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

传播学的发源地是美国，除了上述条件之外，其产生还有独特的社会、学科背景:

在政治上，美国的政治家无论是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中，还是在四年一次的竞选中，都比较重视利用传播媒介进行政治宣传。在战争期间，政治家对传播媒介的依附更凸显出来。两次世界人战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也是宣传之战1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研究的深人，为传播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经济上，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里唯一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加强了经济实力的国家，传播学的兴起是与大众传播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的:

 经济发展导致美国向国际市场扩展，因此，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应运而生的大量广告公司、公关公司、调查公司等机构，在40年代有了空前的发展，企业普遍关注营销环节中的各种传播问题。美国的大众传播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和之后日益壮大，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完善的经济实体。大众传播业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传播规律，改进传播行为，增强传播效果。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空前发展，新的传播技术推动了传播业的发展，这一方面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获得信息的渠道;同时，媒介中的色情和暴力内容也严重地影响着受众。美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纷纷开始关注和研究传播业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

尽管传播学有着悠久的学术思想渊源，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并没有人专门研究传播问题，许多学者只是从各自的学科关心出发，附带性地对传播现象做了某种程度的考察。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

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倡始人之一，1926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母校和耶鲁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美国国会图书馆战时报道调查局局长，1955年出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拉斯韦尔在宣传研究领域拥有很大的影响。1927年，他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本书刺激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宣传研究，使之成为当时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拉斯韦尔曾经为宣传下过这样的定义：宣传就是运用象征符号来控制（人们的）群体态度，广义的宣传，就是运用各种表态方式以影响人们的行动的技术，这些表态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书写的、图画的或音乐的等。

卢因（Kurt Lewin，1890—1947）是德国犹太人，原在柏林大学任社会心理学教授，1933年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到美国，在艾奥瓦大学任教。卢因的主要专业领域是群体力学，他研究了不少群体传播的问题，如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制约、独裁的和民主的领袖对群体运作效率的影响等。卢因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卢因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概念。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达过程的研究当中，“把关”理论成为揭示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的控制机制的一种重要理论。

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是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应聘担任美国陆军部心理实验室主任。霍夫兰和他的实验室的任务，是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士气所起的作用和效果，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战后，霍夫兰带着他的研究资料回到耶鲁大学，主持“关于传播与态度改变的耶鲁项目”，并把战时的研究成果整理为《大众传播实验》（1949）一书出版。1953年，又出版了《传播与说服》。霍夫兰的学术关心在于揭示传播效果形成的诸条件，如信源的条件、传播方法和技巧的条件以及受传者本身的属性条件等，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实验。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一是把心理实验方法引进了传播学领域，二是他的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为否认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