的洪水咆哮着奔腾而下，快要将小桥淹没了。看着浑浊凶猛的洪水，刘畅深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这是一起怎样的矿难？这些内幕报道出去，会为遇难者家属带来公道吗？”刘畅问自己。

事实上，刘畅的报道非常有力地推动了案件真相的调查。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赶到矿难现场时曾说，感谢新闻监督，如果没有新闻舆论披露出来，至今，大家还会蒙在鼓里。

中央调查组赶到现场时，很多官员从行李中掏出来的，手里拿着的，都是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报道复印件。一些调查组负责人约见了刘畅，并对刘畅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和“慰问”，并要刘畅“不要担心安全问题，放心工作。”

主抓侦破藏尸灭迹案件的忻州市副市长宣明仁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立了大功。因为当时的情况不明，亟需突破，宣明仁命令警方研究刘畅采写的报道，从中分析了矿难目击者、搬运尸体者、运送尸体车辆等3条线索，他认为，刘畅即时、详尽的报道为案件突破提供了宝贵线索。

“因为记者的介入，有助于改变受害者的命运！”刘畅笑着说，“我喜欢干调查性报道的第二个原因，是有成就感。”

刘畅在回忆报告中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亲身参与揭露隐瞒‘矿难真相’的记者，无疑，是欣慰难忘的。多少天奔波在矿难现场、遇难者家属之间，我们感到自己的报道没有白费，而是有益地促进了真相大白，并保护了知情权等公众利益。正义，又一次展现了非凡的魅力和力量。”

“功成名就”的刘畅尽管已在“管理岗位”，但是安稳的生活却难以让他感到满足。2006年8月，一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第三次“土改”艰难破冰》再次见诸报端。“这是一场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变革，被称为继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土改’。”

与以往的《流泪的呼兰河——呼兰县许堡派出所侵犯女性权益系列报道》、《本案与程维高有关——举报的代价》、《乌金泪(黑龙江鸡西、鹤岗煤矿爆炸事故调查)》、《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华北第一例非典患者首次公开个人经历》等作品比起来，这是一篇相当“温和”的稿子。它深入客观地记述了记者看到的各种现实情况，并在篇尾平和地道出了这一重大政策面临的法律和现实困境，引人关注。“关于调查性报道，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调查性报道就必然是揭露性的题材，其实不然。”“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政策实施过程需要媒体的注视。守望和观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记者的职责。”

《流泪的呼兰河》、《艾滋病引发的血液官司》连续报道、《山西繁峙矿难系列报道》、《乌金泪》、《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本案与程维高有关》、《山东高唐“侮辱”县委书记事件调查》等。

《调查性报道：中国记者追寻真相的光荣与梦想》，载《青年记者》，2005年第十二期。

《中国记者的职业理想不会应阴影而消磨》，载《传媒》，2009年。

《和你在一起----调查河北邢台艾滋病问题经过》，载《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十一期。

《记者职业价值的所在：现场》，载《新闻战线》，2005年第十期。

《记者职业的美好追求：理想》，载《新闻战线》，2005年第十一期。

《记者的职业良知：坚守》，载《新闻战线》，2005年第十二期。

大地春如海，

男儿国是家。

龙灯花鼓夜，

仗剑走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