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堂

怀仁堂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燕京，仪銮殿被联军统帅，德国的瓦德西元帅占用，成为联军指挥部，但在1901年4月18日，该殿因为瓦德西所雇中国厨师用火不当，起火焚毁，导致一名德国人丧生。但也有指责此火为德国人所为者。

1902年慈禧回都后，耗资500余万两白银对该殿加以重建，改名佛照楼。1908年，慈禧病逝于此。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总统袁世凯将此楼改名为怀仁堂，并在此接见外宾、接受元旦朝贺。袁世凯死后，灵堂设于此处。其后黎元洪、徐世昌也沿用怀仁堂。曹锟就任总统后，将怀仁堂改为眷属居住场所。北洋政府结束后，怀仁堂长期闲置，成为当时北平市政府举办集体婚礼的场所。

开国大典之后，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会场——中南海怀仁堂，就交由政务院会场布置和管理，成为举办各种晚会的场所。当时大约十天半月就举办一次晚会，而京剧晚会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1950到1952年，所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几乎都到怀仁堂演出过：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萧长华、马连良、周信芳、言慧珠、李少春、袁世海、张英杰（盖叫天）、裘盛戎、姜妙香、叶盛章、李多奎、张云溪、张春华、李和曾、马富禄、李宗义、云燕铭、高玉倩……等表演艺术家。他们都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严谨的创作态度，使晚会达到尽量完美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到怀仁堂演戏，是给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副主席、朱德委员长汇报，不同一般的堂会。

怀仁堂授军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主席接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授予元帅军衔礼成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

毛泽东主席接着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人员。

怀仁堂正门位于南侧，进门后为前厅，北接礼堂，可供上千人开会。礼堂东西两侧各有一休息室。礼堂北有一门，进门为怀仁堂正厅，正厅北门通往后花园。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桌子两旁一边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一边有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分明。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1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指责他们的错误。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夹起皮包要退出会场。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周恩来也作了检讨。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其职能，批判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6页。）

1930年——中原大战：“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各派反对蒋介石的势力联合推选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

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

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怀仁堂签字；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

1955年——怀仁堂授衔，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授予十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元帅军衔；

1958年——反教条主义：刘伯承被打倒，成为批判对象；

1967年——二月逆流；

1976年——怀仁堂事变：“四人帮”被逮捕，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没有上课铃，没有班长喊起立，一句“开始吧”,中南海的集体学习课在怀仁堂一上就是近11年。至今共有100多名老师来到这里，给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内的高层官员上了80多堂课,平均每隔45天就有一堂课。谁有资格走进中南海讲课？中南海里的课又是怎么上的呢？

讲课不是做报告,更不是汇报工作，没什么禁忌

上课的“教室”设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课桌”由一圈圈同心椭圆形的桌子构成。一般情况下,听讲人数约有五六十位。“学生”按由外向里、由后到前顺序,依次是各部委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坐在最内圈的前头,讲课专家在其对面。

讲义被印成放大版,人手一份,“每讲到翻页处,总能听到齐刷刷的翻页声”。在这里授过课的时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教授陈雪薇回忆说:“外界可能认为这样上课是务虚的,事实上是非常实际的。我们都掌握了材料和实例,不是做报告,更不是汇报工作。好比老师们在办公室讨论问题一样,没有什么禁忌。”

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也表示:“领导们看问题的角度非常实在，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敏感话题，也没什么禁区，谈的多是热点，讨论非常热烈。”

整个学习时间一般在120分钟左右。通常有两位讲师，每位讲师按照既定计划各讲40分钟,之后30分钟用于讨论和提问,最后由总书记总结发言，再宣布学习结束。

中南海的课程表涉猎面极广,其中经济、法律议题出现的频率最高。此外,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热点话题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学生们”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做笔记。

走进中南海,成为不少老师们履历中的重要一笔。这些被外界称为“中南海讲师”的老师，来自全国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他们有时会耗时半年备课，只为给为数不多的“学生”上一堂主题课。

周叶中是“中南海讲堂”的“首批讲师”。这位年轻的博导当时并没想过自己能在39岁这一年走进中南海授课。

2002年12月12日，正在学校上课的周叶中接到司法部电话，要他立即北上京城接受一个课题。周叶中到了北京后才知道，课题是给政治局领导做宪法讲座。给周叶中备课的时间并不长，用他的话说“准备时间很匆忙”。当时还有其他几家著名院校也在争取这个课题。

“我和社科院、人民大学的专家分头做这个课题。接到任务的第二天我就返回武汉写讲稿，5天后把初稿交到了司法部。司法部领导决定让我在吸取其他学者讲稿优点的基础上，将讲稿修订完成。”周叶中说。

在几轮试讲中，至少有十几位部级领导和专家来听。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研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等单位领导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对讲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可以说这个课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据《小康》杂志报道,在为政治局委员正式讲课前,一般会进行三轮试讲,“起码是两轮,课题组成员、相关部委领导和中办、中研室负责领导都会参加试讲。对于试讲者的音高、语调、语气、语速等诸多演讲要素都会提出指导性建议,直到大家基本满意为止。”

时间已过去十多年,但2002年12月26日的那次讲课,周叶中仍然历历在目。

那一天,这位武汉大学的年轻教授坐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跟随着警卫引导,缓缓驶进了中南海西门。下午1点20分,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不算大的会议室。1点45分左右，领导们陆陆续续地来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走进会场,老远就招手示意,并连声喊“老师好”。走近后,温家宝紧握着周叶中的手说:“我们今天来听你的课,都是你的学生。”

到了1点50分,大家都到齐了。

“大家对学习都很认真,很积极嘛,那我们就早点开始吧。”周叶中记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了这句话后,第十六届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就提前10分钟开始了。

上课时间是下午两点，原计划讲两个小时，再讨论一会儿，四点半结束。不过，这堂课后来因为讨论得很深入，“拖堂”了，课程被延长到了下午5点多。

“领导们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做笔记。课讲完后，就有关问题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深入讨论。胡锦涛同志在课后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谈学习的重要性。”周叶中回忆。

周叶中参与讲课的这次学习活动，是当时那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第一次。集体学习由此开了个头，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了下来。

半数以上讲课老师都有“洋”背景。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2006年，他走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作讲解，主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徐勇表示，想要走进中南海，首先要在某一领域里有所建树，政治上也要可靠。相关部门对主讲人有一系列的评估程序，通过后才进入准备阶段。

据了解，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的确定主要有两个途径：一类是高层领导根据自己的关注亲自点题，另一类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等相关课题组人员根据当前热点问题进行筛选并报批。

到中南海讲课的老师半数以上都拥有海外留学或担任海外访问学者的背景。从每堂课的讲师配置来看,常常是由两名老师同时授课,年龄结构上“老、中、青”兼备,主要集中在45至55岁之间。

定好人选后，给老师们的备课时间并不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在2007年11月接到了来自人社部的电话通知,此后半年他都在紧张地准备。周叶中则只有15天时间备课。

进中南海授课，在程序上主要由推荐主讲者、选拔主讲者、撰写初稿、几轮甚至几十轮讨论修改、定稿、正式讲课座谈等环节组成。

从运作机制上看，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研室和相关部委机构共同牵头组织，先协商出一个意向性的题目，然后报中央有关方面审批，批准后再确定主讲人。比如法治方面主要由司法部具体组织，其他有关部门参与；而外交方面主要由外交部具体组织。

徐勇说，自己所做的是系统地对某一问题进行介绍，将来龙去脉以及发展趋势阐述得清楚全面，而不是宣扬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重在讲解而不是讲课。

在这次经历中，最让徐勇感动的是领导的人情味儿。

“老师们的紧张在所难免，在上课之前，领导们会过来跟大伙聊天，说说轻松的话题，大家也就放松下来了。”徐勇说。

徐勇认为，这种集中的学习方式制度化地延续下来，是中央领导做的一个很好的表率，可以给地方学习借鉴。建设学习型政党，中央领导带了一个好头。

 “对于政治局的官员来说,这种讲课当然是有好处的。虽然党小组也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政治局也有其他的读书会,但是据我所知,集体讲课学习的形式只有这一个。可以说,通过这种学习,政治局获得了相关知识的储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指出,一个政策的修订、出台,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知识储备之外,还需要反复地考量和商讨。“选择一个课题进行学习,说明政治局对这一领域比较关心,它带来的是长期收益。”

“集体学习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以前只学法律,就叫法制讲座。1989年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后基本上是每年举办1至2次,每次是一个人主讲。”在中央集体学习形成制度前,就参与了两次法制讲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解释说。

而讲师们把到中南海授课看成是使自己的所学所研发挥影响力的途径。两次走进中南海上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就曾表示:“经济学家影响政策通常有三个途径:第一,做行政官员,把自己对经济问题的思考转为国家政策；第二,给政府做顾问；第三,做研究并发表相关的文章和报告,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在中南海授课无疑是第二种和第三种路径的最好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