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

按享受权利的主体分，人权包括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前者是指个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

人权通常是指普遍的人类权利,不论其管辖范围内或其他因素,诸如

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内容和分类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各种理论之间不仅有冲突也有重叠之处。所以本章节将人权的各种元素从错综复杂的理论中提取出来分列如下：

尽管对人权的具体认识与实践互不相同，但是对于一些人权的最基本的内容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生命权：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如果无法充分保障人的生命权，那么一切其它权利都是空中楼阁。无端剥夺人的生命，或者肆意对人施加恐吓、虐待和折磨，就是用一种非人权的待人方式。任由这种情况发生，个人权利就无从谈起。所以一般各国的刑法都将侵害他人生命权的罪行量刑最重。“生命权是一个人之所以被当作人类伙伴所必须享有的权利。”

自由权：“自由权”这个混合体词语不应存在，“权”已经是个包含了具体的规范，有容许和禁止的条文，而"自由"(Free)是含有无限制无约束性的主观感性概念性形容词，把无限(Free)局限于规范性"权"之内是不合逻辑的表达。

财产权：财产权是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延伸。如果一个人要生存下去、要有能力选择他喜欢的方式生存下去，一定要有物质作为支持，那么，对自我劳动的所得进行排他性的占有，就是生命权与自由权必不可少的保障。“人能够工作，能够靠自己的劳动成果生活，并把生活剩余的钱存起来留给子女或者自己的晚年，这都是人尊严的一部分。”财产权看似是一种物权，但其实质为人支配物，即支配自己正当所得的权利。

尊严权：尊严也是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合理延伸。如果一个人若无尊严，那么他的生命至多是一种无人格的形式。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尊严的价值早在古代就得到普遍的认同，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等。尊严权主要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互敬互爱，文明礼貌。如果一个人的尊严权被否认，就意味者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羞辱，威胁，骚扰，中伤他，那显然他就失去了“作为人类”的资格，这无疑是和人权所不容的。

获助权：获助权常常和“

尽管对于人权的具体内容和保障人权的具体方式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有的国家能花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去呵护宠物和家畜，但有的国家却为给儿童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医药和教育而挣扎。不仅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天壤之别，在文化传统方面也往往是千差万别。这些客观的事实严重的阻碍了人类关于人权在现实层面的共识，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强制移栽的人权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代英国思想家米尔恩提出了“作为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道德规范的多样性，得到某种共同体认可的权利，没有足够的理由被认为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共同体。第二，无论社会发展和道德规范存在多么大的差异，一些最低限度的人权必须得到所有共同体的一致拥护。总结起来，人权标准是最低的，所以才能成为普遍的；因为是普遍的，所以也只能是最低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怎样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沟通和扩大人权方面的国际共识已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主要议题之一。不仅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内思考人权，而且在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其它文明框架内省察人权，已形成一种“文明相容的人权观”，是缓和并逐步化解矛盾冲突的一条必由之路。

维也纳宣言

尽管以《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为代表的一系列人权宣言都肯定了人权的特殊性，指出实施人权原则必须考虑国家的特性和地域特征以及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但是社会普遍认同人权仍应有最低限度标准，“贫穷不能做为国家恐怖和酷刑的借口。”

对于人权概念的批评之一，主张人权是一种文化的帝国主义。尤其人权的概念在根本上是源自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虽然这种概念在西欧、日本和北美洲被普遍接受，但在其他国家可能不被接受。批评者质疑那些提倡人权的思想家例如约翰·洛克、密尔都是来自西方国家，同时这些西方国家自身也都做出帝国主义行径。这种论点还举出宗教来证明文化的霸权主义。然而，一些人也对文化霸权的批评论点提出反对。如：人权概念本身也有部分起源于其他的文明和宗教。人权在实践上也会与帝国主义的行径产生冲突，例如人权也能被转换作为民族自决的理论。

另一种批评则认为人权所主张的权利是具有阶层性的，因为各种不同权利之间的关系会互相影响。举例而言，要保障担任公职等政治权利不能不先确立一定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例如适当的教育。而后者是否应该被包括作为第一种基本的权利，则仍是争论的议题所在。

还有一种则批评人权概念是根基于自行订立的道德观上。如果这种道德观只是个人依据自己喜好而表达的要求，那么人权就不是客观的道德原则。美国哲学家Richard Rorty便认为人权只是根基于人类感情的表达上，而非一种理性的实现（不过，根基于利益理论的基础，他仍然支持法律上的人权）。Alasdair MacIntyre：人权其实与古代人类对于“独角兽和女巫的信仰相同”。这种批评与道德相对主义相近，它宣称道德是个人喜好、没有客观标准可衡量道德基准。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交由各成员国批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也明确了部分权利的有条件性或者绝对性。比如，第四条允许缔约国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并且正式宣布社会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减少原本应承担的义务，但减少的程度必须是客观需要前提下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得包括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而生命权，人格权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限制。第二十八条规定，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公约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