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乌托邦
“电子乌托邦”(teletopia)是一种认为网络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的倾向思想,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寄予无条件的乐观主义期待,认为新的传播技术必将会把人类带入一个高度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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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乌托邦”(teletopia)思想是建立在对新媒介某些技术特性的期待的基础之上的。
有的学者认为,电子传播网络的双向性使每个人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它将改变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受到传播者支配的局面,使传播过程变得更加平等,而这种平等也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平等;有的学者认为,新媒介技术将保障每个人自主发表言论的权利和机会,并形成“真正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还有的学者认为,电子投票系统为全体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或参加政治选举提供了可能性,必将会带来一个普遍民主的社会等。
“电子乌托邦”思想有其历史渊源。
在大众传媒发展和普及的初期阶段,不少人就对它有过乌托邦式的期待,如布莱士对报纸在舆论的合理化、理性化以及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库利关于“印刷意味着民主”的断言等,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大众传播技术和工具的普及并没有必然导致民主和自由,也没有必然地促进“人性和道德”的发展,相反在一些传媒相当发达的国家(如德、意、日),甚至出现了极端的法西斯专制和暴政;而在另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人性的退化”反而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于是一些学者开始转向反面,试图通过对大众传播的单向性、强制性的分析来发现大众传播与专制或极权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也对现代“电子乌托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学者切特罗姆指出,麦克卢汉本人就曾试图用“部落文化”(口头媒介)、“脱部落文化”(文字和印刷媒介)、“重返部落文化”(电子媒介)来代替“伊甸园”、“人的堕落”和“重返天堂”,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媒介神话学”的基础上,与库利的“印刷意味着民主”的断言相反,麦克卢汉则认为文字和印刷媒介与“人的堕落”相对应。这些矛盾的论断也说明,任何一种“媒介乌托邦”或“电子乌托邦”思想都是缺乏历史依据和科学依据的。
这些观点看起来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新的媒介技术或传播工具的确蕴涵着广泛的可能性。但是,单纯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能保证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举个简单的例子,电话是一种双向媒介,但是电话并不保证通话双方社会关系的平等,相反,通话双方的社会关系是受到电话系统以外的众多因素制约的,如上下级关系、父子关系、劳资雇佣关系等。一种理想社会的到来,不仅需要技术上的条件,而且需要更为复杂的社会条件,其中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合理化以及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等。简单地断言某种传播技术或工具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形态的观点是幼稚的。
媒介技术或工具是中性的,它们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善”或“社会恶”。归根到底,媒介工具是人的创造物,重要的是人如何使用它,利用它来传播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社会目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式特性,而且取决于掌握和运作它的人和社会组织,取决于它们生产和传播的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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